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授：聯想拿了那么多錢，到頭來卻沒有一個像樣的技術創新

有些企業最怕虧錢，有些企業最怕被遺忘，還有些企業已經大到不必擔心前兩件事，卻會被第三個問題追著問：這么多年過去，到底留下了什么別人拿不走的技術？聯想正處在這樣的聚光燈下。它不是失敗者。

康奈爾大學金融學教授黃明曾在公開論壇談到中國企業的創新問題，并以聯想等企業為例提出尖銳批評。這番話引發爭議，不是因為聯想不會賺錢，而是因為一家體量巨大的中國科技企業，究竟應該滿足于把生意做大，還是必須把核心技術做深。

先把容易混淆的事情說清楚。聯想集團與聯想控股不是同一家公司。聯想集團主營個人電腦、智能設備、服務器、基礎設施、方案和服務。聯想控股則是多元化投資控股平臺。過去被輿論頻繁拿來討論的房地產業務，主要位于聯想控股體系。

2016年，聯想控股出售融科智地幾乎全部相關資產。因此，把聯想集團今天面對的技術爭議簡單寫成“賣電腦賺的錢都去炒房”，并不準確。真正值得討論的，是聯想的商業路線究竟把多少耐心留給了高風險、長周期的底層創新。

聯想早年的“貿工技”路線，有鮮明的歷史背景。聯想最初從代理國外品牌電腦起步，柳傳志主張先做貿易，再做制造，再向技術延伸。那個階段，中國信息產業基礎薄弱，企業融資工具有限，市場經驗不足。

先靠貿易建立現金流，熟悉客戶，學習管理，再擴大制造能力，這條路并非毫無道理。今天回頭看，很容易要求一家早期企業直接沖擊最尖端技術，可當時沒有成熟風險投資體系，也沒有完整供應鏈托底，技術項目一旦失敗，公司可能先倒下。

也正因為如此，“貿工技”和“技工貿”之爭才持續幾十年。倪光南更強調自主技術。他長期關注信息領域受制于人的風險，認為關鍵核心技術很難靠簡單引進真正獲得。買來產品，拿到授權，學會組裝，都不等于掌握技術底座。

芯片、操作系統、基礎軟件和生態體系具有很強的鎖定效應。一旦關鍵環節受限，企業依靠全球分工建立起來的優勢就可能承壓。放到今天，這種擔憂顯然更容易被理解。可歷史不能被寫成簡單的“誰對誰錯”。

聯想按照商業優先的路線確實做大了。2005年5月，聯想完成對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全球個人電腦業務的收購，迅速獲得國際品牌、全球渠道、成熟客戶體系和跨國經營平臺。

跨國并購絕不是把錢打過去就結束，供應鏈、員工、品牌和客戶都要重新整合。聯想能夠完成長期整合，并在全球個人電腦市場保持強勢，說明它在組織、運營、采購、制造和渠道管理上擁有真本事。問題恰恰在這里。

一個企業可以成為優秀的產品組織者和渠道平臺，可公眾對“科技巨頭”的期待更高。大家想知道的不是它能不能把成熟零部件組合成好產品，而是關鍵時刻有沒有別人繞不開的東西。黃明相關言論最有沖擊力的地方，也在這里。

他批評的是一些企業吸收了大量資源，卻沒有形成與自身規模相匹配的創新成果，同時并未否認企業的經營成績。爭論焦點不是聯想會不會做生意。聯想當然會，而且很會。

真正的問題是，當企業做大到全球級別以后，商業成功有沒有持續轉化為更深的技術壁壘。不過，到了2026年，再把聯想描述成“完全不研發”，同樣不符合事實。

聯想集團公布的2025至2026財年業績顯示，全年收入達到八百三十一億美元，研發費用同比增長百分之九，占集團全年收入約百分之三。人工智能相關收入同比增長一倍，占全年收入百分之三十三。

第四財季，人工智能相關收入占比達到百分之三十八。聯想還披露，其第四財季全球個人電腦市場份額達到百分之二十四點四。無論怎樣評價這些數據，都不能再說這是一家靠簡單組裝維持運轉的企業。但數字也把另一個問題擺到了桌面上。

研發費用占收入約百分之三，對一家全球大型科技企業來說究竟夠不夠？不同企業業務結構不同，研發強度不能機械橫比。可公眾仍有權觀察，一家企業是否愿意持續投入那些短期回報不確定、失敗概率很高、卻可能決定未來競爭力的項目。

拿華為作參照，最明顯的差別不是一句“誰更愛國”，而是研發投入方式和戰略重心不同。華為2025年研發投入達到一千九百二十三億元人民幣，占全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一點八，過去十年累計研發投入超過一萬三千八百億元。

聯想與華為不能簡單按比例判輸贏，因為兩家公司業務不同，賽道不同。可長期把大量資金壓在通信、計算、芯片設計、操作系統、基礎軟件和生態建設上，帶來的啟示很清楚：真正的底層能力，往往是在最看不到回報的時候一點點熬出來的。

聯想今天顯然也意識到了舊路線不能原樣復制。人工智能浪潮正在改變個人電腦行業。過去，電腦廠商最重要的本領是把處理器、內存、屏幕和操作系統組織好，再通過供應鏈和渠道賣出去。

現在，競爭正在推向模型、算力、數據、智能體、端云協同和行業方案。設備越來越像個人智能入口。誰能掌握用戶交互、端側推理、企業私有數據處理和算力調度，誰就可能獲得新的平臺地位。

2026年1月，聯想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展示以混合式人工智能為核心的一系列產品和方案，并推出面向全球的個人超級智能體。

國際足聯與聯想還宣布，將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應用多項由聯想打造的人工智能技術，包括足球人工智能超級智能體、三維數字人可視化方案和裁判視角人工智能視頻增強系統。

2026年4月，聯想人工智能創新中心在香港成立，并進駐港深創新及科技園。6月底，聯想又在上海世界移動通信大會展示混合式人工智能成果，包括個人智能產品、異構智算平臺、超節點和智能體方案。把這些進展連起來看，聯想的路線已經發生變化。

它不再只想做個人電腦銷量冠軍，而是希望把終端、服務器、邊緣計算、企業服務和人工智能應用串成一套體系。這條路有沒有含金量，不能只看發布會。

人工智能時代最容易出現的情況，就是每家公司都說自己“全棧”，每臺設備都貼上“人工智能”。

真正的技術競爭，要看產品能不能解決難題，算法和系統有沒有效率優勢，客戶是否愿意長期使用，研發成果能不能形成專利、標準、軟件平臺和生態壁壘。企業還要證明，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核心業務不會因某個關鍵供應商調整策略就陷入被動。

聯想的優勢并不小。它擁有全球客戶基礎，也有服務器、存儲、邊緣計算和服務能力。人工智能最終要進入工廠、辦公室、賽事和個人終端。聯想擅長把復雜技術變成可交付產品。

技術積累有自己的時間表。今天投入，可能多年后才看到結果，很多項目還會失敗。管理層如果只盯季度利潤，很容易把這類項目砍掉。可產業環境一旦突變，又會發現最關鍵的東西臨時補不回來。

這就是“技工貿”路線直到今天仍被反復討論的原因。當然，也不能把歷史寫成“當年只要聽倪光南的，今天就一定擁有世界級芯片”。這種說法沒有證據。

芯片產業需要人才、資本、工具、制造、市場和生態共同支撐，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決定成敗。假設歷史不能當成事實。能夠確定的是，聯想當年的商業路線幫助企業活下來、做大、走向全球；同樣能夠確定的是，聯想后來長期遭遇核心技術不足的質疑。

兩件事可以同時成立。這場爭論還有更大的現實意義。外部技術限制增多，全球產業鏈不確定性上升，人工智能又在重寫競爭規則。

中國企業不能滿足于永遠做最優秀的使用者、整合者和渠道商，關鍵基礎技術、工業軟件、高端芯片、先進計算和核心標準，需要更多企業長期投入。

黃明的批評之所以值得討論，不是因為外國教授說了一句話就天然正確，更不是因為美國學者擁有評判中國企業的特殊資格。中國企業好不好，最終要由自身發展、國家需要、市場表現和技術成果來檢驗。

下一道題更難。人工智能時代不會因為過去拿過銷量冠軍，就自動發放未來門票。真正能讓質疑消退的，不是再解釋一次當年的路線選擇，也不是拿營收數字堵住所有批評，而是做出一批別人繞不開、替代不了、愿意長期使用的技術和產品。

中國需要會賺錢的企業，也需要敢把利潤重新壓回實驗室的企業。聯想過去的成功不該被抹殺，今天的補課也應當被看到，但社會對核心技術的追問不能停止。

一個科技企業真正留下的分量，不只是賣出多少設備、完成多少并購，而是在關鍵時刻能不能拿出自己的底牌。聯想若能把全球運營能力、制造能力和人工智能研發真正擰成一股繩，它仍有機會改寫外界評價。

若只是把新概念貼在舊模式上，那句尖銳批評還會一次次回來。中國科技產業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正是這種不回避成績，也不回避短板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