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運動”爆發后,賀子珍的哥哥、時任福建省副省長的賀敏學受到了沖擊。有人直接找到賀敏學,要他出面揭發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賀敏學不僅直接拒絕,還將葉飛的子女接到自家照料,讓他們有個落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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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敏學
后來賀敏學還對身邊的人說:“他們說這個是叛徒,那個是走資派,簡直是無稽之談,是政治迫害。當年參加革命,誰不是提著腦袋干的?現在福建工廠停產,學校停課,黨政機關全癱瘓了……再這樣下去,自己非把自己搞垮不可!”
有好心人勸賀敏學避一避,但他的回答很簡單:“我沒做過虧心事,何況要相信群眾,他們是會講道理的。”
1967年2月初的一個深夜,一輛華沙牌小汽車和一輛軍用大卡車停在賀敏學家門口,車上跳下幾名持槍的解放軍和一伙戴紅袖章的造反派,他們強行闖進了賀家,把63歲的賀敏學抓走關了起來,并給賀敏學扣上了“葉飛黑干將”“三反分子”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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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敏學被關在臨時設立的“牛棚”,他經常被押出去參加批斗。在一次雨中的批斗會上,造反派按賀敏學的頭讓他“低頭認罪”,但他就是不低頭。造反派把他的頭按下去,他又抬起來,再按,再抬……
賀敏學的妻子李立英沒有被造反派嚇住,她通過女兒賀小平的聯系,把賀敏學被關押的情況傳遞給了在北京的李敏,李敏又向毛澤東匯報了賀敏學的處境。毛澤東聽完后,沉默了一會兒,最終感嘆道:“你舅舅是個好人!”
毛澤東發了話后,中央向福建方面傳達了對賀敏學“審慎處理”的意向。最終賀敏學在被關押83天后,終于獲釋回家。
賀敏學雖然得到了解放,但沒恢復工作,他便給周恩來寫了封信,大意是:自參加黨以來,黨就是我的家,沒有黨就沒有我的一切,沒有革命工作,生活就失去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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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敏學(后排中)
在周恩來的關心下,賀敏學被安排在省革委會相關的“學習班”體系里掛名,名義上有個位置,實質上無事可做。賀敏學學習完后,仍然賦閑了很長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里,賀敏學真的成了街坊口中的“老依伯”,誰家里有事,他都去幫忙,街道上有什么雜活,他也都去干。一個井岡山時期就跟在毛澤東身邊的人,一個指揮過全軍最早渡江作戰的將領,此時安靜地待在福州的巷子里,等一個他知道自己終會等到的東西。
1973年12月,皮定均出任福州軍區司令員;1974年11月,廖志高出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福建政局開始出現縫隙里的光亮。
1975年1月,賀敏學赴京參加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他在會上見到了剛被“解放”、出任交通部部長的老戰友葉飛,兩個人劫后重逢,“都有說不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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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敏學(中)
賀敏學回到福州后,廖志高親自去看望他,并提出:“省里要恢復基本建設委員會,請你掛帥。”此時賀敏學已經72歲,舊傷仍在,身體大不如前,但他沒有任何矯情,而是欣然同意。
1975年5月,賀敏學正式出任福建省建委(當時為基本建設局)主任。但當時“四人幫”在福建工交口的代理人仍在位,省革委會副主任中有人把持工交和建委領導權,“擅長煽風點火,不諳業務”,他們的派性斗爭把福建的經濟攪得一塌糊涂。賀敏學頂著巨大的力量開展工作,不時遭到無理指責,但他一直堅持了下來。
“四人幫”被粉碎后,賀敏學歷任福建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88年4月26日,賀敏學在福州病逝,終年84歲。福建省委在悼詞中給賀敏學的定性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久經考驗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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