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光正：先秦兩漢文學史研究的新動向—評《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

在西方文學觀、文學史觀的引領下，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書寫在上個世紀走完了她的現代化進程；與此同時，學界開始反思用西方文學觀、文學史觀觀照中國文學史的利弊，開始了中國文學史的還原解讀，試圖探尋“傳統文學”的“文學傳統”，建構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

《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劉湘蘭著，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8月版。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研究和書寫便是這一自主知識體系、理論體系探索中的一環，劉湘蘭的《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1]便是這一學術大潮中涌現的力作。

這部書根植于作者深厚的學養、在總結近二十年來豐厚學術成果的基礎上，第一次對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的發展進程和多元面相作了深入、系統的梳理和分析，是中國文學史書寫領域的新突破。

一、宗教文學與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新動向

在純文學觀的指引下，二十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界一般認為先秦兩漢文學具有文史哲不分的特性，并試圖從純文學的視野挖掘、分析其發生、發展的軌跡。

最近二十年來，隨著學術理念的變遷和出土文獻的涌現，海內外學術界開始還原先秦兩漢文學的巫術、宗教、政治語境，揭示其內含的宗教表達和政治表達，梳理其由“由神到人”的發展軌跡，并將“禮樂文化”作為這一轉變的關鍵點加以研討，宗教文學視野的介入導致先秦兩漢文學研究出現了新的動向。

這一新的動向是以先秦兩漢宗教文學論著的批量涌現為標志的。最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世界宗教研究》刊發了大批研究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的論文，引領了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風潮。

《先秦兩漢文體學史》

與此同時，大批專題性論著陸續出版，如過常寶《楚辭與原始宗教》《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體及話語方式的生成》《先秦文體與話語方式研究》《制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及其主編的4卷本《早期中國知識觀念與文獻的生成》、吳承學、李冠蘭《先秦兩漢文體學史》、韓高年《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張樹國《樂舞與儀式——中國上古祭歌形態研究》《宗教倫理與中國上古祀歌形態研究》《漢唐國家祭祀形態與郊廟歌辭研究》、曹勝高《土地祭祀與早期中國樂歌的生成》、陳元鋒《樂官文化與文學——先秦詩歌史的文化巡禮》、江林昌《中國史詩研究》《楚辭與上古歷史文化研究——中國古代太陽循環文化揭秘》、張開焱《世界祖宗型神話——中國上古創世神話源流與敘事類型研究》、沈立巖《先秦語言活動之形態觀念及其文學意義》、劉青《甲骨卜辭神話資料整理與研究》、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神靈崇拜下的社會秩序再建構》、丁進《商周青銅器銘文文學研究》、梅軍《殷商西周散文文體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孫蓉蓉《讖緯與文學研究》、吳從祥《讖緯與漢代文學》、姜生《漢帝國的遺產——漢鬼考》、丁進《周禮考論——周禮與中國文學》、羅家湘《先秦文學制度研究》、饒龍隼《上古文學制度述考》、姚圣良《先秦兩漢神仙思想與文學》、張宏《秦漢魏晉游仙詩的淵源流變論略》等。海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也譯介給了大陸學界，如柯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表演與闡釋：早期中國詩學研究》、普鳴《成神：早期中國的宇宙論、祭祀與自我神化》、夏含夷《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陳致《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成》、班大為《中國早期的星象學與天文學》、葛蘭言《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等。

《中國古代的節慶與歌謠》

這些論著成功地揭示了先秦兩漢文學在巫術、宗教、政治語境中的起源、發展及其向禮樂文化、國家宗教乃至世俗政治、世俗生活的轉變。

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二。

一是過常寶的早期中國知識觀念與文獻生成論。

在前期研究中，過常寶便開始關注宗教在文獻生成中的作用和具體呈現。他認為《九歌》和《離騷》體現了巫術祭歌的結構，《九歌》反映了楚地祭祀主神和配享神的直祭和索祭過程，《離騷》中就重華（舜）陳辭和三次求女也體現了同樣的結構，其上下求索就是一個祭祀模式的反映。

他還認為，《詩經》的功用也只體現于祭祀和外交場合。在后來的一系列論著中，他開始分析早期知識觀念與文獻“由神向人”的轉化。

他將先秦文獻分為宗教文獻、政教文獻、史職文獻和諸子文獻。

宗教文獻以甲骨卜辭、《周易》卦爻辭、圖畫文獻為代表，傳達的是人的祈求和神的意旨，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

政教文獻以《尚書》《春秋》為代表，前者或是周公以祖靈的名義頒行的訓告之辭，或是據前代祭儀所改編的典謨文獻；后者屬于告廟文獻，其記載無事件起因、過程甚至沒有評判，是在宗廟中報告給祖靈評判的文獻；其政教意圖是通過神道設教來實現的。

史職文獻是指春秋時期的《左傳》《國語》《老子》《論語》等，這些文獻已經脫離了宗教背景，不再以神靈為對象，是巫史分離后由“君子”“立言”而成。

《制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

諸子文獻是指戰國時期的士人服務現實政治各依門派各抒己見而形成的文獻，如《孟子》《墨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等。

在他看來，早期知識觀念“由神向人”轉變的關鍵便是周公的制禮作樂。周公的制禮作樂是一場由宗教禮儀到政治制度、文化形態的全方位的社會變革，采用神道設教即借助宗教儀式和神圣話語方式來推廣新的政治文化理念。

先秦時期的彝器銘文、詩、書、易、春秋等類文獻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變革中產生，那個時期的“新意識形態就在禮儀和文獻這兩端之間生成，隨著時代的推移，逐漸遠離儀式而靠近文獻”，但是，“文獻背后的儀式性張力一直存在著，文獻的傳統總能夠追溯到儀式中去，并從中獲取合法性和話語權力”。[2]

在此基礎上，他還進一步梳理了先秦話語方式和文學理念的變遷。如他認為，《詩》原為宗教禮儀文獻，“詩言志”和 “蔽志”分別說的是祭祀和占卜的情形，說明“志”在儀式中的作用就是表達意愿，溝通人神，但可采取借《詩》言之和秘而不宣兩種方法，有著神秘性特征。

《早期中國知識觀念與文獻的生成》

因此，先秦時期，“詩言志”不是一個詩學概念，其主要功用由表達宗教祭祀意愿演變為儒家意識形態的建構；到了漢代，《毛詩序》主張“情”“志”一體，賦予“詩言志”以教化和美刺的內涵，重新定義了士大夫階層的政治權利和話語方式，客觀上揭示了詩歌以情感人等文學特征，開啟了“詩言志”教化詩學的序幕。

其主編的《早期中國知識觀念與文獻的生成》包括“殷商西周卷”、“春秋卷”、“戰國卷”、“秦漢卷”四大冊，對先秦兩漢知識觀念和文獻生成作了系統闡釋，是論述先秦兩漢文學“由神向人”轉向的最為系統最為權威的學術成果。

二是以柯馬丁為代表的禮儀表演論。

他們認為，早期中國文化展示的最重要的方式是禮儀，先秦文本只是禮儀表演的一部分，是禮儀的記錄，現存先秦典籍成書于漢代。

這些學者的研究深受西方儀式理論以及《荷馬史詩》研究的影響。柯馬丁指出，中國詩形成于周朝早期的宗教、政治儀式（宗廟祭祀、筵宴、詔令）中。“在周朝的祖先祭祀中，儀式美學的所有元素，包括青銅器皿和鐘的紋飾、織物圖案、音樂聲響、舞者的隊列和動作、祭品的馨香等”，“禮儀形式和行為舉止的重要性凌駕于文本主張之上”。[3]

他透過《詩經·楚茨》的分析指出，早期儀式頌詩“既是一個描述性/規定性的敘述，又是一個在祖先祭祀中被表演的文本”[4]，《詩經》中的頌詩、雅詩是作為表演文本的詩。

《表演與闡釋：早期中國詩學研究》

柯馬丁指出，秦始皇石刻緣起于秦始皇模仿舜、禹巡狩儀式，向新征服的東部地區臣民、神靈宣示東部地區從此納入秦國的管轄范圍；該石刻銘文具有模塊化構思的特性，和前帝國時期秦國宗廟青銅器、石磬銘文具有同樣的結構特征，且具有口頭表演的屬性，所有這一切均繼承自周代的祭祀禮儀。

他的秦始皇石刻研究、西漢郊廟歌辭研究表明，宗教祭祀文本是一種政治表達和手段，它作為制度化文化記憶，從先秦一直延續到秦漢，這種延續性使他堅信秦帝國并未導致文化斷裂，甚至讓他懷疑“焚書”“坑儒”乃是出于漢代意識形態的建構。

另一方面，柯馬丁依據西方儀式理論，即儀式的建構性、口頭表演性，懷疑中國早期文本的真實性，甚至認為屈原是一種文化記憶的產物——后世構擬的產物。關于后者，已經引起國內學者的批評。[5]

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研究的這些成果，不僅為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扎實的學術基礎，而且昭示著文學史書寫的新視野和新方向。

《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

二、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研究與文學史書寫的新態勢

西方學者秉持西方的宗教觀，一度認為中國沒有宗教（只有迷信），西方漢學界受其影響，一度認為中國文學缺少“超越性”。

隨著研究的深入，西方學者開始認可中國宗教的獨特性，并對中國宗教文學展開了深入研究，其成果迅速在文學史書寫中反映出來。

受國內外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研究的影響，國內近期出版的馬工程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在溯源時也開始關注先秦兩漢文學的宗教屬性。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研究的豐碩成果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史書寫出現了新的態勢。

這種新態勢首先反映在西方漢學界主編的兩部《中國文學史》：梅維恒主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和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這兩部文學史在2010年代在中國翻譯出版后產生了重大反響，評論、商榷文章層出不窮，但其中的宗教文學書寫并未引起學界的重視。

梅維恒主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采用專題來架構文學史，在“基礎編”中，他專門設置了“神話”、“超自然文學”、“佛教文學”、“道教作品”四章來討論神圣敘事和宗教文學。

在全書“導論”中，主編不僅從“多樣化的文類”、“多樣化的意識形態和人民”這兩個角度強調該書設置多個專章討論宗教文學的必要性，還強調“在本書各章中，都能找到佛教和道教的身影。”[6]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在討論《詩經》和《楚辭》時，該書將雅頌和宗教祭祀聯系起來，認為《遠游》講述的是學道者的游仙。

比起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編撰理念的貫徹上更加成熟，其對宗教文學發展軌跡的揭示更加精彩。

該書第一章《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由柯馬丁撰寫，徹底貫徹了如下理念：先秦兩漢文本中的許多內容不僅是重要的政治、宗教表達，而且是儀式表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他看來，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是與王室祖先神靈交流的記錄，具有宗教、政治的雙重意義；保存在《詩經》中頌詩雅詩、《尚書》中的王室演講也具有同樣的儀式語境，通過精心編排的儀式在宗廟中表演而傳承；《九歌》《天問》《招魂》《大招》都起源于祭祀儀式及宗教紀念活動；這個傳統在秦始皇石刻、漢代宗廟祭祀樂歌《安世房中歌》、郊祀樂歌《郊祀歌》中得到繼承，并在漢代轉化為用辭賦表演來頌揚“今上”、“當朝”的聲威。

《劍橋中國文學史》

在柯馬丁看來，西漢辭賦是一種集修辭、愉悅以及道德勸諭于一身的表演性文類。柯馬丁在文學史書寫中還一再強調，早期文本是配合儀式這一多媒介表演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口頭表演的屬性，先秦文本到漢代才經由儒生的整理變成書面文本。

袁世碩、陳文新主編的馬工程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依然采用純文學理念安排篇章、評論作品，但是，其第一編《先秦文學》已經關注到了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研究的成果，在探討文學起源、演變的過程中對宗教文學進行了書寫。

該編“緒論”指出，“人類基于生存發展需要的各種與生產有關的活動，乃是文學藝術發生的根本原因，人類的生產活動包括物質生產和人的生產，而人類最初的藝術現象，諸如講述自然和生命的神話、兩性相誘的歌舞、巫術的咒語、祈神的禱辭、試圖進行捕獲的繪畫等等，正是由這雙重生產的需要所導致。”[7]

這個文學藝術起源說，乃是根據近年先秦文學研究而對“文學藝術起源于勞動”說的調適。

該書導論還從“史前時代與上古神話”、“夏商巫風與巫祝文學”、“周代禮樂與《詩經》”、“史官文化與歷史散文”、“百家爭鳴與諸子散文”、“荊楚文化與楚辭賦”六個維度探討先秦文學“從神到人”的轉變與發展。

在隨后的具體論述中，先秦文學的宗教屬性也得到了書寫者的重視。如第三章《詩經》，作者強調頌詩多為祭祀活動中用樂或配舞之歌，在論述《周頌》中祭祖詩、《大雅》中周族“史詩”、農事牧獵詩時均強調其與祭祀大典的內在關聯。

再如第六章《屈原與楚辭賦》，作者強調屈原創作深受巫覡文化的影響，《九歌》《招魂》《天問》“都是屈原在南楚民間固有巫歌、踏唱基礎上加工、創制的一批楚辭作品，是南方巫覡文化的集成與結晶；同時，又因屈原給予藝術升華而成為極富欣賞價值的奇詩佳作。”[8]

袁世碩主編《中國文學史》

這樣的論述，既重視其宗教源源，又重視屈原的獨創性，揭示了先秦文學由“神到人”的轉變。

這些新態勢表明，中國宗教文學史的書寫乃是大勢所趨，宗教文學必將進入文學史書寫。

三、《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與文學史書寫的新突破

劉湘蘭的《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是12卷25冊本《中國宗教文學史》[9]第一卷上冊，是作為《中國道教文學史》的淵源卷而設計的。

劉教授順應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研究的新動向、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新態勢，完美貫徹《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編撰理念，完成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的書寫，可謂中國文學史書寫領域的“及時雨”。概而言之，其突出成就有四。

其一、對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的歷史進程和多元風貌進行了勾勒，搭建了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的框架。

《中國宗教文學史》

該書先用6章的篇幅呈現先秦宗教文學的多元風貌：原始宗教祭儀與文體、文學形態之發展；《山海經》與上古神話；《周易》卦爻辭的文學性及對道教文學之影響；《老子》《莊子》對道教及其文學之影響；《詩經》中的原始宗教與神話；楚辭與楚巫文化。

然后用8章的篇幅呈現秦漢宗教文學的多元風貌：

秦漢詩賦與游仙、郊祀思想；《淮南子》中的神話與早期道教；《列仙傳》及漢代仙人碑傳；漢代對《老子》的宗教性改造；《老子變化經》《老子銘》與老子神話之建構；漢代讖緯文學與早期道教；道教形成的標志之作：《太平經》；道教形成的標志之作：《周易參同契》。

在橫向呈現的同時，各章節之間又作縱向的梳理：梳理先秦宗教文學時，該書總是緊扣先秦宗教、先秦宗教文學對后世道教文學的影響而展開論述；在論述秦漢宗教文學時，該書又總是緊扣原始宗教、神話敘事、黃老道、方仙道、郊廟祭祀、讖緯神學如何一步步推進了早期道教的形成、如何塑造了早期道教文學的風貌。這種淵源流變的視角完美地貫徹了《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作為《中國道教文學史》淵源卷的編撰理念。

其二、從宗教實踐的立場對先秦兩漢宗教文學進行了理論闡釋，揭示了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的本質屬性。

該書指出，商周宗廟祭祀儀式的差異導致了《詩經》“商頌”“周頌”文體和文本上的差異。

《中國古代文體與文學經典》

商人“尚聲”，祭祀重視以歌、樂、舞祭神與饗神，所以“商頌”敘事詳贍、語言典雅、回環往復、韻律協和、節奏鮮明；周人“尚臭”，祭祀更多用血牲、黍稷、醴酒祭神與饗神，所以“周頌”內容簡略、文辭簡要，缺少回環復沓之韻律。

該書指出，楚地的巫術活動、祭祀儀式、招魂儀式、游仙思想等原始宗教實踐和理念是催生楚辭的溫床：《九歌》為郊祀祭歌，其迎送的主神為東皇太一，其他九章為娛神曲，具有表演性質；《招魂》《大招》是招魂儀式中的歌曲；《離騷》用宗教神話描寫兩次遠游、三次求女抒發屈原自己的懷抱；《遠游》書寫了遠游之愿望、修煉方法和遠游征程，開創了游仙文學傳統。

該書還指出，《太平經》以先秦道家哲學中的氣化宇宙論為理論基礎，在漢代讖緯學說的神秘主義文化背景下，將“氣”引入文學理論領域，提出了以“文氣”為核心的文原論、推崇“正文”“真文”的文章功用論、反對“邪偽文”“浮華文”的文章批評論、強調章句應守“本文”的經典釋讀論，這一文學理論體系是立足于宗教實踐以實現道教利益為第一要務的理論體系。這種分析說明，宗教實踐之屬性決定了宗教文學之屬性。

《太平經合校》

其三、從文體學的角度對先秦兩漢宗教文學作品進行了理論分析，揭示了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的文體特點和文體功能。

劉教授長期從事文體學研究，長于辯體。她指出，先秦宗教祭儀對先秦文體分類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應禮儀制度、行為方式的需要而創作不同的文辭是先秦文體分類意識形成的重要機制。

在她看來，祝禱文體作為人神交流的文辭，其撰寫的功利性和目的性非常強，行為目的的相互對應導致了言說方式的相互對應，從而形成了祝辭與嘏辭、禱文與祠文、祝禱文與詛咒文這類功能相對應的文體。

這種辨體意識在分析《列仙傳》和漢代仙人碑傳時也有精彩的表現。她指出，“《列仙傳》在史傳的文本模式中，嵌入傳主神奇玄妙的修仙故事，努力營造敘事的真實性效果，為了達到宣揚神仙學說的目的，又將史傳必然存在的封閉性結局，改造成仙人長生不死的開放式結局。《列仙傳》開創的這種仙傳模式，為后世道教徒們所繼承。”[10]

她根據劉勰“寫實追虛”的碑文寫作要求，判定漢代仙人碑《王子喬碑》《唐公房碑》《肥致碑》的文體特征是“征實追虛”。

在她看來，所謂“寫實”就是選言錄行不得虛妄；所謂“征實”就是仙人碑傳對碑主出身、成仙經歷、仙術的“真實”進行考察和確認；所謂“追虛”就是以適當的想象刻畫碑主的情態、氣質、風神，從而獲得更為豐腴的人物真實和歷史真實；這些仙人碑傳的書寫具有歷史真實和宗教真實，以“事實性陳述”和“詩意和修辭要素”奠定其文體風貌。

再如，她從魏伯陽“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11]，“結舌欲不語，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12]的矛盾創作心態中找到了分析《周易參同契》文體特征的切口，指出《周易參同契》雜糅三言詩、四言詩、五言詩、騷體辭賦、散體文、歌體等文體的文本形態，以及大量使用隱語撰寫煉丹口訣的創作手法，是丹書既要傳承丹道又要嚴守秘術下的最佳選擇。

《古本周易參同契集注》

這種文體選擇和寫作手法融文學審美與丹道傳承于一體，開創了丹經道書、丹道文學的書寫傳統，對后世產生了深淵的影響。由此可見，文體辨析在她那里可謂得心應手。

其四、從宗教史、文化史、文學史相結合的角度分析先秦兩漢宗教文學，揭示了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的時代屬性。

她指出，《詩經》中反映天帝祭祀、山川祭祀、農事祭祀、祖靈祭祀的祭祀樂歌是商周祭祀文化的核心內容，這些樂歌承載著原始宗教文化的內涵，在經過改造進入禮樂系統后，為周代統治者的政教服務。

由此看來，這些祭祀樂歌既是宗教表達，又是政治表達，融宗教、文化、文學、音樂、舞蹈于一體。

《自我指涉與表演：柯馬丁解釋詩經等文本的策略》

這種宗教祭祀、祭祀樂歌在漢代發展為郊廟祭祀和《郊祀歌》、郊祀賦，反映祭祀天地、祖先的國家祭祀樂歌在漢武帝求仙旨意的影響下不僅表達了長生成仙的愿望，而且還體現了作者對人類生命的思考；

漢賦作家對以郊祀為核心的國家祭祀大典的描寫，融入了賦家個人特有的神仙思想，這些神仙思想既有對漢代社會盛行神仙方術之風的反思與貶抑，也有對神仙方術的鼓吹與認同。但無一例外的是，這些神仙思想皆以展現大漢帝國之威嚴為最終目的，彰顯著大漢天子的王道精神，這也是漢賦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之文學的重要原因。[13]

她還指出，以河圖、洛書、七緯為主干的讖緯思想體系是在漢代儒士和方士的建構、推助之下成為國家宗教的，讖緯進一步發展，與方仙道、黃老道緊密結合演變為早期道教，道教的經典、符箓、方術、神譜、宗教地理、宗教倫理及其相關文學很多取自讖緯。這種宗教史、文化史、文學史相結合的分析和闡釋，對于我們體認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的發展演變及其豐富內涵具有重要意義。

由此可見，劉湘蘭教授的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書寫不僅及時總結了先秦兩漢宗教文學的研究成果，而且具有學術開創性，對于豐富先秦兩漢文學史的書寫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道教文學學術檔案》，左丹丹、吳光正編著，山東大學出版社2025年8月版。

我們也期待12卷25冊本《中國宗教文學史》能為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貢獻一份力量，因為，宗教文學進入中國文學史書寫，是建構中國自己的文學史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的重要一環。

注釋：

[1] 劉湘蘭：《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

[2] 過常寶：《制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第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3] 柯馬丁著、郭西安編：《表演與闡釋：早期中國詩學研究》第43頁，北京：三聯書店，2023年。

[4] 柯馬丁著、郭西安編：《表演與闡釋：早期中國詩學研究》第38頁，北京：三聯書店，2023年。

[5] 陳文新：《疑古與分寸——評〈劍橋中國文學史〉的楚辭論述》，《文藝研究》2016 年第6期。

[6] 梅維恒主編，馬小悟、張治、劉文楠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第11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

[7]《中國古代文學史》編寫組編：《中國古代文學史》第17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8]《中國古代文學史》編寫組編：《中國古代文學史》第106—107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9] 吳光正主編：《中國宗教文學史》，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2024年。

[10] 劉湘蘭：《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第305頁，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

[11] ［清］仇兆鰲著，鄧盼點校：《古本周易參同契集注》第58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12] ［清］仇兆鰲著，鄧盼點校：《古本周易參同契集注》第135頁。

[13] 劉湘蘭：《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第2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