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強：論“數字正義”的祛魅 | 法制與社會發展202604

【作者】劉志強（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大法律信息網簽約作者）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法制與社會發展》2026年第4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從本體論、權力論、程序論三重維度審視“數字正義”，存在三種理論困境，現在學術界所認為的“數字正義”，并非真實的正義形態。就本體維度而言，數字技術受限于“正義不可計算”悖論及算法價值偏見，難以承載正義的規范性內涵。就權力層面而言，算法權力的司法殖民化與技術權力的主權擴張，引發權力失衡。就程序視角來說，數字鴻溝加劇導致“可視正義”幻象與實質正義疏離，程序正當性面臨著消解風險。就重構論視域來說，數字司法需堅守以人為本的傳統司法理念，重構價值包容性、技術透明性、程序可逆性的司法評估體系，并確立數字司法應用的三階價值審查機制與失效救濟機制。應通過平衡技術賦能與權利保障，來實現數字時代的人權守護。

關鍵詞：數字正義；算法權力；技術倫理；司法異化

目次 一、本體論維度下“數字正義”隱含規范性危機 二、權力論層面下“數字正義”的內在沖突 三、程序論視角下“數字正義”存在的深層張力 四、重構論視域下數字司法需堅守以人為本理念 結 語

“數字正義”這一概念，最先由伊森·凱什（Ethan Katsh）和奧娜·拉比諾維奇·艾尼（Orna Rabinovich-Einy）提出。他們認為，數字正義指依托一系列數字技術來提升司法的效率和公平，促進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雙重實現，以數字化方式“接近”正義。這一概念自誕生之初，便一直為我國司法實務界和法學界所接納與認同。

我們經常援用“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但是“數字正義”是否就是傳統正義的體現呢？從概念辨析看，作為抽象價值理念的正義與作為具體法律實踐的司法，兩者均對應Justice。兩者雖各有側重，但本質共生。司法需以正義為價值指引，正義亦依賴司法制度實現具體化。在數字技術賦能的背景下，傳統正義內涵面臨異化挑戰，對技術效率的推崇可能弱化人權保障的根本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絕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的感情、損害人民群眾的權益。這一定位揭示了司法必須以人民為中心，其終極價值在于保障人權而非單純技術迭代。

目前，數字技術已然應用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極大地提高了處理事務的效率，但同時也帶來諸多挑戰?！皵底终x”被認為可以實現司法“正義”。對此，筆者尚存疑慮：“數字正義”能否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正義？基于此，本文將對“數字正義”的概念及其學術史進行厘定和檢視。關于“數字正義”的研究，當前我國理論與實務界主要圍繞以下兩類議題展開。一是對“數字正義”的實踐推廣。自從凱什和艾尼提出“數字正義”這一概念后，其觀點已被我國實務界與學術界廣泛接納并本土化。司法實務界以“司法智能化”為操作路徑，強調數字技術對訴訟程序的優化。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利用區塊鏈存證和在線訴訟平臺來“有效破解電子證據取證、存證、認證難題”，而浙江的“移動微法院”旨在全時空在線高效協同便民法治。這些實踐本質上是對凱什和艾尼“數字化接近正義”的直接回應，卻混淆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將技術效度等同于實質正義。二是對“數字正義”的學術研究。其中一種類型的研究是從規范層面進行理論構建。如馬長山認為，“數字正義是算法治理的實踐標尺”，其主張通過算法透明性實現“計算正義”，將“數字正義”解釋為“信息分享與控制的平衡”。周尚君則將“數字正義”認定為“數字技術應用，尤其是算法應用滿足人權、正義、法治價值的一種理想狀態”。高瑩從司法場域的雙向互動維度主張，“數字正義”實質上是保證公正審判的權利獲得與權力運行。此類觀點仍未脫離凱什和艾尼的研究框架，忽略了技術權力對傳統法律關系規范的解構，導致司法價值追求“用可能性取代規范性”。還有一種類型的研究是將“數字技術應用”與“社會正義實現”簡單因果化。如汪超等認為，網絡仲裁程序通過技術賦能“突破程序正義的物理限制”，但這一論斷未回應算法偏見與數字鴻溝對人類主體的排斥。更有意思的是，凱什主張的“效率—公正”二重性被異化為技術決定論，如高景峰斷言“數字檢察通過數據挖掘精準預防犯罪”可推動“超驗性正義”，這實則掩蓋了技術壟斷對司法裁量權的侵蝕。因此，無論是司法實務界還是學術界，目前均一致認為“數字正義”屬于正義的范疇。吊詭的是，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杰夫·辛頓（Geoff Hinton）卻提出“AI失控預警”，以說明人類無法克服技術理性的客觀悖論。也就是說，“數字正義”的“技術中心主義”傾向已遭質疑。既然數字技術的應用存在著風險和挑戰，那么，“數字正義”是否存在？“數字正義”是否屬于正義范疇？如何維護數字時代下的正義？這不僅是數字法治必須深究的重大命題，也是數字時代背景下如何維護人權的時代之問。在此需交代一下“數字正義”與“數字司法”的關系。本文認為，“數字正義”主要是指一種理念層面的價值主張，即認為數字技術能夠賦能正義實現；“數字司法”則是該理念在司法領域的具體實踐，它借助技術工具在訴訟程序、司法裁判輔助以及司法管理中廣泛應用數字正義理念。兩者本質上形成抽象與具體的關系。具言之，“數字正義”為“數字司法”形塑價值目標，而“數字司法”則成為“數字正義”能否落地的實踐場域。也就是說，本文對“數字正義”的規范性反思聚焦于其價值內核能否證成，而對“數字司法”的批評則側重于其在實踐過程中產生的權力性與程序性問題。

基于上述，本文擬從本體論、權力論、程序論三個視角切入對“數字正義”進行祛魅。筆者認為，“數字正義”不是正義，數字技術只能作為人類主體的輔助工具，并需要謹慎對待，以防止司法正義之異化。本文的論證安排是，首先從本體論維度來分析“數字正義”的規范性危機；其次，從權力論層面來論證“數字正義”的根本矛盾；復次，從程序論視角來剖析“數字正義”的致命缺陷；最后，從重構論視域來型構數字司法的正義路徑。

一

本體論維度下“數字正義”隱含規范性危機

規范性體現在規范之中，正義應體現在“數字正義”之中，這是規范性的要求?！皵底终x”無法體現出正義的內涵，其原因在于數字技術載體和正義價值之間具有不可通約性。“數字正義”的內在悖論，源于數字技術的工具理性與正義價值內核的不可通約性，其計算邏輯無法承載正義的規范性要求。技術中立的事實屬性與價值判斷的應然規范之間存在著斷裂，這使得數字應用難以跨越休謨法則下“實然”與“應然”的鴻溝，導致正義的不可計算悖論愈發顯現。

（一）正義的不可計算悖論

正義，從字面意思來看，是公正，符合道義。在西方哲學史上，柏拉圖（Plato）最早提出正義的理論，其認為“我們每一個人如果自身內的各種品質在自身內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義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換言之，正義是一種秩序與和諧，既適用于社會也適用于個體，其核心思想是按照秩序各司其職，進而促進社會的和諧運行。柏拉圖的正義觀建立在理念論基礎上，他認為，正義不僅是一種實踐狀態，更是一種超越經驗世界的“理念世界”。正義作為理念，是完美的標準，現實中的正義只是對這一理念的模仿，真正的正義存在理念世界中。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正義觀盡管和柏拉圖一樣，都將正義視為個人品質的一種特定狀態，卻更注重實踐中的德性，“在各種德性之中，唯有公正是關心他人的善”。在這一方面，正義是某人在具有良好品質的言行基礎上所展現出來的東西。而羅爾斯的正義觀是作為公平的正義，指涉社會正義和個人正義，“社會正義原則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合作體系中的主要的社會制度安排”，而個人正義是“用于個人及其在特殊環境中的行為的原則”。至于正義從何而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正義源于契約。進入18世紀“理性主義”時代，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人性論》中曾說，“正義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為滿足人類需要所準備的稀少的供應”。而后其在《道德原則研究》一書中對正義的起源有新的擴展，認為“公共的效用是正義的惟一起源，對這一德性的有益后果的反思是其價值的惟一基礎”。也就是說，正義在實然層面以是否契合共同體利益為根本衡量標準，并以實際成效作為其價值實現的檢驗依據；在應然層面則需遵從公共價值規范的約束，最終形成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表達。進入后現代主義時期，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認為，正義（公正）起源于力量大致相當的雙方之間，正義便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權力地位前提下的報答與交換，復仇和感激原本屬于正義的范疇，它們都是一種交換。概言之，力量對等的交換是正義的起點。以此分析現代國際關系，強國基于利益需求對弱國的侵略行為，即因雙方議價能力的實質性失衡而具有非正義性?？枴ゑR克思（Karl Marx）則認為，正義的起源是以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超越市民社會以及政治國家為前提條件的,對此王文軒認為：“正義不僅僅是道德意義上的行為規范或政治層面的補救彌合，正義的實質性內涵要求真正超越勞動與資本的分離和對立，超越形式正義的意識形態鏡像，從而滿足每個人自身的存在、發展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币虼耍x對人乃至對社會而言，雖然難以被統一定義，但都共同指向作為價值追求的規范性評價，這種規范緣于人作為特殊存在主體的需求。不管正義的起源如何，其基點始終在于人們對權利保障的追求和對社會正常運轉的期待，這表明了正義并非客觀可計算的范疇。

“數字正義”試圖通過算法模型實現正義的計算整合。作為數字技術應用的一個重要環節，“非形式地說，算法（algorithm）就是任何良定義的計算過程，該過程取某個值或值的集合作為輸入并產生某個值或值的集合作為輸出。這樣算法就是把輸入轉換成輸出的計算步驟的一個序列”。也有學者認為，算法被定義為“一種有限、確定、有效的并適合用計算機程序來實現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為實現某個任務而構造的簡單指令集，在日常用語中，算法有時也稱為過程或處方”。簡言之，算法就是一種處理數字技術存在問題的輔助方法，其功能效用是簡化人類生活，提高認知效率，算法本質上具有工具性。因之，“數字正義”似乎只要通過確定的算法模型，就可以確定其具體真諦，進而將正義固定化。另外，“算法是達致特定目標的工具，它并沒有評估自身正當性的能力，算法本身無所謂道德問題，但設計算法的人則需要接受道德的考量”，在傳統正義觀中，正義是不確定的價值追求，其承載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的內涵，然而，算法本身則道德意涵闕如。正義的不可被計算的本質屬性真切反映出其本身應呈現的真實狀態，這從本體論層面決定通過算法模型整合得出的“數字正義”并非真正的正義。

當憑借算法模型嘗試抓取正義本質時，人們實則陷入新的柏拉圖式的洞穴幻象。在柏拉圖哲學中，作為理念世界的永恒的正義，究其根源蘊含不可通約的道德直覺與價值判斷。首先，算法模型預設了可計算性。算法在其運行過程中將復雜的道德命題，簡化成0和1二進制式的邏輯運算，這如同將龐大恢弘的交響樂壓縮成了極簡的音軌。顯而易見，算法模型的此種可計算性預設，并不能將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完全展示出來，其計算輸出的結果也就不能完整體現出正義。其次，過度依賴算法模型，可能會導致數據本體論暴力。隨著數字技術應用到司法領域，數字司法的趨勢也蔓延而至。不可否認，借助大數據偵查、人工智能輔助審判，可以有效提高案件解決的效率，促進司法公正。司法實務部門借助數字模型所獲取的數據，如犯罪率、賠償金額，通過計算形成了可量化指標，但當司法工作人員過于追求低犯罪率、確切的賠償金額時，也就容易忽略不可量化的道德維度，如被追訴人的悔罪真誠性，或是其他教育和預防犯罪人再次犯罪的方法和路徑，從而對被追訴人的量刑處罰造成誤判。最后，“算法黑箱”導致正義的“存在之光”被技術官僚體系遮蔽。算法黑箱指的是在使用算法時，尤其是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時，算法的決策過程、權重和操作邏輯對用戶來說，都是不可見、無法理解的，這導致無法追溯算法的決策依據和公平性。在算法的設計和決策過程中，用戶通常處于信息不對稱的環境，無法得知算法背后的決策過程。算法決策的不透明性，是公平正義的內在結構遭致降維、分解的重要誘因。毫無疑義，“數字正義”無法呈現正義本質。

因此，“數字正義”與正義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兩者無法通約。當“數字正義”試圖通過算法模型整合正義時，它已經混淆數字公平和價值正義的界限，更是將司法裁量異化為數據集合的固定結果。數字法學若無法有效區分技術賦能與技術僭越，將導致法律系統的自我否定。與此同時，如果數字無法“自省”，無法有效地解決技術僭越的問題，則會導致“數字正義”系統的自我否定，從而正義無存在的可能。

（二）數字技術的價值誤導

人與數字系統最根本的分野，在于人具備自主價值判斷的能力。個體立場、正義觀念之所以各不相同，根源便在于人具備差異化的價值評價能力。人性的復雜光輝夾雜在傳統正義觀的價值評判之中，這是“數字正義”所無法體現的。人作為情感動物，在判斷過程中總會或多或少附著情感因素，無法做到真正的中立。但數字技術自誕生以來，由于人性的闕如，只需借助一連串數字符號進行邏輯運算，輸出確定的結果，這個結果卻無關正義、公正等價值判斷。這也是持“數字正義”觀的論者，一直標榜“數字技術中立”的重要原因?！凹夹g中立觀認為技術本身沒有價值傾向，其影響完全取決于人類的使用方式”。雖然智能司法系統一直強調其技術中立，但代碼編寫勢必融入開發者主觀意志。有學者指出，網絡或者算法其實并不必然帶有反抗規制或自由的價值屬性，其表現出什么樣的態度，取決于設計之初植入了何種控制架構，網絡樣態表現出何種價值觀緣于設計者的價值理念?！八惴ㄊ怯扇祟愰_發的，反映的是開發者的利益、偏見和缺陷”，一旦帶有開發者的主觀意志，數字技術應用的實踐，就不可能體現正義本源。盡管有觀點認為，“數字正義的本質是社會正義而非‘機器正義’”，但是更確切地說，該生產過程負載的是開發者的價值，數字技術受到價值負載的誤導，產出的并不一定是正義，其背后可能是人為主導的某種不正義的價值觀念?！皵底终x”并沒有脫離傳統正義的范疇實現新的蛻變。既然正義這個概念已經涵蓋正義在數字時代的表現形式，所謂“數字正義”概念是重復創設，是冗余的。并且對于承載“數字正義”的主體是誰，答案存在模糊性。如同“數字法律行為”一樣，“數字正義”這一概念根本沒有提出的必要。首先，因為單純技術工具并不必然革新法學基礎理論范式，由此“數字正義”或“數字法律行為”等概念，若無法形成實質性的理論增量，將淪為類似“馬法”式的學理包裝。其次，“數字法律行為”的提出是對人的異化。目前，法律關系的主體還是人，那么，數字作為輔助工具，其不可能作出行為，也不存在值得保護的法益。技術與人的深度結合，只是說明技術的輔助性功能得到了增強。數字科技對傳統法律的確有影響，但該影響還沒到改變原有法律關系的程度。“數字正義”同樣如此。

在弱人工智能階段，智慧司法在案多人少的情形下，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大幅度提高了案件處理水平和疑難案件的破解效率，從而助力于司法公開的落實。但其依賴的“數字正義”系統存在重演“休謨難題”中“實然推導應然”的邏輯謬誤。作為涉及道德與價值的規范，法律量化可能引發法治異化，對此，我們需通過羅爾斯“差別原則”保障弱勢群體，避免數字司法模型基于歷史數據而延續歧視。如美國司法算法存在對非裔的偏見，“美國司法系統廣泛使用的一種算法對非裔美國人持有偏見。即便該算法已經將罪犯的年齡、性別、犯罪史和未來的犯罪行為一并考慮在內，他們仍然發現這一算法將非裔美國人劃分到高風險犯罪類別的可能性要高出其他族裔45%”。由此可見，算法正義實為制度化歧視的技術化轉碼，機器學習模型輸出的“正義”，實際上是路徑依賴的規范性再生產，數字生產如若不借助人的價值判斷，將無法體現出價值規范。既然數字作為“數字正義”的核心要素不可能進行價值判斷，那么我們就無法從本體論規范中推導出“數字正義是正義”這個命題。畢竟從實然到應然，這個命題需要通過倫理原則或情感作為橋梁來進行構建。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數字歧視、算法偏見變相加劇了人們之間的偏見，并且數字因其不具有人類特定的內在價值及價值判斷，而不具備正義的本體規范屬性，也就不能像人一樣擁有真正的人格屬性。經驗提醒我們，數據并非客觀中立的，數字技術亦不是客觀中立的，它承載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解決歷史偏見不僅需要技術賦能，更需要算法開發者秉持正義觀設計出公平性算法，深入理解數據背后的社會結構，并在技術開發中嵌入倫理思考。

因此，從本體論維度來看，“數字正義”的規范性危機體現在：一是正義的不可計算悖論；二是數字技術的價值負載，引發價值誤導。對于前者而言，“數字正義”與正義之間，兩者不是一回事，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兩者無法通約。“數字正義”在試圖通過算法模型整合正義時，已經混淆數字公平和價值正義的界限，其無法有效區分技術賦能與技術僭越，導致“數字正義”不是真正的正義。對于后者來說，“數字正義”中的數字技術，因其不具有人類特定的內在價值及價值判斷，從而不具備正義的本體規范屬性。因此，在技術應用中，我們應始終保持對正義理念的敬畏與謙卑，通過為技術嵌入價值判斷，守住正義底線、捍衛實質正義。

二

權力論層面下“數字正義”的內在沖突

數字社會的權力結構轉型，正在動搖傳統國家權力專屬性和司法體系獨立性的根基。就此而言，算法權力和技術權力悄然而生。算法權力和技術權力涉及多個面向，在此著重討論其法學層面的規范面向。一方面，算法權力是指“以算法為工具或手段，對他人或社會形成的特殊影響力和控制力”，換言之，就是司法系統內部算法模型對司法決策過程的支配，它破壞了法官司法決策的主體性，侵蝕了法官的自由心證。另一方面，技術權力是指數字技術以其“分散—聚攏”的優勢，基于對網絡空間與海量信息數據的占有，與掌握數字技術的主體之間形成“泛在”的權力關系，它對人或主體無處不在地引導或操縱，從而損害法官裁判自主性。從權力結構視角審視，算法權力對司法場域的殖民化趨勢與技術權力擴張所觸發的司法權力危機，正是“數字正義”的核心矛盾所在。

（一）算法權力的司法殖民化

如果說“代碼是法律”，那么，“對代碼的控制就是權力”。算法是通過輸入一連串代碼來進行運算的過程和方法。算法在司法層面的應用表現為，法官基于案件數據收集與算法決策模型構建，配合平臺算法對裁判文書進行結構化處理，客觀上形成從數據到建模，再到裁判的閉環線路。這一作用機制在促進裁判尺度統一的同時，亦因算法規訓催生法官的算法依賴，從而束縛其自由心證。以“AI全科法官”為例，浙江溫州新橋法庭庭長陳偉克說，“‘AI全科法官’審案，最大的好處是公平公正高效率”。借助“AI全科法官”審案，不僅效率提高幾十倍，實現同案同判、當庭審判，還把一些上門說情請托的人都擋在門外。但是，若長期依賴算法自主生成裁判結果及文書，法官可能因怠于履行審查職責，而將實質性審判工作讓渡于AI系統，進而影響案件的客觀公正審理。據報道，較之以往日均5起的收案數，新橋法庭引入“AI全科法官”后每日可以審結案件16起，結案率呈現大幅度增長。這意味著法官對算法推薦意見的采納率極高。有學者坦言，“當算法成為法官，經過精心設計、持續改進、開放審查的自動決策算法，確實可帶來比人類決策更公平的結果。但在訓練數據數量不足、數據代表性不強、存在數據噪聲與數據垃圾、數據過擬合與欠擬合、缺乏動態算法監測機制的條件下，開動‘數維坦’這架巨型機器，人類現有的偏見就有可能加劇”。權力的行使歸根結底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八惴ㄗ詣踊顾椒嗬葷鷻C制難以發揮對數字權力的制衡作用，數字平臺的崛起也弱化了權利的公法保障”。因此，私權利主體不僅難以掌控算法權力，而且無法平衡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的關系。算法權力通過算法的主體化趨勢、黑箱機制、價值的非中立以及決策結果的不受監督等特性，完成全方位的風險滲透，一方面挑戰著程序限制恣意的根本屬性，另一方面沖擊著參與、公開、中立和公正等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維持權力和權利的平衡是公平正義的追求，數字權力的無限擴大和公民權利保障的式微，導致數字正義在正義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二）技術權力擴張的司法權危機

數字技術的全場景滲透已然超越微觀個體層面的“技術賦權”與“技術索權”博弈。在這一微觀視域內，信息技術能力的階層分化往往引發技術權力對個體權利的實質性排斥，導致數字弱者保護面臨可行能力受限的內在困境。然而，隨著技術作為一種結構性變量向上層建筑延伸，這種影響正迅速突破弱者保護與個體賦權的范疇，深刻重塑著宏觀司法權力的運行機制與權力邊界。

這種重塑效應首先在公權力內部相互制約的法定邊界上引發模糊化危機。司法的數字化必然要求技術和傳統司法相互協同以完成技術賦能。比如，貴州省通過運用全國檢察業務應用系統和貴州政法跨部門大數據辦案平臺，實現了“條”與“塊”數據的銜接融合，織密司法辦案網，實現了數據協同。廣西賀州市公檢法協作平臺使得批捕案件平均辦案時長從5天縮短至3天，公訴案件平均辦案時長從58天縮短至26天。當然，數據共享機制提升了辦案效率，但系統自動攔截證據瑕疵案件，也導致程序性審查被技術替代，引發“捕訴裁一致率”虛高的問題。貴州和廣西等地的做法顯示，數據協同使司法流程趨向標準化，甚至壓縮自由裁量空間。若將捕訴裁量標準嵌入數據系統，借助算法強制匹配逮捕、起訴和裁決結果，那么，統計數據層面將得到一致性提升。從根本上來說，這掩蓋了權力制約失效的問題?？绮块T大數據協同突破權力制約邊界，導致公檢法之間的權力制約界限模糊化。司法大數據技術權力效能的擴張，使得技術參與決策從而動搖司法工作人員的主體地位，弱化司法的價值指引功能，最終導致司法淪為技術的附庸。當司法淪為技術的附庸，“數字正義”就成為僵化的機器正義。

然而，公權力內部相互制約機制異化與僵化的機器正義這兩種潛在風險，并非僅僅緣于系統自身的演進，其更深層地根植于外部技術資本向司法場域的強勢介入與結構性擠壓。在現階段，國家司法信息系統的技術架構對大型科技企業表現出高度的技術依存。互聯網平臺及技術服務商憑借對海量數據資產與網絡底層基礎設施的先占優勢，確立了其足以與法定公權力相抗衡甚至超越法定權力的底層技術影響力。更為嚴峻的是，在目前普遍采用的“技術外包”研發模式下，多地法院智能辦案輔助系統的核心算法設計大多交由外部科技主體承接。這一公私合作模式疊加法學專業知識與智能算法知識之間的跨學科壁壘，極大地削弱了司法人員對技術程序的實質掌控力。部分技術開發主體常以保護商業秘密為由，限制公開源代碼及系統底層邏輯，構筑起難以穿透的“算法黑箱”。數據運算過程、特征變量權重以及內在決策邏輯對法官及訴訟參與人呈現極低透明度，這不僅嚴重阻礙了被追訴人有效行使質證權，也實質性剝奪了法官對系統生成證據的深度審查能力。在此情境下，注重商業效益與技術黑箱的技術權力運作邏輯，與聚焦公平正義、人權保障的法定權力價值導向發生了劇烈交鋒。面對底層運行機制的隱蔽性及基礎設施的不可替代性，技術系統往往占據主導，從而導致司法機關在保留系統名義使用權的同時，日益面臨獲取數據、分配算力及解釋算法規則完全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這使得案件核心裁判權存在被隱性讓渡于算法模型背后的開發主體的結構性風險。

核心裁判權的隱性讓渡，進一步溢出權力分配格局的范疇，借助智能系統的底層架構轉化為強烈的內生規訓效力，從而對既有法定訴訟程序施加深刻且帶有顛覆性的影響。在系統工程視野中，被廣泛引入刑事審判環節的系統架構設計早已徹底超越單一的技術工具屬性。其代碼內部深層嵌合預設的行為路徑與強制規則體系，底層算法規則一旦確立，便會展現出甚至凌駕于現行法律條文之上的剛性約束特征，構成對法官裁判自主性的實質性控制與支配。例如，當智能系統的證據校驗模塊依據預設的數學標準，判定某項證據存在形式瑕疵時，系統底層代碼將自動觸發程序攔截，實質性阻斷該證據進入后續訴訟流轉。這種完全由代碼邏輯驅動的阻斷機制，迫使辦案人員別無選擇，只能嚴格依循系統設定的量化標準執行證據的收集、校驗與補正。至此，技術架構在數字化訴訟的實際運作中，已然隱性代行《刑事訴訟法》的規范功能，從而根本上重塑并鎖定辦案人員落實法定程序的操作流程。

綜上所述，數字權力和司法權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這揭示了“數字正義”在權力體系中的內在張力。有學者指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揭露和批判集中權力的系統，同時與受影響的群體共同創造新系統：人工智能由人民創造，為人民服務”。就此而言，數字權力的行使應當以保障公民權利為目標，但事實上，數字權力卻沖擊著司法所追求的程序和實體正義。因此，對“數字正義”是否蘊含正義，筆者是充滿質疑的。

三

程序論視角下“數字正義”存在的深層張力

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出“數字正義”這一新型正義形態，但其在實踐層面卻呈現出“可視正義”與“實質正義”的二元疏離，并因數字鴻溝的彌散效應，正義理念走向碎片化。正義的數字化轉型既暴露出技術工具理性與傳統正義價值的張力，也反映了數字權力分配不均衡下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從而最終背離正義本身。

（一）“可視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疏離

“數字正義”表面呈現著“可視正義”的幻象。有學者認為，“數字技術可以有效化解實現傳統社會正義的各種物理障礙，使物理空間上的‘接近正義’邁向跨越物理—虛擬雙重空間的‘可視正義’”。以數字司法為例，信息的分享可視通過覆蓋性整合、集約高效、線上線下交融的司法平臺構建得以實現；超時空的場景可視表現在“移動法院”、網絡庭審、ODR模式等軟件系統的應用；全要素的數據可視體現在案件信息庫、司法區塊鏈、案件信息庫的搭建?！翱梢曊x”能夠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結合，人工智能都有助于兼顧公正與效率。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盡管數字技術的應用，確實導致處理事務越來越高效，但是在當前弱人工智能階段，數字技術始終難以破解現實中無法解決的公正命題。況且，“算法黑箱”始終存在，數字仍然處于陰影地帶，其許多未知之處尚未探明。

鑒于此，數字的“可視正義”，可以說是一個悖論。“程序正義是衡量特定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根本性評判尺度”，司法程序公正的價值就是程序正義。法律程序的設置應符合以下基本的程序公正的要求：一是程序的參與性，二是裁決者的中立性，三是程序的對等性，四是程序的合理性，五是程序的及時性，六是程序的終結性。無疑，數字司法也應當體現程序公正的六種特征。當前，數字司法在處理案件效率方面較為突出，但是其體現程序正義中“六性”的完整性存疑。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裁判異化。數字化司法將司法數據整合化、公開化、信息化、算法化，塑造程序透明的情境，以確保程序正當運行，卻也導致法官對案件心證過程的消解。不同于傳統司法的取證、確證，數字化司法應用區塊鏈存證技術，該技術通過哈希值固化證據鏈，在形式上達致技術正確性。這雖能提高證偽效率，但證據鏈的算法化重組卻降低了法官對證據證明力的實質判斷，證據鏈算法的確定性也限縮了法官心證中對證據證明力的自由裁量空間。另外，區塊鏈無法排除原始數據虛假而導致“污染證據鏈風險”，這反而容易形成“技術背書即合法”的司法認知謬誤。另一方面，數字化司法萎縮司法的能動性。數字化案卷的區塊鏈化，使得法官依賴算法提供的預設性結論，而削弱對證據關聯性、真實性、客觀性的證明標準的實質審查。實證研究表明，大多數法官由于缺少對區塊鏈存證的知識儲備，未能厘清區塊鏈證據的認證規制，從而在認證經驗不足的情況下，一旦遇到有爭議的證據，“大多尋求已有生效判決的幫助，比照其他生效裁判文書進行核驗及認證”，而極少對原始數據來源進行回溯驗證，這不符合全過程程序公正的要求。公檢法部門陷入一種誤區，將追求效率等同于司法公正的實現，從而被“數字正義”所呈現的“可視正義”表象迷惑。

“數字正義”使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疏離。在線訴訟是數字司法的一個典型表現形式，在線訴訟過程應當統一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有學者認為，在線訴訟“不僅能夠節約當事人的訴訟成本，還可以使法官根據案件情況靈活選擇‘擬實法庭審理’‘方艙法庭審理’‘辦公桌法庭審理’等具體方式，提高訴訟效率”。不言自明，在線訴訟打破空間限制，當事人和法官只需在屏幕上即可完成訴訟環節，然而從理論層面來看，這一做法違背了法院訴訟庭審實質化的原則要求。這種間接審理的訴訟方式通過技術賦能實現了訴訟場景的時空分離，客觀上構成對傳統“在場性”原則和直接審理原則的適應性突破。但這一變革需要在效率價值與程序正當性之間建立動態平衡，避免因“去儀式化”而過度減損司法權威。有學者指出，“在線訴訟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克減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使得被告人物理空間的‘在場性’和審判的直接言詞原則受到沖擊”。被追訴人無法正常行使辯護的權利，證據無法查明辨偽，裁判無法做到公開透明，也就無法體現法官案件審理的親歷性。司法人員之所以要親歷，是由司法所要解決問題的微觀具體性和重要性、案件事實認定的復雜性、程序正義實現上的公正性、心證形成的準確性所決定的。審判結果是司法實質正義最直觀的外在載體，通過大數據輔助定罪，即使審判結果正確，這也不一定是“我國傳統司法和現代司法體系以及公民們追求的司法結果，實體正義具有正當性和最廣泛的大眾認可度”。在線訴訟剝離法官的案件親歷，法官無法當面感知當事人的陳述、質證、辯論，無法直接驗證證人證言的真偽，無法直接觀察其表情態度，也無法親自觸及物證、書證等，因此在此基礎上裁判，容易導致冤假錯案，令司法缺失公信力和降低司法品質。此外，在司法實踐中，我國在線法院服務仍存在較大不足，線上服務的不便不僅給法官增加工作量，而且給當事人造成累訴，在實務中往往只有律師懂如何操作，普通群眾并不擅長使用，智慧法院并不“智慧”，便民司法并不便民。程序正義的實現，最終目的是為追求實質正義。我們不能為追求“數字司法”的所謂“數字正義”，而割裂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統一。

（二）數字鴻溝是“數字正義”的異化根源

數字鴻溝是數字背景下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其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接入鴻溝、使用鴻溝、效用鴻溝。其中，一級數字鴻溝，指信息通信技術介入層面的差異；二級數字鴻溝，來自數字信息掌握與使用能力差距；三級數字鴻溝，指由信息不對等所產生的影響。這三級數字鴻溝，在橫向上使老年、殘障群體因技術適配能力缺失而遭受結構性排斥，從而消解社會共識；在縱向上使普通私權利主體受國家與平臺的數字權力的壟斷，導致“數字權力—權利”失衡。

1. 在橫向上，數字棄民引發“數字正義”架空困境?！皵底謼壝瘛痹跈M向上加劇數字鴻溝，而數字鴻溝架空“數字正義”?！皵底炙痉ā睉眠^程中存在結構性排斥，從而產生大量“數字棄民”，在橫向上加劇數字鴻溝。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發布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指出，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突破11億人，達11.08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8.6%，50歲以上網民群體占比由2023年12月的32.5%提升至34.1%，互聯網進一步向中老年群體滲透。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我國作為互聯網用戶大國，網絡普及率雖然很高，但是從總體上看，中老年人仍然處于弱勢地位。另外，《報告》指出我國非網民仍以農村地區為主，60歲及以上老年人是非網民的主要群體，而我國60歲以上非網民群體占非網民總體的比例為46.8%。由此看出，老年人群體受網絡影響占比較大。在我國老齡化社會和數字時代的雙重沖擊下，由于年齡太大，缺乏相應的數字技術知識，無相應設備以及受文化程度限制，這些老年人非網民存在諸多生活不便，無法正常融入社會系統?！秷蟾妗冯m然并未談及殘疾人在我國互聯網的使用狀況，但毋庸置疑的是，殘疾人同樣有淪為“數字棄民”的可能。

數字鴻溝的存在，讓原本應當享受數字權利的主體在社會系統中遭致結構性排斥，由此，社會系統呈現不穩定的狀態。羅爾斯認為，正義的核心是公平，規則的設計必須考慮到最弱勢群體的利益。以在線訴訟為例，一方面，當前在線服務不夠完善；另一方面，老年人和殘疾人不懂如何進行操作，呈現出低參與趨勢，正義也就難以惠及最弱勢群體。通過對數字鴻溝的勾勒，我們可以發現“數字正義”中程序正義的“功能主義陷阱”，“數字司法”在程序上追求司法效率的提升，是以忽視權利主體的“數字化適配能力”為隱性代價的。數字化適配能力較低的老年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成為數字正義導致的數字鴻溝的犧牲品，進而形成技術中心主義對實質平等的系統化排斥。質言之，“數字棄民”的存在加劇數字鴻溝，使得“數字正義”呈現不穩定的狀態，分離了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

2. 在縱向上，數字權力壟斷催生數字正義失衡。數字權力的壟斷在縱向上加劇數字鴻溝，導致“數字正義”陷入數字權力困境之中。國家與平臺的算法權力和技術權力的壟斷，縱向加劇了弱勢群體的“權利—權力”的數字鴻溝。安娜·勞倫·霍夫曼（Anna Lauren Hoffmann）指出，數字權力是行使包括工具性權力、結構性權力和象征性權力等其他形式權力的核心。一旦系統就位，根據數據作出的敘事變得可靠，就可以強化和具體化特定的觀察方式，使其很難被推翻。數字權力并未改變權力的國家屬性，但拓展了權力的實施空間，造成國家對數字社會的技術依賴，這將從根本上重構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在司法區塊鏈存證過程中，政府采購的司法區塊鏈系統高度依賴科技公司運維。以杭州互聯網法院為例，杭州互聯網法院區塊鏈平臺依托螞蟻集團的區塊鏈提供的技術能力，目的在于通過該平臺提高維權效率，破解司法服務效率低的難題，從而實現司法數據的融合共享，打破數據孤島，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降低司法成本，以技術為引擎，推動創新發展，引領司法服務轉型升級，減少司法糾紛，提高社會契約執行效率。然而，國家和企業雙向合作收集司法數據的做法，一方面觸及合法邊界難以掌握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可能會侵犯公民隱私。司法數據的共享公開體現司法公開、司法透明，但是公民獲悉信息的能力有限，弱勢群體的權利在國家和平臺的權力下顯得更加渺小，難以獲得必要的司法信息，使得程序正義所追求的全面透明陷入自相矛盾的現實困境。

如前文所述，凱什和艾尼“以數字化接近正義”理論，在本質上化約正義與效率。但在資源的最初分配決定下，先決條件要求一種形式的機會平等，即所有人都至少有同樣的合法權利進入對其有利的社會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數據資源主要掌握在國家和超級數字平臺手中，公民特別是弱勢群體被賦予的數字權利，并不能保障其具有平等的機會得到合理的數字資源分配。也就是說，僅效率本身不能成為一種正義觀。凱什和艾尼所提出的“數字正義”表現出司法在數字技術輔助下提升了效率，但所謂“接近正義”遠不是正義。更有甚者，國家在超級數字平臺的加持下，不僅強化權力，而且這種權力在數字的幫助下再次擴張，“數字正義”陷入“私權力依附”的困境，加劇了弱勢群體的數字鴻溝。

3. 在程序上，數字司法程序異化與矯正機制失靈。首先，數字技術的應用突破了司法被動性原則，是對司法被動性原則的解構。傳統司法理論認為司法具有被動性，法院以“不告不理”為原則，“不能主動對任何一項社會爭端或事項進行裁判活動，它也不能主動干預或介入社會生活，而只能在有人向其提出訴訟請求以后，才能實施司法裁判行為”。有學者表示，“只有保持司法權的被動性，尊重當事人平等影響司法者的權利，才能保障司法者在客觀公正地聽取和收集與糾紛有關的信息基礎上作出裁判，緩解信息和資源不足對司法裁判正確性的影響”。當前案件卷宗逐漸數字化，法官可以依職權之便進行深度探知，例如未經當事人訴訟主張，主動抓取電商平臺全量數據。這雖然緩解了信息不全和難以獲取的矛盾，但是法官的主動“出擊”實則突破了辯論原則對訴訟主張的約束。在傳統訴訟解決中，原告和被告、控方與辯方共同形成平等的“兩造”，通過舉證、質證、辯論等方式進行對抗，法官作為中立的第三方，根據雙方提交的證據和主張進行裁決。數字司法中的法官主動收集數據，形成證據鏈存證，不僅擴大了司法職權，還導致訴訟結構從“兩造對抗”向“數據操控”異化的風險。其次，數字鴻溝矯正機制陷入不可行性的困境。對策以問題為導向，應對數字鴻溝的現有對策不夠全面，僅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未觸及權力配置失衡的根源。法官由于自身技術水平局限性、制度銜接不暢及實踐操作障礙，往往對區塊鏈系統監管不到位。由于存在“算法黑箱”，算法審計的規制也難以做到公正透明。而算法治理反而通過“代碼規訓”強化技術官僚對司法程序的控制，形成運用數字治理反而加劇了數字鴻溝的制度悖論。凡此種種，在“數據操控”等制度悖論下，所謂“數字正義”遙不可及。“應強調技術的與時俱進，引入和完善數據技術審查機制”，來矯正正義。

綜上所述，在程序正義視角下，“數字正義”存在致命缺陷：一是其標榜的“可視正義”作為表象具有虛幻性，而“算法黑箱”進一步將“可視正義”變成了一個悖論。二是數字鴻溝的存在，加劇了實質正義與形式化表象的割裂，造成“所見非實”的程序異化。傳統正義系統，由實然面向的程序正義、應然面向的實質正義與本然面向的理想正義構成有機整體，而“數字正義”通過技術解構，將傳統正義的這一系統碎片化。而所謂“數字正義”，即算法輸出的形式化正義，既無法還原程序參與的真實性，又無法承載實質價值的判斷力，最終導致正義系統完整性的瓦解。

四

重構論視域下數字司法需堅守以人為本理念

基于上述對“數字正義”在本體論、權力結構與程序論上的解構，“數字正義”難以實質承載正義價值。數字技術雖能優化司法效率，卻存在削弱主體性互動與人文關懷的固有缺陷?；诖?，“數字正義”的規范性，必須回歸傳統司法的價值根基，即在法律關系中檢驗其合法性。傳統司法以法官與當事人的主體性對話為核心，以保障裁判的“合情性”與“個案正義”。而技術應用須服從司法倫理，而非解構倫理。故而，數字司法需堅守以人為本的傳統司法理念，重構價值包容性、技術透明性、程序可逆性的司法評估體系，并確立數字司法應用的三階價值審查機制與失效救濟機制，如此才能回應正義的要求。

（一）堅守以人為本的傳統司法理念

以人為本的傳統司法理念具有不可替代性。傳統司法是以法官、當事人為主體構建法律關系，而“數字司法”弱化了法官的主體地位，存在數字鴻溝和算法歧視等問題，引致異化之風險。人工智能輔助定罪系統是“智慧司法”應用的重大工程，但考量到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裁判就必須做到合法、合理、合情三者統一。從目前來看，弱人工智能尚未擁有情感，無法對案件進行情理判斷，且缺乏“真正的自省和經驗”。這是人工智能不可能取代人類的根本原因。雖然借助人工智能輔助司法可以提高案件處理效率，但效率不能凌駕于公正之上，在復雜案件下，具有人文關懷的傳統司法裁判更顯正義價值。“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的服務對象是人，只要人的主體性保持恒定，對人性尊嚴的尊重之要求亦不會改變”，堅守傳統司法，就是在保持人的主體性地位的基礎上，維護人性尊嚴。

（二）型構數字時代的司法評價體系

面對數字權力的僭越，司法機關應保持司法的獨立性，回歸司法人員與當事人的主體中心地位。數字司法應當構建包含價值包容性、技術透明性、程序可逆性等多維評估指標的司法評價體系。其一，充分保障被追訴人的辯論權。參與性指標要求司法在借助數字技術時，應保障被追訴人的辯論權。在線訴訟服務并非適用于所有人，由此應當因人而異設計數字能力補償方案，而對于不擅長或者不愿意適用在線訴訟的當事人、律師，應當給予尊重，非必要不適用在線訴訟，仍應以線下訴訟為主，線上訴訟為輔。其二，堅守傳統司法的平等原則。公正平等是司法評價的核心要素，保障技術運行全程透明是司法正義要求，為此應當建立算法歧視常態化檢測機制，且該機制運行的首要原則是對數字弱勢群體實施優先傾斜保護。其三，明確判決說理追責的重要性。司法的權威來源之一是法官判決說理，正確的判決是當事人信服和被懲戒者愿意接受懲罰的依據。司法機關應構建算法決策追溯系統，以及程序可逆的倒查機制，這一方面可以樹立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還可以督促法官秉持認真、負責的態度審理案件。

（三）確立數字司法應用的三階價值審查機制

數字技術是時代的產物，在數字司法應用過程中，需堅持比例原則、最小干預原則和程序正義原則的三階審查標準。第一，數字技術的應用不得減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這是數字技術司法應用比例原則的要求。堅持比例原則，就應摒棄單純以提高結案效率為目的的判案思維，審判人員應采取對公民權利影響最小的手段和方法，進行數據收集、分析、處理，審慎對待算法決策。第二，算法模型需通過倫理可解釋性驗證。人工智能應當遵守倫理，尊重道德原則和價值觀，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觀立場，審慎對待工具理性。在主客關系層面，人是主體，工具是客體，技術和民主之間應該保持對話，通過公共討論和社會共識來規范社會發展，避免技術對人類主體性和道德自由的侵蝕。在司法應用層面，算法決策模型在創設時就應融入倫理，通過責任設計確保算法符合倫理價值解釋，比如公平性、透明性、安全性，保證符合數字技術應用最小干預司法原則。第三，建立技術失效的救濟回溯機制。誠然，司法和數字技術相結合可以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若技術程序失效且無救濟措施，就會出現浪費司法資源的情形。因此，數字司法的應用應當秉持程序正義的原則，建立救濟追責回溯機制，審查技術應用的程序正當性，保障被追訴人的合法權利，最大限度減少不必要的損失，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

概而言之，數字司法應用已成為數字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其進程呈現出不可逆的態勢。雖然數字技術的發展，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也危及了公民的權利，有異化人的主體性的風險。在此情形下，“數字正義”很難實現正義。因此，數字司法需回歸以人為本的傳統司法理念，型構價值包容性、技術透明性、程序可逆性的司法評估體系，并確立“數字司法”應用的三階價值審查機制與失效救濟機制，通過平衡技術賦能與權利保障，以實現數字時代的人權守護。

結語

“數字正義”在本質上，并非一種獨立存在的新型正義形態，而是技術賦能背景下傳統正義的時代投射。從本體論視角來看，數字技術受限于“正義不可計算”的內在張力及算法模型中潛藏的價值偏見，從而難以完全承載規范性正義的核心訴求。從權力論來看，缺乏道德評價能力的數字技術深度嵌入國家司法系統，客觀上可能為算法權力的無序擴張與技術權力對司法主權的隱性侵蝕提供土壤，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司法體系內部權力分配失衡。從程序論來看，這種宏觀視角下權力結構的失衡，在微觀層面上具體體現為技術壁壘雙重加劇了數字鴻溝。這極易導致以效率為導向的“可視正義”與追求公平的“實質正義”產生深層疏離，使得程序本身的正當性基礎受到嚴峻挑戰。而面對由本體論價值缺漏、權力論結構失衡以及程序論制度異化交織而成的理論困境，數字司法的未來演進必須在重構論視域中尋找規范性的回應，堅守以人為本的傳統司法倫理基石。

學術界與司法實務界應對技術驅動下衍生的工具理性傾向保持清醒審慎，警惕其遮蔽司法實踐的價值理性。這不僅要求我們在堅守傳統司法倫理的基礎上，重新校準技術賦能與權利保障之間的動態關系，而且要求我們要更深刻認識到，司法正義的實現并非單純依賴于算力規模與海量數據的疊加，而更多根植于具體案件中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實質性維護。確立并堅守這一核心價值坐標，是數字時代下人權保障得以真正實現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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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與社會發展》2026年第4期目錄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1.習近平法治思想案例教學方法論

余斌

2.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檢察指導性案例：理據、問題與方法

王韻潔

【全面依法治國研究】

3.法律概念的相對性與法秩序的統一性

雷磊

4.“科學”入憲的歷史邏輯與中國敘事

李世豪

5.權利本位論的概念論立場

——權利與正當的邏輯次序辨析

張澤鍵

【法治體系研究】

6.刑事特別程序的釋義解構與類型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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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刑事訴訟法修法技術的闡釋與選擇

吳思遠

【原創性概念和理論】

8.論中國法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封麗霞

【數字法治研究】

9.論“數字正義”的祛魅

劉志強

10.數字法律責任的理論闡釋與體系構造

鄭智航

11.數據驅動型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審查的制度展開

黃彥欽

12.回到數據流通的起點：數據訪問權的體系擴張與規范構造

徐玖玖

【法學時評】

邁向中國法學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

黃文藝

《法制與社會發展》創刊于1995年，由教育部主管，吉林大學主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國家“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吉林大學全面依法治國研究中心共同承辦，是目前國內唯一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中文理論法學領域的專業學術期刊，現為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法學核心科研評價來源期刊(CLSCI)、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吉林省一級期刊、吉林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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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毛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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