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來,2023年鐵翁(陳鐵健)八十有九了。這年中秋邊,我擬與鄧野上京為之慶祝九十大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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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鐵健九十文錄》
我以舊文《陳鐵健學(xué)術(shù)素描》(見《悅讀》雜志第44卷)中的嵌名聯(lián)“尋真無悔仗鐵肩,書香多姿有健筆”,寫成扇面裝框作壽禮。鐵翁在微信圈里見了圖片甚喜,囑先別寄,待見面交他。
然新冠路阻,我們無法如約至京。只得期待后會有期,豈料不久即見他所在單位于11月29日發(fā)布的訃告:
訃告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享受國務(wù)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退休干部陳鐵健同志,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23年11月23日7時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根據(jù)陳鐵健同志遺愿,喪事從簡。遵照家屬意愿,不對外舉行送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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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鐵健先生訃告
為彌補前年的遺憾,今年5月16日我與鄧野相約赴京追悼鐵翁,卻意外讀到鐵翁留給愛妻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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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鐵健先生遺書一
丕軍:
我的最好的老伴。
十年前確診慢阻肺,如今已是晚期。去冬染新冠病毒后,心肺俱傷,從日行萬步,到只在室內(nèi)漫步;手杖支撐,移動很難,睡眠尤其困難,安眠藥已無半點作用,近十多天,每夜只睡一、二小時,甚至徹夜不眠,平躺呼吸困難,咳嗽不停,倒臥則褥瘡疼痛難忍。總之,病入膏肓,無藥可治,與其浪費資源,拖累家人,尤其是拖累——你及親友,心更不安,自我了斷,在我應(yīng)是最好的選擇。
我倆相識、相知、相愛三十年,苦辣酸甜,恩愛情憂,幾乎嘗遍。雖因避免逆子騷擾而選擇離異,情愛卻未消失。你對我的關(guān)愛照料,我永世難忘。我走之后,你會選擇更好的生活,過好新的三十年。
忘了我,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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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鐵健先生遺書二
令我震驚,原來鐵翁是趁夫人短暫外出的空檔伺機“自我了斷”的!
有遺書在案,我才能依稀讀懂那些謎一般的紀念文字。
常州瞿秋白紀念館首任館長趙庚林說:“三月前,還在整理著他的‘九十文錄’的書稿,走得太急促了,不想麻煩他人,走得又那么靜悄無聲……”(《“治史唯真”陳鐵健》)。
他的弟子北大教授黃道炫說:“陳老師晚年狀態(tài)很好”,“微信朋友圈里經(jīng)常可看到他賞玩書、畫、石、硯,不時點評新出的書籍、論文,保持著一貫的敏銳、熱情。然而,這一切,意外地戛然而止。陳老師對事瀟灑,對人瀟灑,對自己也瀟灑,時間地老天荒,人力終有窮盡,老師就這么跨過了生死時間的門檻。”(《陳師鐵健:文有呼嘯之聲》)。
他導(dǎo)師李新之子、作家李大興說:“陳先生在九秩高壽安排好身后事,然后從容離去,令生者如我悲傷,而又更多感佩。他畢生忠于師友,愛護親人,而又從不愿麻煩別人;他親歷大歷史變幻,見證許多命運沉浮如塵埃,卻一直努力主導(dǎo)自己的人生;他并非激烈之人,卻用文章與行動,履踐了‘特立獨行’這個詞本來的意義,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也未必有多少人能理解的。”(《屢經(jīng)風雨但存真——懷念陳鐵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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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真無悔:陳鐵健八十文錄》
凡此種種,都在為鐵翁遺書中以“自我了斷”為“最好的選擇”云云,作注腳,凸現(xiàn)其人格之高潔。“一路瀟灑多遺愛,生死看破不求人”(李大興之兄挽聯(lián))。
然而鐵翁之另類走法,無疑令他的親友弟子尤其是小他十九歲與之恩愛三十年的“最好的老伴”陷入難以自拔的痛苦與思念。
6月3日16:23常老師有微信致我:
我實在不想讓他這樣離去,他太理性也太狠心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多么希望能陪在他的床邊多幾年,陪他在醫(yī)院里壽終正寢該多好!可他沒有給我機會,留下了無盡的遺憾。
一年多了,只要靜下來,無時無刻不在想鐵健,這三十年我倆既是生活更是精神的伴侶。有人說我們是神仙伴侶,我心里是認可的。真是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呀!沒辦法,陰陽兩隔,再也見不到,摸不著了。
(三個流淚表情)謝謝您的理解和關(guān)愛!
(三個合十三朵玫瑰)
作為一個勘古察今的歷史學(xué)家鐵翁的現(xiàn)實處境,顯然不同于文革中自殺的陳夢家(1901——1966)、傅雷(1908——1966),他們不堪凌辱,以死抗爭。
鐵翁九十年風雨兼程,其間雖有驚卻多無險,雖長期處社科院之邊緣但那是他安貧樂道無意仕途有志學(xué)術(shù)的理性選擇,雖未大富大貴但上有恩師提攜下有弟子擁戴且著述等身堪稱功成名就,雖親生兒子不孝但有愛妻相伴日子也甚滋潤,雖患慢阻肺兼被新冠侵襲痛苦不堪,但觀其遺書邏輯清晰筆健如常并沒到奪命之境……,令人百思不解:鐵翁為何要如此這般“自我了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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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陳鐵健先生合影
近代史研究所的朋友也多有不解:陳先生棄世的準確時間同仁不忍細問,至今也沒有開個追思會之類的活動。陳先生太決絕了。(合十)這是六月九日近代史所朋友在微信對我的回答。
鐵翁青年時代有過保密工作的經(jīng)驗。他的“自我了斷”非一時沖動之舉,而是周密策劃的行為藝術(shù),義無反顧的赴死。我倒覺得這如同歷史上梁濟(1858——1918)、王國維(1877——1927)之自殺,須從文化上尋找答案。
梁、王二位貌似殉清實皆殉文化。他們皆以“主義為本位”,“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故不容不殉”。
梁濟與兒子梁漱溟最后的對話推出天問:這個世界會好嗎?于1918年11月8日六十歲生日前夕從容投北京積水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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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挽王國維聯(lián)手稿
王國維留給小兒子的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斂,即行藁葬于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于城內(nèi)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chǎn)分文遺汝,然茍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于1927年6月2日上午11時許從容投昆明湖。
陳獨秀說,梁先生“想用對清殉節(jié)的精神,來提倡中國的綱常名教,救濟社會的墮落”。(《對于梁巨川先生自殺之感想》)
梁啟超說:“違心茍活,比自殺還更苦,一死明志,較偷生還更樂”,所以王國維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xué)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
他進而分析:“王先生的性格很復(fù)雜而且又可以說很矛盾。他的頭腦很冷靜,脾氣很和平,情感很濃厚,這是可以從他的著述、談話和文學(xué)作品看出來的。只因有此三種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結(jié)果可以至于自殺。他對于社會,因為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濃厚的情感所以常常發(fā)生莫明的悲憤。積日既久,只有自殺之一途。”(《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
卓如任公避開西方的自殺觀,試圖從始于屈原的自沉傳統(tǒng)揭示王國維之死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一洗意氣之爭,既體貼又超脫。字里行間令我仿佛見到鐵翁的身影。
陳寅恪則為王國維樹立起“文化遺民”的精神豐碑:“士之讀書治學(xué),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xué)說或有時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華大學(xué)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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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紀念碑
其實王國維無論為廢帝之師還是清華導(dǎo)師,他的待遇、成果都相當可觀,他只是惟恐北伐革命軍奪了他的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甚至如湖南讀書種子葉德輝被奪了命,于是主動赴死。
倒是陳寅恪真的死在渴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途中,盡管他不是自殺身亡的。從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為幾代知識分子的理想,更是鐵翁之史學(xué)追求。
如同王國維,鐵翁也有著濃重的悲劇情結(jié),因而對近代史上悲劇人物陳獨秀、瞿秋白心有戚戚。于不準懷疑處質(zhì)疑,不合時宜地“非弄個究竟不可”。于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知其走向最后的覺悟:破蘇共死局探科學(xué)的民主真諦;從瞿秋白《多余的話》見書生革命之悲劇情懷:破“歷史的誤會”而“徹底暴露內(nèi)心的真相”。
鐵肩擔道義,于是有“悲劇史家”之稱。鐵翁心路歷程與獨秀相同,性格氣質(zhì)離秋白更近,從而形成了他唯真唯實的史學(xu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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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唯真》
歷史學(xué)的第一標準是真實,是史鏡,而非“勝利者的宣傳”。
歷史學(xué)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誠,無所禁忌,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書寫真實的歷史》)
這本史家常識,并不玄妙,但在這真理過剩真相奇缺的土地上竟成奢望。陳獨秀晚年“要為中國大多數(shù)人說話,不愿意為任何黨派所拘束”,身后被他曾創(chuàng)建的黨派冠以九頂鐵帽;瞿秋白就義前夕“卸下戲服”,以“多余的話”告別“美麗的世界”,身后卻遭“陽謀論”者掘墓鞭尸!
盡管經(jīng)朝野艱難努力,陳獨秀的鐵帽已被摘下幾頂,瞿秋白的鐵案終于平反,但陳研瞿研仍是令人心悸的畏途,更不要說司馬遷“秉筆直書”的慘痛代價。
鐵翁不由得仰天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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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傳》
歷史何以如此顛倒不公?我親身經(jīng)歷過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與“文革”,目睹理想與手段、夢幻與現(xiàn)實、信仰與操守、陽謀與陰招、人性與獸性,種種詭譎怪異,難以理解的世相變態(tài),不能不對之質(zhì)疑、反詰、批判,并追根溯源,弄個明白。(《書寫真實的歷史》)
他深知:“偽造歷史,往往是為了現(xiàn)實中不可人的目的”,而“還原歷史真實面目,是為了認識現(xiàn)在的問題和未來的路。不吸取歷史教訓(xùn),現(xiàn)在的錯誤可能就是過去錯誤的延續(xù)”;“凈化歷史并非否定一切,而是排除壞的種種,保留好的種種,從而擺脫危機,使政治清明,經(jīng)濟發(fā)展,文化繁榮,人民生活富足,思想行動自由。”(陳香《陳鐵健:吾以吾心對歷史》)這才是治史唯真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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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
為此他不僅奉行師訓(xùn):斥教條、去盲從、反專制、爭民主,倡言改革開放,崇尚自由獨立。而且主張擺脫黨派斗爭格局,排除意識形態(tài)干擾。甚至認為史學(xué)家“應(yīng)該站在第三方的立場來看歷史”。
這當然近乎“癡心妄想”。而自然令之陷入極度痛苦之中。他說:我在寫一些東西的時候,也會有放聲一哭的沖動。別人不太理解我,我也不要求別人的理解。于是有陳獨秀式的決絕:“我絕對不怕孤立”,有瞿秋白式的感慨:悠悠我心,昭昭可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陳香《陳鐵健:吾以吾心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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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瞿秋白卷》
李大興在紀念文字說:在陳先生面前,我說話比較隨意,就一半自嘲一半真誠地說出“人生毫無意義”、“生命是一次性消費”之類的話,不料陳先生表示理解。
陳先生的反應(yīng)倒讓我頗為愕然,而且他對世事人生表達了嚴厲的認知。我忽然覺到在他溫和的外表下,有相當決然的思想與悲觀的態(tài)度。(《屢經(jīng)風雨但存真——懷念陳鐵健先生》)可謂知音。
陳香訪談記載的鐵翁七十歲時的憂思。其八十文錄書名為:尋真無悔。又經(jīng)過十年的沉思,其“決絕的思想與悲觀的態(tài)度”,讓他從尋真無悔,轉(zhuǎn)而殉真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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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話》
其遺書之結(jié)語:忘了我,我走了!竟然也是秋白式的話語。《多余的語》“告別”一節(jié)說:
我留戀什么?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jīng)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我只覺得十分難受,……但愿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
有弟子在紀念文字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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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石頭記》,石鐘揚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用了“大休息”來表明自己對死亡的態(tài)度。我想,如今已登臨彼岸世界的陳先生,當可“大逍遙”了。(黃嶺峻《回憶陳鐵健師的幾個片斷》
2025年7月11日21時
揮汗寫就于金陵寶華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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