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助，有法可依了

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以下稱“社會救助法”）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的社會救助進入法治化時代。社會救助制度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基礎性、兜底性工程，是“最后一道保障線”。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承前啟后，是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可以說，社會救助法的施行正當其時。通過法治化方式，實現社會救助從“保生存”向“?；?、防風險、促發展”的新功能定位轉型，能夠給人民群眾吃上“定心丸”，為國家總體戰略保駕護航。

我國社會救助立法肇端于20世紀90年代，立法過程跨越三十年時間，恰好伴隨了社會救助從探索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初創期，到形成體制完備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的成熟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提升，社會救助的主要功能從保障貧困人口基本生活，逐漸轉向構建復合性、全方位和立體化的兜底性民生保障體系，即分層分類的新型社會救助體系。

法律的生命在于落實。社會救助法的價值和意義，在于以法治推動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讓法律所保障的權利成為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當前，全國各地正掀起社會救助法宣傳學習熱潮，特別是基層把社會救助法的內容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講解、呈現，讓更多的人對這部法律從陌生到知法、懂法和用法律維護實現自身權利。社會救助的法治時代，正在以一種可見可感可參與的生動場景，在中華大地上迅速展開。

以法治推動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首先要落實法律規定的救助范圍和對象，對最低生活保障邊緣家庭、剛性支出困難家庭等新的貧困類型進行精準識別，全員納入。近些年，全國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對象和特困人員的數量，與十多年前的高峰時期相比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一些家庭收入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線，但因病、因學、因殘等剛性支出巨大，實際生活水平甚至低于低保家庭。保障好這些群體的基本生活，比以前單純認定最低生活保障對象和特困人員，技術上更為復雜，管理難度也更大，需要按照法律規定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健全管理體制、細化操作程序，包括應用先進的數智化管理手段，以保證實施的順暢。

以法治推動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其次要落實法律規定的“物質救助加服務救助”的新型救助內容與救助方式。當前城鄉群眾困難的發生機理與形態與過去相比有很大變化，除了單純的經濟貧困外，缺乏教育、就醫、照護等方面資源保障與社會支持，涉及面并不小。以醫療救助為例，雖然國家建立了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但一些極重病人仍會因自付醫療費用過高影響基本生活，需要通過慈善醫療救助、網絡大病互助等途徑尋求社會幫助，特別是異地就醫也面臨多重困難，需要相應的關愛救助服務。失能失智及殘障群體也面臨較多的救助服務需求。在法律明確積極發展服務類社會救助的條件下，未來在實現路徑方面還需進行社會試驗和實踐探索。

以法治推動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還特別需要落實“社會力量參與”的相關規定。社會救助法對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從機制、渠道、內容、手段以及激勵政策等方面都有詳細規定，這是中國式現代社會救助制度的重要特點。作為民生保障體系的基礎性、兜底性制度安排，社會救助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社會力量的深度參與。黨和國家從完善收入分配體制，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的理論高度，對新時代慈善事業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落實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的法律，要與落實慈善法緊密結合。當前全國城鄉正在廣泛持久地開展社區慈善活動。社會救助的需求和供給，有相當一部分發生在社區。基層社會問題，包括各類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與基層的慈善事業以及志愿服務、社會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促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

社會救助的法治時代，是一個新的開端。隨著社會救助法的深入貫徹，我國的社會救助將會產生更多的創新與務實的經驗，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未來可期。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原院長）

發于2026.7.13總第1243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以法治推動社會救助高質量發展 作者：高華俊

編輯：蔡如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