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高一年，受益一生！

前言：本文依據《黃高往事——黃岡中學校友訪談錄》中蔡恒進教授的訪談錄改寫而成。

蔡恒進

#校友檔案

蔡恒進，1964年5月出生于湖北黃岡，民盟盟員，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博導，國際先進技術與工程院院士。他15歲從黃岡中學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和空間科學系空間物理專業，1995年獲美國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分校博士學位，2005年歸國任教于武漢大學，現任中貝通信集團首席科學家。

黃高一年，受益一生

黃岡中學1979屆 蔡恒進

我于1964年生在湖北黃岡一個普通農家。父母不識字，家里窮得叮當響，早上就二兩稀飯，常常餓著肚子。誰能想到，后來我會走上一條從空間物理到人工智能、從中國科大到武漢大學的路。但若要問這條路的起點在哪里，我會毫不猶豫地說：黃岡中學。

一、"快出人才"的二十三個人

1979年前后，恢復高考沒幾年，黃岡中學第一次在全黃岡地區招生，從各個縣里選出兩個班，大概六七十人。然后從這六七十人里再挑出一部分，單獨編班，目的只有一個——"快出人才"。

所謂"快出人才"，就是一個學期把高中課全部學完，接著模擬考試、復習、參加高考。我們本該是1980屆，卻在1979年就上了考場。后來聽說上級領導并不太支持這個策略，最終只挑了二十三個人一起參加高考。

那二十三個人，后來幾乎都上了名牌大學。差不多一半去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隨便挑。剩下的去了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航、武大、華中科技大學。二十三個人里，出了六七個教授，有國企老總，有上市公司創始人，有金融從業者，還出了詩人。我們基本上都互相聯系上了，散落在各行各業，但骨子里那股勁，是在黃岡中學那一年攢下來的。

我是1964年生的，還不是最小的——有1965年、1966年出生的同學也考上了科大，年齡都很小。那一年高考，我們三個物理考得特別高：一個100分，兩個99分。三個人都上了科大，一個學現代物理，一個學凝聚態物理，我學空間物理。后來考100分那位在光通信方面做得很成功，去了美國；另一個在武大做教授，量子材料方向，做得非常好。而我，算是"改行"了。

二、飯盆、蚊帳與八塊錢

在黃岡中學的日子，其實不到兩年，但那些細節刻得很深。

我們那時候喜歡到飯點就敲著飯盆去吃飯，叮叮當當的，整棟樓都是聲響。宿舍很小，老師會查寢——不是怕我們干別的，是怕我們躲在蚊帳里、捂在被子里看書。那時候有人拿著手電在被窩里看數學、看物理，不是看小說，是真看。老師怕我們傷眼睛，但誰也擋不住那股勁頭。

那種氛圍是自然形成的。我們能考上黃岡中學的，在初中都是各縣成績靠前的，到了一起，個個鼓著勁，都想做得更好。這是人之常情，但放在那個年紀、那個環境里，就變成了一種強大的推力。

我印象最深的，是學校有農場，給我們補貼吃的。我是農村去的孩子，學校每個月給八塊錢。八塊錢，對我來說一個月的伙食費就夠了。在鄉下早上就二兩稀飯，到了黃岡中學，早上有饅頭吃——這對我來說已經是巨大的飛躍。后來我去了科大，發現宿舍沒有蚊帳，還覺得奇怪，因為黃岡中學是給我們發蚊帳的。

這些東西，當時不覺得有什么，現在回過頭看，全是善意。生而得之的善意——你呼吸的空氣是好的，吃的東西沒毒，學校給你補貼、給你蚊帳、給你饅頭。這些看起來不經意的東西，后來變成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

三、自由與愛因斯坦

我是跟黃岡中學的老師打電話，才知道自己被科大錄取了，學空間物理。空間物理是什么？到了科大才找了一本書叫《太空攬勝》翻了翻，才知道原來跟太空有關系。

那年我十五歲，很多事懵懵懂懂。科大是五年制，我們四年學了大量數學，張鄂堂老師講數學，試驗新的教學方法，講得飛快。物理課跟現代物理、少年班的同學一起上，基礎打得非常扎實。但學習沒有太多壓力——沒有人逼你考高分，學校有什么講座我們都跑去聽。

我那時候對愛因斯坦的東西特別著迷，只要有一點他的書、關于他的文章，一定要找出來看，不看就不舒服。科大非常自由，想學什么就學什么，就業也沒壓力，那時候是分配工作。我后來總覺得，我一路走來非常幸運，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征，我習慣從積極面看問題。

大四時我們去北京中科院空間物理所實習，很多人嫌北京春天風沙大，不愿意去，我倒覺得挺好。畢業后我在那里待了七年多，在職拿了個碩士學位。那時候我研究非線性動力學、混沌理論，試圖把這些用在空間環境預報里。后來發現理論分析太難，需要超級計算機模擬，正好美國有個做粒子模擬的機會，我就抓住了。

在國內時，我很幸運地成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首屆青年基金的受資助者，是最年輕的入選者。

四、從地球到人心

1995年，我在美國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分校拿到博士學位。研究方向還是沿著物理那條路——做計算機模擬，解決了空間物理里一個重要的能量轉換過程：磁場重聯。這個機制最早是一位叫Jim Dungey的教授提出的，他七十多歲時在學術會議上見到我，看了我的論文后非常高興，說他找到了他的"holy grail"，說我的工作"marks the breakthrough"——不是"一個突破"，而是"標志著突破"。后來他寫回憶錄，最后一節標題叫"The Future Has Started"，引用的兩篇文章里就有我的畢業論文。他還邀請我去英國帝國學院做博士后，我因為有別的考慮沒有去。

但我心里清楚，空間物理不是我最終要去的地方。我對它不是特別感興趣。我要做一個更有挑戰性的事——了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腦是最后的frontier，人類對它的了解還太有限。

所以我堅決轉了行。

最早想研究人性，最好的地方是金融市場，那里最活躍。1995年、1996年正好趕上互聯網崛起，我在學術上找到了切入點。2005年，武漢大學國際軟件學院有一個位置，我毫不猶豫地回了國。

五、自我肯定需求

回國后，我從金融市場入手，研究人的本性。2012年，我在論文《中國崛起的歷史定位與發展方式轉變的切入點》中正式提出了"自我肯定需求理論"。

這個理論的核心很簡單：人對自己的評價，一般會高于他實際的水平，或者高于他認知范圍內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環節，人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評估的份額。這種需求，我稱之為"自我肯定需求"。

這不是人性善、人性惡那種討論，也不是經濟學里"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能概括的。人的情感是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最能概括人的行為的詞，就是自我肯定需求。

我從兩千年來財富流轉的歷史現象中總結出這個規律：中國兩千多年的朝代興衰，西方五百年來從西班牙、葡萄牙到荷蘭、英國再到美國的財富中心轉移，背后都有同一個推動力——人的自我肯定需求。當一個組織處于上升期，員工的自我肯定需求能得到滿足，人就變成強大的推動力；一旦走下坡路，需求得不到滿足，行為就會改變，加速衰落。索尼在80年代擴張時管理體制是全世界學習的榜樣，到了21世紀初開始衰落，很多人說是KPI的問題，本質不是——是人的狀態變了。

我還提出了觸覺大腦假說和認知坎陷三大定律，以自我和外界的剖分作為意識和智能的開端，將人對自我邊界以外世界的理解看作一個開放、未完成的系統，抽象為與原子世界相對應的坎陷世界。2016年10月《自然》雜志還在討論意識問題，我相信我找到了一把鑰匙，而且很快能用在工程上。

六、帶學生

回國十多年，我帶了七十多個學生團隊，拿了差不多十個國家級比賽的特等獎或一等獎——微軟創新杯、花旗杯、英特爾比賽、微軟-摩根士丹利超級計算機比賽，都拿過第一。

我帶的第一個做深度置信網絡的學生，從劍橋畢業后去了Google DeepMind，就是做AlphaGo的那家公司。第二個學生去了Bloomberg。2009年我就開始帶學生做金融信息搜索引擎，用機器做摘要，像Twitter一樣推送，現在看來都是非常前沿的方向。2010年帶學生做了云平臺上的數據發票，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這是萬億級產業。

我既帶工科學生，也帶文科學生。我喜歡把他們學姐學長的事情拿出來說說，帶他們見個面聊一下，他們就覺得"這個事情我也可以做到"，然后就真的做到了。

七、黃岡中學給了我什么

有人問我，黃岡中學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記，讓人一看就知道你是黃高人？

我想了想，就是兩個字：自信。

黃岡中學給了我這種自信。這個平臺讓我覺得，我跟別人不一樣，我可以做到。這種自信不是憑空來的，是那些善意一點一點堆出來的——八塊錢的伙食補貼、學校發的蚊帳、早上的饅頭、老師查寢時的那種關心。這些看起來不經意的東西，沉淀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到頭來讓我發出自己的光，回饋給社會。

我相信古人講的"人之初，性本善"，也許當時他們不能完全理解這句話怎么來的，但我相信實際上就是這么來的。善意生出善意，自信生出自信，然后這些東西變成你對社會的善意。

黃岡中學是我人生中一個不可磨滅的節點。我是那種孔夫子講的"好為人師"的人，我也很樂意為黃岡中學真正做點事情。

我走過很多彎彎曲曲的路，但都走通了。回頭看，起點就在那個敲著飯盆去吃飯、在被窩里打著手電看物理的少年身上。

那是1979年的黃岡中學。那是我的開始。

編輯 | 王 惠

審核 | 王建文 / 袁全軍

終審 | 陳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