澳軍司令表態：我們可以去中國周邊，但是解放軍不能靠近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軍方這套說辭背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顯露無遺，而當今世界權力結構與戰略現實早已發生深刻重塑。

近期，澳大利亞國防軍總司令約翰斯頓在《悉尼先驅晨報》獨家訪談中，向公眾拋出一套邏輯斷裂、立場鮮明的表述。這位即將結束任期的最高軍事長官再度搬出“中國軍事擴張論”老調，宣稱中國海軍力量持續增強后，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展開的常態化遠海部署，其戰略動因“難以預判”，因而構成“顯著安全風險”。

話音未落，他隨即坦承：澳軍艦機常年跨越數千公里，頻繁進入南海、東海乃至臺海周邊水域，執行偵察監視、聯合演訓與前沿存在任務。但面對中澳兩國在公海空間內性質高度相似的遠洋行動，他徑直啟用兩套彼此割裂的價值標尺——澳方深入亞太腹地屬于“履行國際責任”，中方駛入南太平洋公海卻被定性為“釋放模糊信號”，必須“嚴密監控、及時反制”。

同一段對話中并存兩種完全對立的判定范式，內在張力躍然紙上。

（澳大利亞國防軍總司令）

澳軍年年來中國附近，卻自稱是“例行航渡”

僅憑澳方官員單方面陳述，外界極易誤判其對華周邊軍事活動屬臨時性過境行為。事實卻是：過去十余年，澳海空軍力量持續、高頻、定向部署于中國近海海域，絕非偶然穿行，而是系統化、機制化的長期戰備安排。

在南海方向，澳大利亞長期配合美英等盟國實施所謂“航行自由”宣示行動，定期派遣護衛艦、巡邏機及電子偵察平臺進入相關海域。所有行動均統一冠以“捍衛國際法”“保障全球航道暢通”之名，將帶有明確指向性的軍事介入，包裝為維護多邊秩序的道義擔當；把與域外勢力合練、穿越敏感海峽等戰術動作，美化為常規防務協作與標準海上通行。

但基本地理常識無法繞開：南海、臺灣海峽距澳大利亞本土逾四千公里，既無歷史管轄依據，亦無現實安全關聯。如此遠距離投送兵力至他國毗鄰海域，本就天然具備戰略施壓屬性。可澳方始終以規則解釋者自居，對他國正當海上行動橫加審視，卻刻意淡化自身跨半球軍事前出的本質特征。

更值得警惕的是，澳方不僅無意收手，反而公開承諾將持續擴大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密度。這并非臨時政策調整，而是其深度嵌入印太戰略框架下的結構性選擇——年度聯合演訓場次逐年遞增，與美日菲等國的聯合作戰協同日趨緊密，區域軍事能見度持續攀升，卻始終用“支持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話語外殼，掩蓋其強化地緣制衡的真實意圖。

澳方反復強調自身行動“有法可依”，卻刻意回避最根本的法理悖論：若其行為確屬合法行使權利，則理應尊重并接納他國在相同海域的對等實踐。當前中國海軍遠海訓練已覆蓋西太、印太乃至南太全域，澳方一面加碼對中國近海的軍事滲透，一面否定中方在公海空間內的合法存在權。此類雙重標準早已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知的事實，再華麗的外交修辭也難掩其服務于特定地緣博弈目標的本質。

解放軍不能靠近澳大利亞？

今年7月，當被問及中國海軍編隊在澳大利亞專屬經濟區外海域組織實彈演習時，約翰斯頓當場亮明其評判邏輯：澳軍赴中國周邊是“守護全球公域秩序”，中方艦艇出現在澳洲鄰近公海則是“彰顯軍事威懾意圖”，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此番表態直接將爭議焦點從地理坐標轉向澳方一貫奉行的差別化價值體系。需明確指出：中國艦艇全程嚴格限定于國際法所定義的公海范圍，且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1條要求，提前十五日向國際海事組織提交實彈射擊通告，明確劃定禁航區域并提供避讓指引。只要未侵入他國領海或毗連區，各國軍艦在公海開展航行、操演、補給等活動，均為主權國家固有權利。

然而澳方卻第一時間發布“嚴重關切”聲明，稱此類行動“可能加劇地區不穩定態勢”。

歸根結底，完全一致的公海行為，只要隸屬澳美同盟體系，即被賦予“透明、規范、建設性”的正面標簽；一旦由中方執行，便立即被貼上“挑釁、失衡、不可預測”的負面印記。同樣遵循《公約》條款的航行實踐，一個被冠以“自由航行”的崇高稱謂，另一個卻被污名為“灰色地帶施壓”，這套話語權主導權的歸屬，早已不證自明。

從國際法視角審視，軍艦在公海行使航行、訓練、演訓等權利，前提是不侵犯他國主權與管轄權，此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6至90條明確確認的基本準則。中國海軍近年遠海訓練頻次穩步提升，赴西太平洋、印度洋及南太平洋執行多樣化任務，正是建設世界一流海軍進程中必然的戰略延伸。既然澳方可將軍艦常態化部署至中國近海，中國海軍自然有權在澳大利亞周邊公海開展符合國際規范的遠洋實訓。

約翰斯頓反復強調“性質截然不同”，實質反映的是其深層認知仍滯留在舊有霸權秩序慣性之中。澳大利亞長期依托美國主導的安全架構運行，習慣將西太平洋視為盟友勢力范圍內的“準內湖”，尚未真正接受中國海軍作為全球性力量參與區域事務的新常態。當中國艦艇開始常態化出現在南太平洋、塔斯曼海甚至澳大利亞東海岸外海時，澳方感受到的認知沖擊，遠超實際軍事層面的影響程度。

難道澳大利亞仍沉溺于殖民時代的歷史幻覺？以為僅靠幾艘驅護艦抵近就能迫使中國妥協退讓，這種想法既脫離現實又顯得荒謬。本質上，這類國家面對中國崛起時，潛意識里的優越感與刻板偏見從未真正消解，卻又不得不正視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中國已是具備完整主權意志與強大防御能力的全球性大國。

依托自主可控的造船工業、尖端艦載武器系統與全要素作戰保障體系，中國海軍已突破近岸防衛的傳統邊界，形成覆蓋三大洋的跨戰區遂行能力。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到南太平洋，遠海訓練不再是階段性突破，而是制度化、標準化、常態化的戰略實踐。這絕非幾句主觀質疑所能動搖的發展進程，而是國家綜合實力躍升與海外利益拓展在海洋維度的自然映射。任何秉持客觀立場的觀察者都會認同：只要恪守國際法框架，遠海行動本身即具充分正當性與合法性。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文本百年未變，澳方對條款的適用尺度卻隨航行主體國籍變化而彈性浮動，這正是約翰斯頓言論矛盾性的根本癥結所在。他真正信奉的并非法律條文本身，而是服務于西方陣營利益導向的“情境化規則工具”。

這種做法本質就是赤裸裸的選擇性適用，澳大利亞若想充分享有公海自由航行的權利，就必須承認規則適用于所有締約國的基本前提。那種只主張特權、規避義務的海洋霸權邏輯，早已隨著多極格局深化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而徹底失效。

從個體動機分析，約翰斯頓特意選在其職務交接前夕集中釋放涉華強硬信號，顯然帶有清晰的政治操作意圖。澳大利亞國內政治生態長期依賴外部威脅敘事凝聚共識，軍方高層離任前借對華議題發聲，已成為鞏固個人影響力、維系軍方話語權的慣常路徑。此舉實質是以犧牲中澳關系長期穩定為代價，換取短期政治資本的功利主義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