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爆”：當戰爭成為底層上升的唯一階梯

記者 李凱航

李凱航 | 文

一、昭和初年的“減俸令”

1929年，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民政黨總裁的濱口雄幸為了使日本重回金本位制的軌道，斷然實行了通貨緊縮政策。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他在10月15日的例行內閣會議上決定將公務員的減俸納入“構造改革”的一環。“雖然官員減俸并非上策，但既然強迫國民忍耐緊縮政策之苦，那官員也要以身作則”。

但他補充道，“減俸”對象僅限于月薪100元，即年薪1200元以上的官員，減俸幅度為十分之一左右。至于為何是“年薪1200元”，當時負責執行減俸方案的財務大臣井上準之助表示，“所謂年俸1200元以上的標準，并無其他特別的理由，不過是自然而然地把所謂的百元當作衡量生活的標準”。

當時，一名初入職的普通小學教師的收入月薪大概50元。在官僚體系中，能拿到100元的人大多是工作幾年后，剛剛成家的青年男子。由于女性在戰前幾乎很少有工作崗位，所以100元對他們而言并不算寬裕。由此觀之，擁有精英履歷的井上大臣這樣回答有點不知人間疾苦的意思。

“減俸令”一經公布，就引發一片嘩然。翌日《朝日新聞》就刊登了記者徹夜追問鈴木富士彌書記官的報道，“每月平均100元薪資，難道不是過分微薄的生活費嗎？”書記官長理虧地回答，“是啊！”記者又再次反問，“那何不把減俸設定在3000元以上的官員呢？”由此看出，當時的價值觀認為“月薪100元”的人遭到減薪是值得同情的。

濱口總理的“減俸”方案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抵制。報紙上出現了“此舉將掀起底層官員的痛苦”的報道。一周后，政府不得不以“鑒于輿論影響”為由，撤回了減俸令。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反對減俸。農村人就普遍支持官員的減俸令。兩年后，第二次若槻禮次郎內閣在“不涉及司法官，期待官員們自發捐獻國庫”的條件下推行了減俸令。

由此，“明治以來年薪1.2萬元的內閣總理大臣，變成年薪9600元，各省大臣則從8000元降為6800元。官員方面，各省局長級從5200元降至4650元，各省最元老的課長由4500元調至4050元”。由于高級官員的工資非常之高，所以減俸令的影響并不大。底層官員則叫苦不迭。

《昭和上班族 月薪一百元》

[日] 巖瀨彰 | 著

陳柏瑤 | 譯

萬川 | 中國工人出版社

2020年4月

《朝日新聞》的報道中列舉了一位進入政府機關工作20年的“鐵道官員”的生活實情。他一家8口，育有4男2女，最大的孩子19歲。好不容易月薪終于到了150元，可是已經4年半未調漲，只得靠這份薪水養活全家。由于住的是公家宿舍，無須花費租金。不過他也說出了困境，“我們把房屋租金挪作長子的教育費，讓他上了中學，上學期間卻連一次校外旅行都無法讓他參加，課本用的都是別人的二手書，除了每月的學費外還要努力攢出雜費，終于在今年春天畢業，好不容易可以安心了，沒想到接著又要面臨就業的難題，結果現在游手好閑。為此，次男小學畢業后，決定犧牲自己去工廠工作，以添補家用，也讓另外的二男一女得以有上小學的學費”。

二、大多數人月薪不足100元

盡管主流新聞都在抱怨減俸令，但也有人指出了一個普遍的事實，即大多數的普通工薪族，其收入不足月薪100元。“盡管政府宣稱，針對年收入1200元以下者，不施以減俸，但官吏的反彈聲浪依舊不減。由此不難看出，身為官吏的諸位，大多數年收入肯定超過1200元。今日的日本，年薪達1200元以上的這些人，只不過被要求減少些許的收入，他們就不惜罷駛鐵道，不惜造成日本為數最多且年薪不到1200元的人們生活上的不便，而應維護大眾權益的報紙，乃至應為無產階級存在的無產黨，皆未發表任何聲明，也未提出抗議，實在是歷代以來最詭異之事。（中略）現今多數的上班族，那些最操勞、最賣命工作的上班族，年薪其實都不到1200元”。那么，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呢？

社會學家小熊英二曾采訪過在大正日本度過童年時期的父親小熊謙二。當時，謙二跟隨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在東京高元寺附近經營一家糕點店。他回顧了當時的生活情形。“大約10戶共用一管自來水，要向管理人借鑰匙才能打開。洗衣服則靠1877年出生的外祖母以大臉盆手洗，但因家務勞動頗多，所以大概是4至5天才會換洗一次內衣”“洗澡則是每隔四五天才到附近的錢湯，去一次”。飲食方面“只要有米飯與帶有咸味的東西就可湊合上一餐”，大概都以腌漬物與米飯為主，“幾乎沒有吃魚或肉的記憶”。因為物流不發達，魚肉多為曬過的魚干，鮮魚大概只有沙丁魚，而且并不真的新鮮。

《活著回來的男人》

[日] 小熊英二 | 著

黃耀進 | 譯

理想國 | 上海三聯書店

2024年3月

“一個月不見得能吃上一次肉，而且以豬肉為主。偶爾得到一只雞，就會與左鄰右舍分享。宰好的生鮮雞肉，在沒有冰箱的社會，分享是保存鮮度的最有效方法。蔬菜是在附近的蔬果店購買，魚或肉則到蠶絲試驗場附近的市場購買。外祖母平時忙于家務，完全沒有時間烹煮精致的料理。當時的家境‘大概恩格爾系數達到60%吧’”。即便如此，“也有自來水，飲食感覺比在佐呂間（鄉下的老家）還來得好”。當時的庶民，既沒有年金制度也沒有健康保險，為了給生病或老年生活做準備，都省吃儉用地存錢。店里的出納與家計狀況都由外祖父記錄，每到夜里就會問外祖母：“今天在什么地方花了什么錢啊？”

“1929年，小學教員的月薪是46元，而東京市立中學在這一年的入學學費，光基本所需的直接費用就要146元19錢。即便考試合格入學了，也有許多人因為經濟上的問題而中途退學。即便升學到這個層級，除了進入政府或大企業的極小部分人員以外，這學歷在其他職場中幾乎沒有什么作用。只讀過小學、靠著自己白手起家的外祖父母會認為升學只是浪費金錢與時間，也并非毫無道理”。由此看來，月薪150元的“鐵道官員”無力同時負擔幾個子女上學費用，其實也是大多數日本工薪族的常態而已。那么，當時的物價水平如何呢？

三、生活成本與收入格差

據巖瀨彰的統計，昭和初年的鰻魚飯約60錢，天婦羅丼30錢—40錢，年糕紅豆湯15錢，冷蕎麥面或一杯咖啡10錢。餐廳推出了1元的定食套餐，但也出現了30錢的鐵路便當。量販的一瓶大罐裝啤酒約35錢，而有名的啤酒會社麒麟與惠比壽啤酒在銀座的餐廳內，小杯裝25錢，大杯裝是45錢。清酒是1元—2元。當然，也有商販打起價格戰，出現了“10錢攤販酒吧”的摻水酒。“響”牌香煙一盒10錢。明信片是1錢5厘。東京市電車的票價是7錢。

大正時代末期，出現了東京市內一律1元的出租車。1元還可以用來訂閱一個月的報紙，買一張帝國劇場的中等座次的電影票。另外，1926年，改造社為了搶占市場，推出了1元1本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改造》《文藝春秋》等綜合雜志大約50錢。

除了基本的生活開銷，家電、房租、學費等等皆屬于大額支出。當時，電風扇與收音機已經普及。但新出現的電冰箱，主要是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等的進口制品，一臺要價600元—800元，很少有人擁有。此外，福特或通用汽車定價分別為2450元和3598元，則是大多數人不敢想象的奢侈品。

昭和初年的日本，就總體而言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其GDP是美國的七分之一，世界貿易的占有率僅為3%。1930年日本人口調查顯示，全國總人口約6400萬人，在就業總人口的2009萬中，從事農業的人口數是1370萬人，占比大約50%，第二產業是20%，第三產業則不到30%。即使是急速發展的制造業也僅占整體的16%，即470萬人；服務產業占8%，僅有248萬人。像每日穿著鼠灰色西服，乘著電車去市中心工作的工薪族，其占比更少。1929年，小池四郎將公務員、民間企業職員、醫師等專職人員定為“工薪族”，推測約有170萬—200萬人。換言之，占總就業人口的不到7%。

1926—1927年間，日本政府調查了城市中家庭收支狀況。其調查原因是，世界主要的國家中只有日本尚未公布生活費指數，另外也為了制定最低薪資。當時日本城市中爆發了“米騷動”，為了應對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也需要調查大米價格與家庭收支情況，以至于不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事實上，明治末期開始，日本的勞資矛盾日益凸顯，工人運動此起彼伏。竹內民郎指出，“（大正時期）日本谷物、食品價格暴漲的程度已經超過了英美交戰國的水準。報紙上每天都有生活困難所致自殺、棄兒、盜竊的新聞。在一路攀升的通貨膨脹之下，社會表面蠕動著大小暴發戶，但在社會底層，小農民、小漁民、小商人、小規模中小企業的勞動者，以及被稱為‘洋服貧民’的下級公務員、公司職員、教師正受到困難生活的嚴峻威脅。因為勞動者、工薪族的實際工資下調，從1917年開始，勞工爭議明顯增多。同年，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的《貧窮物語》出版了。順應時代潮流，這本書立即成了暢銷書”。

1927年，政府的調查顯示，當時每戶平均約4.2人，戶長平均月收入93元19錢，包含家庭的收入或房租收入等，合計每戶平均收入為113元62錢，年收入1260元。最終，政府把最低工資定在了每月75元。當時的個人起征點是年薪1200日元，但實際上滿足這個條件的非常之少，不到10%。

1921年，森本厚吉認為，在日本要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需要年薪3000元以上。但當時年薪3000—5000元的家庭戶數不到0.3%，98%都在2000元以下，其中600元—2000元、所謂“上級的底層階層”約占9%，650元以下者高達九成。根據森本的分析，1918年共24.29萬名的文官中，相當于課長以上，也就是奏任官等級的有9442人，平均年薪2375元，屬于中產階級水平。7.75萬名判任官，平均年薪是774元，則相當于“貧民以上”。

但不管怎么說，他們也算是領著固定薪水的“貧民”。真正的貧民，其實是工人。據出生在東京貧民窟的評論家加太晃司回憶，當時的小學生一畢業就去打工了。他“入學時一班有近60名同學，到了二年級竟減少到40多人。中途退學的同學不是到工廠當學徒，就是在供吃住的商家工作。學徒日薪40錢，必須工作10個小時；供吃住的商店店員則從早到晚供人使喚，月薪5元”。

1931年，工廠的工人一天的平均薪水是1元86錢，一天平均工作9小時—10小時，即使是小孩也做著與大人同等的工作。一般工人每月工作26天—28天，每周休息1天。1930年，《文藝春秋》5月6月連續刊出了《不景氣的真相》《社會現象批判座談會》的專題報道。與會者是“當鋪、食堂的老板、葬儀社老板、出租車司機等中下層群體”。

其中葬儀社老板透露，“無工作也付不起房租的水泥匠，妻子難產而死，最后竟連買棺材的錢也沒有，就那樣任由尸體擺在坐墊上3天；或是，也有人舉行喪禮的翌日，為了躲避付錢連夜潛逃。除此之外，因不景氣而關門大吉的商店老板住院時，醫院害怕收不到80元的醫療費，人一斷氣就跑來收錢”。

也有學者觀察到了社會底層的辛酸，“當時拾荒者聚集在日暮里，同時還有收集剩菜飯的店鋪，僅需2錢。果真有人來買，回家煮成粥，供一家人作為晚餐。深川的角落也聚集著底層的勞動者，調查這些露宿的勞工們，結果發現30人中僅有8人工作，日雇工還算是幸運，甚至有人只是從事撿拾空的煤炭草袋等工作”。

四、農村與軍人

如果城市中的占多數的底層人口都掙扎于貧困線上，那么大正日本的農村則是掉入了不見底的深淵。受國際市場影響，米價普遍下跌了1/3至1/2。1926年至1929年，農家的平均所得從1326元降至650元，許多農村的小孩最開始已經吃不上飯甚至被賣掉。秋田縣內的17.4萬名孩童中，有2.8萬人以上無法帶便當上學，遂出現所謂的“無餐學童”。山形縣的某村落，457名女孩中有50人被賣作娼妓。

1934年發生了歷史上的大歉收，農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東北六縣的女子遠赴外地工作者達5.8萬人，其中又以娼妓等色情行業居多。巖瀨彰諷刺道，昭和初期的東京猶如賣春王國，其最大的“供給源”即來自農村的女性。當時的新聞評論員已經看不下去了，警告道“日本的農村經濟，再這樣下去恐怕被迫走到消滅殆盡的地步”，批評“以悲慘的農民生活為墊腳石，無憂地取得價廉的農產品，根本是惡魔才做得出的事”。

戰后著名作家山本七平曾回憶，他父親從事不動產工作，當時宴請了事業失敗的東北地方客戶吃飯，對方說，“吃了這頓飯，我不得不說，要是故鄉的百姓見到這里這樣的生活，恐怕是要鬧出革命。”客戶是農家的三男，為免學費而就讀士官學校，最后卻又因軍費緊縮而遭到裁員，成了退役軍人。小學時，山本還記得父親拿出這段往事來說教，只是沒想到就連“明治型素質堅實”的山本家生活，竟也差點誘發東北農村鬧出革命。

這并非危言聳聽，在1932年的血盟團事件中，暗殺財務大臣井上準之助的小沼正接受審判時申述說，“農村的狀況慘不忍睹，這都怪前藏相的做法不好”“屬于統治階級的現政黨、財閥及一部分特權階級均已腐敗墮落，互相勾結，謀求私利私欲，埋頭于黨利黨略，輕視國防，紊亂國政，使國家威望失墜，國民精神頹廢，并導致農村經濟的疲敝，中小工商業者的窮困。”順便提一句，血盟團的另一位領袖井上日昭刺殺了三井理事長團琢磨，據說他年獎金40萬元。

在五一五事件的審判中，后藤映范也陳述道，“農村疲敝是有心人心病的病根，漁村一樣，中小工商業者也一樣……軍隊中也是農村兵素質好，東北農村兵是皇軍的模范。出征士兵在生死關頭，其父老卻饑荒，有后顧之憂，是十分危險的。財閥擁有巨富卻不顧東北窮困的人民，肥私欲。而東北人民的小學子弟則連早飯都沒有吃就去學校，在家里吃爛了的馬鈴薯。這種狀況，如果一日舍之不顧，軍隊就一日置于危險之中”。

在許多激進派的軍人的眼里，東京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中央政府的資格。五一五事件的理論家橘孝三郎寫道，“東京在我眼里只像是世界大都會倫敦的一個分店。反正隨著東京的那種異常膨大，農村則步步被摧殘，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而且從未有過今天這般歧視農民、忘掉農民的價值的時候”。這正是丸山真男所謂的日本式法西斯主義的農本主義情結。正是他們，自詡作為底層人民的代表，主導了社會革命。

五、作為對策的對外戰爭

正如井上壽一指出的一樣，在這種畸形的社會結構中，對外戰爭作為一個國內矛盾的解決辦法被提出來，“戰前不斷擴大的階級差距，彌補的終極對策就是支持戰爭。再換句話說，當時，戰爭是經濟復蘇的對策”。

事實上，“政黨或國民，并沒有反對戰爭，反而是自發地協助了戰爭。代表勞動者和農民的無產政黨，反而在（資產階級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之前，采取了最快地協助戰爭的姿態”“勞動者、農民、女性、孩童，不論誰都支持了戰爭。只要支持了侵略戰爭，那么國民都是加害者。但同時，國民也是被害者。戰爭打擊了社會的弱者。主要勞動力被強制征兵后，家庭會出現戰死者，經濟上也會陷入貧困。國家也剝奪了國民的自由。法西斯主義會強迫國民的生活水準降至極限。盡管如此，國民并沒有被害者意識，這是因為勞動者對資本家、農民對地主、女性對男性、孩童對大人，都各自有通過戰爭獲得自主性的企圖。他們對此下了重大的賭注。國民在成為被害者之前，完全沒有加害者意識，通過對戰爭的支持，他們想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上升”。

例如，長期化的中日戰爭導致了日本政府于1938年制定了國家總動員法。憑借此法律，國家得以統制資本對財富進行再分配。無產政黨支持國家總動員法，其背后正是支持戰爭的勞動者、農民、女性。至此被社會發展疏遠冷落的下層群體，憑借戰爭被平均化，獲得了相對地位的提高。

例如，1938年1月設置的厚生省，雖然是為了強化國家對勞動力、兵力的管控，但作為事實，也是部分地擴充了社會保險制度。同年4月頒布的農地調整法和翌年12月的小作料統制令等立法措施，為了保障戰爭期間糧食的增產，相對地提高了農民對于地主的社會地位。

此外，由于戰爭期間男性被征兵至前線，女性作為補充勞動力而在后方工作，獲得了相對的社會地位。內田樹指出，“戰爭和種族屠殺，起源于社會的不協調，是多重因素累積誘發的。并非某個人有意圖地發動的”。也正因為如此，戰前日本社會最積極的改革勢力，都是最積極的對外侵略勢力。因為，對外戰爭正是作為一種解決國內困境的對策被提出來的。

巖瀨彰最后這樣評論工薪族們在戰爭期間的態度。“戰爭爆發后，生活清苦的小資產階級（是當時日本的大多數）或就業難的學生，積極認同軍部的胡作非為或國家主義。不過，已經進入公司受恩惠的白領階層反而更加沉默保守。他們直到最后仍不發一語，如同默認支持戰爭。終于他們也被征召，當在西伯利亞的收容所或菲律賓的深山里，他們思索的是‘我不應該變成這樣吧’。他們打從心底想回到那個時候吧，學生時代在銀座爛醉揍人也好，發薪日邊喝酒邊走到新橋的酒吧胡鬧也好，在三越挑選領帶也好。但是，待察覺時已經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