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漸與這片土地同頻共振（打開話匣）

安喜樂文/圖

2023年5月，安喜樂在即將結束江西贛州支教之際與學生合影。

2024年，安喜樂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參觀風沙抵御工程并參與環保活動。

半個月前，我前往山東青島，參與由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北京語言大學聯合舉辦，青島世界漢學中心承辦的第四屆“問道中國：‘新漢學計劃’博士畢業生研習營”。作為本次研習營青年導師，與這批優秀青年學者交流成長的過程里，我愈發體會到“新漢學計劃”項目深遠的育人價值與中外文明交流意義。返程上海的高鐵上，心生諸多感觸，遂落筆成文。我希望借助文字，展現海內外青年漢學研究者的所思所行，讓這份跨文化求索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

從2012年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我在這里完成了本科與碩士學業，而后回到斯里蘭卡，在科倫坡大學孔子學院從事漢語教學與標準制定工作，真切感受到自己正匯入中斯文化交往的時代洪流。然而工作越深入，困惑越清晰：我教得了漢語，卻尚未真正走進中國研究的學術腹地；我看得見巨變，卻讀不懂背后的邏輯。經恩師推薦，我通過“新漢學計劃”進入北京外國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如今，又在“新漢學博士后培養計劃”支持下，來到華東師范大學繼續學術探索。正是這段跨越十多年的旅程，讓我從一個學習中文的人，真正成長為一名通過中文研究中國、講述中國的人。

從“學中文”到“研中國”

“新漢學計劃”是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橋梁。讀博期間，我第一次在官方系統中被定義為“準漢學家”。坦率地說，最初聽到這個稱謂時，我內心更多的是惶恐——我何以被稱為“漢學家”、又何以成為“新漢學家”？

那時的我還不知道，這個頭銜不是一個身份標簽，而是一條需要一步步走出來的路。

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攻讀博士的歲月，是我學術生涯中最關鍵的成長階段。“新漢學計劃”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培養體系——從課程學習到田野調查，從學術會議到研學活動，它讓我逐漸明白：漢學家不是關在書齋里“讀中國”，而是要走進中國社會“理解中國”。

從“學習中文的人”，到“通過中文理解中國、研究中國、講述中國的人”，這一轉變，離不開時間的沉淀、現場的感知，以及與具體的人之間真切而深入的互動。

走進田野，看見真實的中國

“新漢學計劃”為我們安排的不僅是課堂與書面論文。它讓我走進江西贛州參加“綠色鄉村行”研學活動，在縣級高中為學生們教授英語。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真實的中國鄉鎮教育，教室里坐著的每一個孩子眼中都閃爍著對知識的渴望——那種眼神，我曾在斯里蘭卡鄉鎮青年的臉上見過無數次，如出一轍。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中國的故事不只是北上廣深的高樓大廈，更是千千萬萬個這樣的小城、小鎮和普通人。讀懂中國，必須讀懂這些人。

后來，我又在浙江五四村參加研學，親眼看見“中國式現代化”在基層社會的真實注腳——數字賦能鄉村治理、集體經濟帶動共同富裕，那些寫在文件里的政策術語，落地之后變成了一條條硬化道路、一個個鄉村圖書館、一份份村民分紅。理論在實踐中獲得了生命，而我從觀察中獲得了理解。

從云南昆明到福建廈門，從北京到上海，從江西贛州的鄉鎮課堂到浙江五四村的田間地頭，我走過超過25個省份。我不再是一個外部觀察者，我融入了這個國家的生活，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與這片土地同頻共振的人。

“新漢學”之“新”在何處

傳統漢學常將中國視為一個遙遠的“他者”，進行文本式的觀察。學者們皓首窮經，卻可能與真實的中國社會仍有一定距離。而“新漢學”之“新”，首先在于研究主體的轉變——我們不再是站在外面看中國，而是走進其中，與中國學者、中國民眾在同一文化脈絡中共同求索。

“新”還在于研究方法。不只在書齋中埋頭鉆研，更要走進田野、課堂、鄉村和普通人的生

活。“新漢學計劃”打破短期訪學的模式，讓海外學者通過長周期的田野考察、基層實踐等沉浸式體驗，深入中國社會肌理。這種“扎根中國大地”的研究，有效消融了文化隔閡。

而最重要的“新”，在于中國文化內在精神意蘊所引致的研究倫理——學會“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這不是放棄力量，而是放下傲慢；不是停留于同情，而是真正理解那些不容易被看見的處境、聲音和經驗。只有當我們愿意站在普通人的位置上重新看世界，學術才會有溫度，知識才會有良知，文明交流才不會成為空洞的口號。

“新漢學”之“新”，也在于研究主體的多元化。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學科方向的青年學者在“新漢學計劃”搭建的學術共同體中彼此啟發、相互交流，讓漢學研究從單向的“西方看中國”轉變為多元文明共同“參與理解中國”。

我眼中的“青年漢學家”

中國哲學中有一種追求，叫“圣人之學”。《禮記·大學》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從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修身，再到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條由內而外的成長路徑讓我深受觸動。在我看來，研究中國的人至少需要具備三方面的素養。

第一，把學習理解為修身。知識不僅用來改變命運，也用來安頓內心。漢學研究的核心追求，皆可由此窺其大義。我們研究中國，不是要把中國當作一個標本去解剖，而是要在求知中完善自我、在理解中擴展心胸。

第二，用多元尺度理解世界。不要只用收入、職位和速度衡量人生。一個人真正的富足，來自他是否能理解差異、欣賞繁華，并在變化中守住自己的內心。研究一個國家同樣如此，任何國家的復雜性都遠超單一的敘事框架。對中國研究者來說，唯有放下偏見、打開視野，才能看見一個完整的中國。

第三，走進真實的生活。無論未來從事何種職業，都不要遠離現場與人間煙火。真正有力量的知識，往往來自腳下的土地。只有保持對普通人的理解、對弱者的體察、對現實問題的敏感，研究才不至于成為空中樓閣。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漢學的核心追求，我想皆可由此窺其大義。能夠與中國學界、中國民眾在同一文化源流中求索，也讓我想起唐代詩人張九齡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跨越地域與文化的距離，共享著同一輪智慧之月。

漢學源自中國、屬于世界，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漢學研究從來不只是書齋中的學問，它承擔著連接中國與世界、促進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重要使命。

“新漢學計劃”不僅讓我精通了一門語言，更讓我學會用語言去理解一個復雜的文明。漢學之“新”，有待你我共同探尋；漢學之“大”，更應由世界共同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