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長期占主導地位的、無歧視開放市場范式已不再適用。因此，必須回答一系列復雜問題。執政聯盟提出了一份內容全面、在某些方面也頗為細碎的“促進增長與就業計劃”。正如卡爾·席勒早已指出的那樣，供給側政策很容易演變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雜貨鋪”。當然，政策工具往往是越多越好，比如減稅。
但總體而言，方向是對的，逐漸顯現出的政策思路也令人鼓舞。需要批評的是其中的缺口，比如如何在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同時增強勞動力潛力，以及如何解決高能源成本問題。
應當明確的是，短期內能夠扭轉的首先只是市場情緒，而前提是這種情緒變化要先于人們對更高增長潛力的預期。這要求人們對政治行為者抱有信任。執政聯盟上周達成結果的方式和風格，本身就是對此的重要貢獻。接下來，關鍵在于著眼未來兌現這一承諾，并認真對待結構性挑戰。
德國以出口導向和工業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正面臨巨大壓力。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不公平貿易做法以及部分經濟體所爭取的競爭優勢，都在產生影響，脫碳轉型也是如此。
地緣政治風險形勢要求國民經濟具備更強韌性和防務能力。如果生產能力被轉向軍工，國家對供給側的政治介入就會自動增強。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就意味著國家將以產業政策的形式，更深地介入經濟結構轉型，這種介入的性質已發生變化。
但我們在論證層面并沒有做好準備。既然長期占主導地位的無歧視開放市場范式已不再成立，就必須回答一些復雜問題：哪些關鍵原材料必須以何種方式加以管理？為了保障生產鏈安全，哪些關鍵產品必須在本國生產？哪些與安全相關的物資不僅需要本土制造，還要求其基礎原料也在國內生產？
我們必須討論數量問題，而這恰恰是經濟學家平時通常通過價格和價格機制來論證的領域。脫碳轉型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問題。因為即便不考慮地緣政治條件，在缺乏全球規則和協調的情況下，氣候保護政策——即排放交易體系中的二氧化碳價格——也會削弱歐洲生產能力的競爭力。
但從韌性的角度看，這并不是可以輕易接受的結果。這也使得二氧化碳邊境調節機制，或其替代方案——免費配額——顯得更加重要。此外，如果不想對新一輪外部沖擊的后果袖手旁觀，對外經濟政策也必須作出回應。這里所說的后果，源于大規模補貼以及匯率被嚴重低估。
所有這些，在秩序政策層面只能作出類別上的界定；但在政策的具體設計上，尤其是各行業的具體需求方面，并不存在由理論直接給出的指引。對此，必須在個案中展開經濟和政治層面的爭論。這將常常需要非常規解決方案，并由政治上的國家理性來主導。無論如何，宣講秩序政策的時代已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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