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五三年，上海第三制藥廠投產，青霉素全年不到六百公斤。
這個數字，壓在抗美援朝后方的藥箱上，也壓在香港商人的賬本上。
前線傷員等藥，國內產量跟不上，香港成了少數還能轉手西藥的口岸。盤尼西林一小瓶，往往比金子還緊俏。
也就是這幾年，張祝珊家族的名字，開始和西藥、地產、會德豐這些詞纏在一起。
可張家最刺眼的一筆，不在中環大廈里。
在藥瓶里。
張祝珊早年不是富豪。
廣州一間屋子里，藤條、竹席、菜籃堆得到處都是。白天做貨，晚上睡覺前再把床上的東西搬開。
他靠手藝吃飯，后來開了“張錦記”，做藤器批發。家里有四個兒子：張玉階、張玉麒、張玉麟、張玉良。
一九三六年，張祝珊病逝。
第二年，戰火逼近廣州，郭庚帶著幾個兒子去了香港。張家從藤器生意里挪出身子，慢慢碰到了另一門買賣：西藥。
這一步，改了家運。
張家先在香港、廣州經營藥鋪，后來做西藥代理。到了朝鮮戰爭爆發后，盤尼西林、鏈霉素、氯霉素一類藥品，在內地成了硬通貨。
藥不是普通商品。
傷口化膿、敗血癥、肺炎、手術感染，都等它救命。湯飛凡當年看到青霉素時，說它“對戰爭必有莫大貢獻”，不是空話。
可問題就在這里。
藥越缺，價格越高；價格越高，黑市越活。
香港的碼頭、倉庫、藥行之間，一箱箱西藥被轉手。正品、過期貨、摻假的貨，夾在同一條水路里走。
坊間后來把張家罵得最狠的地方，也正在這里：抗美援朝缺藥時，他們靠盤尼西林發財，甚至被指把失效藥、摻假藥混進正品里賣給內地。
這筆賬，沒有寫進家族紀念冊。
但罵名留了下來。
一九五三年，國內上海第三制藥廠正式投產，全年青霉素總產量仍不到六百公斤。中科院系統的研究也顯示，一九五二年青霉素產量只有三十三公斤，到一九五六年才增至十噸。
缺口這么大，誰手里有進口西藥，誰就握著一把刀。
張家握住了。
戰場上的藥瓶換成了香港的樓契。
五十年代以后，張家不再只是藥商。他們轉進地產，買鋪、買樓、換股、借殼。
中環的聯邦大廈、國際大廈，后來都成了張氏家族資本騰挪的籌碼。
一九七〇年前后，張玉良用聯邦大廈、國際大廈等物業換取聯邦地產股權，再借聯邦地產進入老牌英資洋行會德豐。到七十年代初，張玉良成了會德豐背后的大股東。
這一下，香港商界才發現，那個不太露面的張家，手里攥著的不是小錢。
是整棟樓。
是洋行股權。
是足夠影響收購戰的籌碼。
張玉良不愛站到臺前。
會德豐臺前還是馬登家族，百貨、地產、洋行業務也多有別人出面。張家像一只手，藏在幕布后面，只在股權變動時露出指節。
這種低調，后來被很多人說成精明。
可另一面，也像躲。
因為張家的發家故事里，始終有一段不愿被人反復翻起的舊聞：西藥暴利，盤尼西林黑市，抗美援朝時期的藥品交易。
到了七十年代，香港地產熱起來，李嘉誠、包玉剛、置地、怡和，一個個都在搶地、搶樓、搶公司。
張家有錢，卻不像這些人那樣把聲勢做大。
他們更像坐在后排的人，等牌局到最熱時，才把手里的牌推出來。
一九八五年，會德豐爭奪戰爆發。
邱德拔先動手，馬登家族也有退意。張玉良把股權轉給包玉剛，包玉剛隨后擊敗邱德拔，控制會德豐。
這場仗打完，張家從香港商界最要緊的一張桌子上退了下來。
門關上了。
外面的人看見的是資本運作：賣股、套現、離場。
里面的人看見的，也許是另一回事。
八十年代前后，張玉良舉家離開香港，遷往澳洲。圍繞他帶走的資產，外界一直有“百億港元”這樣的說法。
中環的樓還在，洋行換了主人，香港商界繼續熱鬧。
張家走了。
從廣州藤器鋪，到香港藥行；從盤尼西林舊聞，到聯邦大廈、國際大廈；從會德豐大股東，到澳洲隱居富豪，張氏家族走的是一條很窄的路。
這條路上，錢越堆越高，名字卻越藏越深。
多年以后，再提張玉良，人們不只想起會德豐收購戰，也會想起那個缺藥的年代：前線等著救命藥，后方有人把藥瓶送進賬本。
最后留下來的，不是一座樓的燈光。
是一只沒有撕干凈標簽的藥瓶。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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