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極端輿情，是戾氣外露還是因果報應？

暑期檔正式開啟之前，電影市場已然處在白熱化輿情之中。

先有《抓特務》因韓紅在首映禮上的發言，后有《四渡》因為“解題”之爭，陷入輿情。

電影輿情分為多種類型，有的因影片質量問題遭遇觀眾口誅筆伐，有的因審美差異而被聲討，有的因主創“傲慢”發言引觀眾不滿，當然也有莫名其妙的上綱上線和惡意解讀……

網絡輿情已經成為當下影視行業的風險策源地。《小編》連線采訪了幾位來自電影行業不同崗位的一線從業者，也收集了一些網絡討論者的觀點，且聽聽他們對網絡輿情的真實心聲。

“網絡輿情直接影響上座率，沒人看就沒有排片，這是惡性循環。我不希望它形成死循環。”

綿陽市電影協會會長、中環影城負責人王征向《小編》表示，《四渡》剛上映時，他覺得這是一部質量很不錯的紅色電影。

沒想到過去一周，《四渡》竟然在網絡上成為眾矢之的。主創路演發言、片中偉人形象引起爭議，影片被扣上“拔高”反面人物、“曲解”歷史精神的帽子……

對于《四渡》遭遇的網絡輿情，王征感到十分費解，“一部已經通過專家審查、拿到龍標的電影，怎么可能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作為深耕電影行業數十年的老電影人，王征親眼見證電影行業因膠片到數字的技術迭代而繁榮，也對如今互聯網時代院線電影遭遇的發展瓶頸深有體會。

《四渡》不是第一個受害者。去年10月，歷史戰爭電影《澎湖海戰》釋出首支預告片時，就意外遭遇了一波輿情攻擊。

這部電影講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瑯（王學圻 飾）率軍統一臺灣的故事。

“電影都沒上映，怎么會有那么多差評？我當時看到，很多黑貼IP都是日本。這不說明一些問題嗎？”王征對此很是氣憤。

根據近幾年的一線工作經歷和深度觀察，王征認為目前網絡輿情主要存在五大亂象：

一是境外賬號定向圍剿主旋律影片。

境外IP賬號無觀影渠道，卻統一話術批量差評紅色影片，歪曲革命史實、制造排片恐慌，實施意識形態滲透。

二是本土水軍黑灰產產業化牟利。

MCN機構運營千級賬號矩陣，形成“造黑稿—刷低分—有償刪帖”灰色鏈條，中小影片無力承擔輿情維穩成本，優質作品遭遇惡意控評，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受損。

三是AI技術濫用，歪曲歷史敘事。

自媒體借助AI換臉、惡意剪輯篡改影片劇情，惡搞革命先烈，短視頻審核滯后，碎片化虛假內容誤導青少年歷史認知。

四是平臺算法加劇輿論極端對立。

五是跨部門協同治理存在明顯短板。

王征已將自己對網絡輿情現狀的觀察和對策建議，寫進了名為《系統整治網絡惡意負面輿情 筑牢電影市場高質量發展輿論屏障》的倡議書中。

倡議書中，王征希望管理部門能夠盡快出臺一些對策，還電影一片清朗安全的輿論環境，比如建立國家級跨部門常態化協同治理機制；細化執法細則，強化違法懲戒力度；壓實平臺責任，搭建智能技術防控體系等。

“現在不做輿情預案等于裸奔。”

一直從事電影策劃工作的寧小白，印象最深刻的輿情事件，是動畫電影《雄獅少年》引發的所謂“瞇瞇眼”涉嫌丑化國人的爭議。

“關注點被帶偏后，根本拉不回來了。官方沒下場定性，主創沒硬傷過錯，互聯網直接定罪。”

“《四渡》是得到官方認可和支持的電影，這種電影，不會也不可能犯網上說的那種錯誤，因為它在上映前一定已經接受了最嚴格的審視。”

而對于《抓特務》首映禮上的爭議，寧小白認為韓紅的“走個面兒”不是影響電影票房的主要原因。

“‘走個面兒’算是導火索，那種京式表達讓觀眾覺得是在道德綁架。但我個人認為核心原因是馮小剛的歷史包袱。他沒太感知到觀眾的變化，也有輿情的債務。”

談及對電影傷害最大的輿情類型，寧小白認為，首要是意識形態和史觀類輿情，其次是主創的不當言論，之后才是影片口碑類、性別立場類。

截至目前，《抓特務》累計票房1.12億，預測總票房1.29億；《四渡》累計票房1.77億，預測總票房2.85億。兩部電影的市場表現均未達到預期。

“電影排不到消費意愿的前列。觀眾可能會因為輿情狠狠罵電影，但沒有輿情也未必會去看電影。”寧小白直言。

寧小白希望，主創要做到“管住嘴”，公開場合發言一定要帶著敬畏心；觀眾最好是看過電影再下判斷，沒看的話就要慎重下結論，警惕被營銷號帶節奏。

多位資深影評人在社交媒體平臺發聲，呼吁改善電影所處的惡劣輿論環境。

影評人@木易movie表示，網絡輿情這個“怪物”，讓不少電影人、電影公司感到害怕甚至恐慌。

主演和主創但凡因私德或其他原因出現問題，整部電影就將陷入網絡輿情的圍剿，最終導致影片的票房和口碑都遭受打擊；

明星演員撕番、主創宣傳電影用詞不謹慎、導演態度“傲慢”、演員互有嫌隙、編劇遭遇不公、資本干涉創作……這些都很容易讓電影被網絡輿情慢慢吞噬；

就連一些首映活動、路演活動甚至電影節相關的互動環節、紅毯環節、采訪環節或頒獎環節，電影公司都怕死了主創或主演衣服穿得不對、某個動作不對、某句話不對，因為這類細節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形成輿情，直接讓電影未上映便遭遇重創；

最具毀滅力量的打擊，是作品里一些橋段的設計、臺詞的細節、核心表達的立場被揪出有意識形態方面或性別權益方面的問題，一旦節奏被帶起來，就基本屬于“完犢子”的局面。

電影制片人關雅荻認為，可怕的不是輿情本身，而是影視作品輿情背后網絡有毒的交流氛圍。

比如韓紅的“走個面兒”爭議，講話不妥，可以道歉，但不是違法犯罪，更不是失德，“如果試圖用擴大化思維來攪亂一切，污染網絡交流氛圍，這種危害比講話不妥要嚴重數十倍。”

“如何扼制這種線上互相憎恨與攻擊的戾氣勢頭，這是未來幾年關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議題。”關雅荻寫道。

從事電影發行工作的紫蔭，平時會同時接觸到影院工作人員與電影宣傳人員。

紫蔭跑過南方二三線城市、北方四五線城市的影院。結合跟影院經理的交流和部分影片后臺的觀影人群統計，紫蔭做過一個很粗略的觀察：

日常看電影的人群，除了觀影愛好者、有錢有閑的中年人，大部分是學生（大學生、初高中生），工作的人其實并不多。

“至于拖家帶口的家庭觀影，基本集中在過年。暑期檔觀影，要挑片子。這是我非常主觀的一點感受。”紫蔭補充道。

與寧小白的觀點不同，紫蔭認為對電影傷害最大的輿情類型不是意識形態問題，主創的不當言論或不當表現是影響觀眾進場、決定輿情走向的首要因素。

“主創是一部作品的靈魂。如果主創出錯，那觀眾就會形成作品多多少少一定有錯的印象。因為很多觀眾會下意識把主創的人品跟影片的內容掛鉤。”

紫蔭說，“至于影片質量、性別爭議等等，都是觀眾看過電影之后再發酵的事了。”

近年紫蔭的另外一點觀察是，影視圈掌握話語權的從業者和圈外的觀眾，雙方對彼此的認知都是滯后的。

一方面，電影人對于社會情緒變化的捕捉不夠及時。

這一點在宣傳打點決策上體現比較明顯。最不了解觀眾心理的人，往往是掌握話語權的決策者。

“下面的人，不想擔責。可能提過建議，上面的人覺得不好，不采納，那下回就不會提建議了。有話語權的決策者，是聽不到關于作品的‘真話’的。”

另一方面，很多觀眾還停留在“拍電影的有錢”的刻板印象中。

“電影人日子難捱，但觀眾也不好過，不少人還是會把電影人放在自己的對立面。”紫蔭說。

對于網絡輿情環境的改善和治理，紫蔭較為悲觀，認為這個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第一，輿情的本質是情緒，而情緒是無法控制的。

第二，輿情對電影的影響不止負面的，也有正面的，很多電影實打實吃到過輿情紅利。

“很多黑馬電影，也是靠輿情起來的。從《九龍城寨之圍城》，到現在《給阿嬤的情書》，都是靠輿情托起來的。《哪吒2》那么驚人的票房，不就是‘極端’輿情的體現嗎？”

事實上，紫蔭并不認為極端輿情是問題。

“正面輿情‘來勢洶洶’，你喜聞樂見；負面輿情來的時候，就覺得它是‘洪水猛獸’了？有點雙標吧。”

第三，網絡水軍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成熟的產業鏈。當今“水軍要錢刪黑帖”的現狀，也源于片方試圖花錢平息輿論的惡性循環。

“比如營銷號A，發了一部電影的差評帖，片方便會聯系宣發人員進行處理。多少錢可以設置權限，多少錢可以刪帖，或是多少錢可以刪帖+發一條好評帖，這些都是明碼標價的。”

紫蔭說，“營銷號都是團體性質的，一旦A被聯系到了，那么跟A屬于同一矩陣的BCDEF就都會馬上狂發這部電影的黑帖，因為知道可以收錢。”

紫蔭表示，即使發黑帖的不是營銷號，是普通觀眾，也可以花錢刪帖，“我給你錢，你會不愿意刪嗎？沒人不愿意。”

近日，拓普數據發布了《2026上半年中國電影市場研究報告》。

其中一線城市上半年票房下滑最少，同比下降28.3%；二三四五線城市票房下降程度均超過40%，分別為40.2%、43.6%、45.7%、46.8%。

這大概也說明了，下沉市場更容易因輿情的發生而波動。

今年的電影市場，供給端更加迷茫困頓，需求端觀眾加速離場。

雖然誕生了《給阿嬤的情書》這樣的票房黑馬，但更多電影面臨的是水深火熱的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