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毛主席不信“畝產萬斤”，派秘書去種地，看到底單產多少

大躍進中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共產風，而是浮夸風，后來餓死人就和這個浮夸風有密切相關。

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兩派：浮夸派和反對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領導、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中央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譚震林跟在后面瞎說。下面幾個大區書記、省委書記，包括中南的王任重、華南的陶鑄、華北的彭真、西北的劉瀾濤、西南的李井泉和華東的柯慶施，都在那里推波助瀾。

王任重、李井泉、劉瀾濤跟著搞浮夸現在是盡人皆知，其實陶鑄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連彭真也是浮夸的，柯慶施也跟進去了。這些人搞這個浮夸倒不一定是他們商量過一起搞的什么路線，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萬斤，我要不搞萬斤，那不就是我不行”這么一種想法造成的。

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過嗎？他們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經是個電訊時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們是不約而同。對于他們這種浮夸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見的。這些人是反對浮夸派，但這些人當時被浮夸派批評是“右傾保守”，有的還受到排斥和打壓。

《人民日報》畝產萬斤糧的消息

浮夸風標志是放糧食高產衛星。“高產田”、“畝產萬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報》上首先登出來的。鄧拓當時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小平是黨內主管《人民日報》的。劉少奇是怎么講的，鄧小平是怎么講的，毛主席是怎么講的，《人民日報》和許多其他報紙都登了。劉少奇的講話還印出書來了，全國發行......

毛主席從來就沒有講過什么“畝產萬斤”，或者相信有“畝產萬斤”這種事，還叮囑我們這些他身邊的人別去跟著瞎說，聽聽就是了。

相反，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都相信畝產萬斤。1958 年鄧小平到東北視察，當地領導匯報第二年計劃增產20%，鄧小平就說：“人家都是好幾倍的增產，你們才20%，簡直就像烏龜爬。”把當地的領導罵得個灰頭灰臉。

這在當時也是上了報紙的，查當時的報紙就知道了。田家英是擁護鄧小平的，但在這個問題上，田家英都說鄧小平雖然農村出身，卻沒有搞過農業，不懂農業。田家英都這樣說，是為什么？就是因為他也認為鄧小平搞得太高了。

劉少奇也是一樣，吹得神乎其神。58 年到處報高產，可一到59年1月、2月，到處說缺糧，到處高產了卻到處缺糧，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覺察到了浮夸風造成的惡果。

主席是實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躍進，也最早發現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并反對浮夸風。在當時中央最高層領導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是真在農村生活過，小時候在家干農活還種過地，所以，他是頭腦最清醒的。

毛主席后來批評“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就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們這些人的，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威信不好點他們的名罷了。

《劉少奇文選》、《鄧小平文選》都不收錄劉鄧二人在這個時期的講話，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介紹見下行文字

1958年10月8、9日兩天，鄧小平、楊尚昆、林鐵等人在當地官員陪同下，視察了天津專區霸縣勝芳鎮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區新立村人民公社的豐產稻田，視察了天津市鴻順里人民公社和天津大學。飽餐天津狗不理包子的鄧小平等人來到勝芳鎮人民公社的豐產稻田，和楊尚昆喜笑顏開地站在稻子上面合影留念。這塊豐產稻田畝產高達11萬斤，鄧小平等六人站在稻穗之上如同站在石頭上一樣......

原來，那些種試驗田的人，在糧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幾畝田的稻挖出來，挪到一畝田里去，澆好水，讓它們繼續長。

林克說，這樣一搞，稱出來的結果真有一畝幾千斤，萬斤沒有看到。他照實都告訴了主席，毛主席笑了笑說：“原來是這樣的”——這都是林克親口給我說的。

后來報紙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麥穗上，我看到報紙，就去問林克報紙上的情況他實際看到過沒有。他說他沒有看到，但他說他想象這些麥穗、稻穗擠在一起，很匝實，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幾片，小孩子還是可以在上面的。

這不是自然長的，是人工堆起來的，現在你找人給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這一講，我就都清楚了。

主席不信萬斤糧，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時候有實際依據。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們這些他身邊的秘書親自到農村去種糧，放下架子，參加勞動......

我們接受毛主席指令到四川種糧，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處都有標語牌，還有萬斤糧、放衛星的照片。

我在崇義鄉大豐公社種水稻，前后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從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間苗、其他田間管理，一直到收割、脫粒、過磅，全程都是在最經驗豐富的老農的教導和幫助下進行的，而且可以說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護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單產也就是500 多斤。

老農還說我的產量是不低的，超過我的農民不多。我就問他們了：“你們不是報告平均二千斤嗎？”

農民回答我：“那是干部報的，不多報，他怎么升官呢？”我又問：“那萬斤糧又是怎么回事？”

他們就告訴我：“萬斤糧就是把快熟的稻谷挖出來，十幾畝集中到一畝上，衛星試驗田都是人造的。那么多稻子塞得滿滿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

1959年，毛主席和林克在廬山

這與當初林克說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況幾乎一樣。當時，勞動模范羅世發給主席報告的也是二千斤。據農民講，人家要他報一萬斤，他不，他就堅持只報二千斤。

從這些情況來看，很明顯過去四川，甚至全國的農村，給中央的報告是虛假的，單產兩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兩季加起來頂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時農業技術還很落后，連雜交技術也沒有出現，萬斤糧必是欺人之談。小麥產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萬斤。

但是，這只是我的感覺和判斷，因為我得到的實際產量只代表我這個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農民七嘴八舌的說法也不能全信，還必須親自聽聽羅世發自己怎么說，才能下結論。我決定去拜訪羅世發。

羅世發當時有一大堆頭銜：四川省勞模、全國勞模、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上面找他的人多，他都照顧不過來，他不是我這個公社的，我要自己去，恐怕也見不到他。所以，我就先要做點準備工作。

我先聯系了縣里的曹書記，他是個道地的農民出身的老干部，對知識分子很尊重。田家英是大知識分子，他很尊重，我算個小知識分子，從中央來的，他也很尊重。我和他談得來，我們都希望國家的計劃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實際。

我跟他說，我這次下來就是因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實情況。他則囑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負毛主席的委托。我下來后跟他接觸了多次，覺得他是個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來，他是愿意讓我調查到真實情況的。

他往上報的也是畝產兩千斤，但他實際是不愿意這樣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說過：“我要不這么報告，書記就當不了。就這樣報，我還挨批評了。因為我報的在各縣報告中是最低的。”

我把想和羅世發見面談談的想法說了，曹書記一聽，就要陪我去。我說，你是父母官，也是大官，人家見了你就不敢說話了，還是我自己去談談吧。你跟他打個招呼就行。就說我是個不懂農業的知識分子，想跟他請教點有關農業的知識......

聽他（羅世發）這樣說我驚訝得很，問：“你這個勞模，真去看了我的實驗田？啥時候去的？我一點不知道。”

他說：“你插秧的時候，我就去看了。上面來種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說田家英帶了個工作隊種莊稼，我就去看看是不是也來瞎胡鬧干啥的（他說的是土話，是瞎胡鬧的意思，我自己說不上）。我還帶了幾個公社的人去。我跟他們說，這個工作隊看來真是毛主席派來的，這個種實驗田的是個內行啊。我一看就曉得，你那個插秧不是根據上面規定的‘雙龍出海’，是按我們農民的意見插的。”

他又說：“我們也沒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報告還是寫按照要求做的。真要那個密植，就要死苗了。我們都是7、8 寸的距離，都不是雙龍出海，雙龍出海太密了，苗長不大就倒了。你們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毛主席派來的人就該這個搞法。”

聽他這樣一說，我就問：“那你怎么那么多？我卻這么一點兒？才500多斤？”

他好像有點為難了，瞪大眼睛看我，不說話。不過我看得出，那也不是反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2012年，毛主席的秘書（中）故地重游，在當年的試驗田前留影

我就說，老羅啊，你別看毛主席地位那么高，他的計劃，他的指示，都要根據下面真實情況來定的。下面的情況不真實，他的指示就脫離實際了。毛主席好比一個加工廠，材料不好，出來的產品就不好。這個責任就不在毛主席。你可要說真話啊。要都是假材料，毛主席怎么領導啊？你看，我來半年多了，種的實驗田，密植跟你的一樣，產量也就幾百斤，哪有幾千斤。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羅世發知道了我要了解實際情況，不是瞎說產量，而且他也看出來了我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知道個真相，就放下了包袱，說：“老戚啊，你不要問了。我實話告訴你吧。哪有二千斤？二千斤都沒有，哪來一萬斤？我這個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最好的種子，就打了八百斤。他們整天都在這里，都知道的，就是這么說就是了。我去做報告，全國都是幾千，幾萬，我這個勞動模范只打了幾百斤，那不是給會議抹黑嗎？不能給會議抹黑，不能給中央抹黑，我就說二千斤。二千斤都沒有，就是八百斤。”

“那別的勞動模范也瞎說的？”我又問。

“別人我不敢說，江蘇的陳永康，他報了四千斤。我問他，你怎么打的？我們都是種地的，都知道，誰也不能騙誰的。陳永康就跟我說，老羅啊，不問了，你都知道，你還問我，哪里有四千斤。我問他，那你今年打多少？也就八百斤，他說。”

這就是當時四川糧食單產的真相，也是全國糧食單產的真相。

李井泉被批斗時的照片

毛主席把這個報告看了好幾遍，一邊批示立即印發會議，一邊把李井泉找來，問他四川糧食畝產量究竟多少。......

主席說：你看他們的報告，他們親自去種的，親自打的，親自秤的。你去種過沒有？打過沒有？秤過沒有？

李井泉說沒有，那主席就說：沒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

李井泉爭辯說是他派人親自去調查的，主席就要他還是好好看看那個報告再說。

李井泉當時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里就他和柯慶施兩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的報告牽涉他的政績，要是報告屬實，那就是他欺騙毛主席了，這牽扯到他的政治生死問題。他要保護他的地位，不服氣是當然的。

主席對他說的話看上去就幾句話，可那其實是很厲害的幾句話。這些也都是廬山會議結束后田家英他們回來后講給我聽的。

真正給李井泉打擊的還不是我的產量，而是他樹立的勞動模范羅世發。

他立即派人去向羅世發核實是不是我打著羅世發旗號說話。羅世發當時歸統戰部管，統戰部長是羅世發的頂頭上司，平時中央要羅世發開會，一般都是統戰部長通知的。李井泉就專派四川的統戰部長這么一個羅世發最不敢頂撞的人去找他核實。

這個統戰部長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豐公社查看，問農民戚本X種田有沒有那回事？產量是不是500 多斤？農民告訴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種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

隨后統戰部長去找羅世發核對，還把我的報告念給他聽，告訴他李井泉說了是戚本X欺騙主席。戚本X說八百斤的產量是你說的，你真這么說的？你是不是記錯了？

羅世發說：“他沒有欺騙主席，我是這么講的，八百斤是我說的。”羅世發這個人真了不起，他頂住了，說了真話。

這是后來崇義鄉周書記和羅書記來北京看我，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轉告我的情況。那個統戰部長應該說也是有正義感的，心里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還是愿意講真話，就實事求是根據他核實的結果，跟李井泉報告了我那個報告的真實性。李井泉這才向毛主席認了錯。

***本文根據毛主席身邊人員的回憶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