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出獄后想回黨工作，毛澤東提出3點要求

陳獨秀服刑13年出獄后想回黨工作，毛澤東對其歸黨提出三條具體要求，究竟是什么條件？

1927年初夏，武漢漢口江面烈日如火，陳獨秀坐在租界小樓的竹椅上，遙望對岸的軍艦炮口，心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權力的天平已然傾斜。四月政變的槍聲隔著長江仍在回響，國共合作行將破裂，指責、質疑與誤解迅速包圍了這位曾被稱作“南陳”的黨首。

幾年前，他還憑《青年雜志》把“德先生”“賽先生”帶進中國青年的視野；在五四運動的街頭，他高舉《新青年》社論呼號“東京的櫻花開了，北京的柳枝也該發芽”。然而到大革命最緊要的關口，他對工農武裝的猶疑與對國民黨“改造能力”的幻想，使中共中央在緊急會議上取消了他的最高職務。自此，“領導者”成了“歷史錯誤的承擔者”，旗幟還在風中招展，掌旗人卻已易位。

失勢并未意味著沉默。1932年10月，上海法租界的鴿子剛剛落腳，他的一篇《再論抗日與救國》便讓國民黨當局大動肝火。很快，憲兵堵住了弄堂口，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他押向南京老虎橋。1933年，法庭宣判13年監禁，后改為8年。入獄那天，國防部部長何應欽特意來“探望”。暗淡囚室里，他遞上紙墨，“陳先生，可否題字？”陳抬頭，只寫八個大字：“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何應欽微微一笑，收筆而去。

鐵窗并未隔絕世事。戰報與報紙輾轉送入，他在昏黃燈下批注“攘外必先安內”之荒謬；也給舊日學生寫信，“天下將亂，吾輩當思救國之訣。”1937年7月盧溝橋槍聲炸裂，南京倉促西遷，國民黨需要表現寬宏，8月23日提前釋放了他。

出獄后，他在南京夫子廟旁租了兩間舊屋。戴笠派人暗示：“蔣委員長愿請先生出山，月奉一萬大洋。”陳擺手：“我不欠他們債，也不做他們的旗子。”同一時期，延安方面托葉劍英秘密遞來口信，隨后林伯渠帶著一紙“復黨”方案趕來，轉述毛澤東的意思：“一要公開承認過去路線錯誤；二要斷絕托派聯系；三要遵守黨的組織原則。”林伯渠勸道：“老陳，這是回家的路。”陳抬眼，淡淡回答：“后兩條我無異議，第一條是叫我否定信仰。”

黨內討論并不平靜。王明、康生堅持“托洛茨基支流必須肅清”，周恩來卻主張“功過分開”。延安電波來回，終未取得一致。陳獨秀將那紙“條件”壓在書柜最底層，隨后離開南京，赴武漢，再輾轉長沙。

抗戰陰云籠罩后方，他在長沙岳麓山腳為青年講西洋文學謀生，一把舊皮箱裝著手稿和藥瓶。1940年到重慶江津，只剩兩間土磚瓦房，菜園里種豆也種憂愁。某晚土匪撬門，筆墨、印章與數十篇手稿被掠走，他苦笑：“字可再寫，志不容偷。”

1941年底，周恩來冒著轟炸從重慶城里趕來探視。簡陋小屋里，周握住那雙消瘦的手，“延安仍盼你回去。”陳搖頭：“周公，路已分岔，強并無益。”窗外山風嗚咽，兩人對坐良久，無言。

長期哮喘和結石折磨他的身體，藥費捉襟見肘，學生羅漢常劃船過江送來幾包山草藥。醫生建議手術，他輕聲說：“若此身不能伏案寫字，再活又有何趣？”1942年5月27日清晨，他于江津病逝，終年63歲。當地鄉親用竹轎將遺體抬往白沙井旁的小山坡，友人陶亢德題寫木牌，草草安葬。

10多年后，1953年，中央有關部門發函照顧陳家后人生活起居，昔日恩怨終歸檔案。陳獨秀的骨灰后來由家人移葬家鄉懷寧的青山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