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政績觀

文/蘭仁杰

政績觀是黨員干部從政、謀事、創業的“總開關”與“方向盤”，它集中反映了黨員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更直接回答了“為誰創造政績、創造什么樣的政績、怎樣創造政績”這一關乎政黨性質和國家命運的核心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輝煌歷程中，周恩來無疑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光輝典范。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一生勤政為民、鞠躬盡瘁，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和長達26年的共和國總理任期內，孕育、發展并生動踐行了以人民至上、求真務實、立足長遠、清正廉潔、勇于擔當為核心內涵的政績觀。在全黨深入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的當下，重溫周恩來的政績觀，具有極其深刻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 人民至上、甘當公仆的政績初心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共產黨人的政績觀必須以“人民至上”為邏輯起點、價值追求和最終歸宿。周恩來的政績觀，其最鮮明的底色、最深沉的情感和最核心的靈魂，正是將人民利益置于至高無上的位置。

（一）體恤民艱，在自然災害面前視群眾安危為最高政績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臺地區連續發生6.8級和7.2級強烈地震，數百萬間房屋倒塌，數萬人傷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來冒著頻發的余震，先后三次飛赴邢臺災區。在隆堯縣白家寨村，他站在簡陋的木箱上，迎著呼嘯的狂風，看著滿目瘡痍的廢墟和流離失所的受災群眾，眼中噙滿淚水，沉痛地對群眾說：“鄉親們，你們受苦了、受驚了、遭災了，我來遲了。”這絕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話，而是一位大國總理將人民苦難視為自身失職、將保全群眾生命視為最高政績的真情流露。他親自指揮調集救援物資，并勉勵群眾“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發展生產，重建家園”。周恩來用實際行動證明，干部的政績絕不應是個人政治履歷上的“貼金符”，而必須是在國家危難時刻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生死相依。

◆1966年3月，周恩來趕到邢臺地震災區慰問受災群眾。

（二）直面貧困，以極度的政治愧疚感推動民生改善

堅持人民至上的政績觀，必然要求領導干部時刻關注最貧困、最底層的群眾，絕不能被局部的繁榮掩蓋了真實存在的民生痛點。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外賓重返闊別26年的延安。得知全國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眾依然吃不飽穿不暖時，他忍不住當眾失聲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談會上，他極其嚴厲而又無比痛心地對地方干部說：“延安培育了我們，全國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還沒有得到改善，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啊！”他當場立下軍令狀，要求延安地委和陜西省委的同志“三年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并親自過問延安的化肥廠建設和農業發展規劃。這種面對群眾貧困所展現出的錐心之痛，深刻詮釋了周恩來的政績觀：任何脫離人民溫飽的宏大敘事都是蒼白無力的；讓老區人民過上好日子，才是共產黨人無可推卸的絕對政績。

（三）親身調研，深入一線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錯誤政策

◆1961年5月4日，周恩來在河北省邯鄲市武安縣伯延人民公社進行農業調查。

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全國農村普遍出現了嚴重的糧食短缺。為了探尋真相，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來輕車簡從，深入河北省武安縣伯延人民公社進行實地蹲點調查。他不聽取地方干部的粉飾匯報，而是直接走進社員家里，揭開鍋蓋看群眾吃什么，坐在炕頭上與農民張二廷等人交心長談。當張二廷冒著風險說出“食堂吃不飽，再這樣下去還要餓死人”的真話時，周恩來不僅沒有責怪，反而緊緊握住他的手，感謝他說了實話。根據在武安伯延村獲得的第一手真實情況，周恩來連夜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匯報，并在隨后的政策調整中，推動了農村公共食堂的解散和部分自留地的恢復。周恩來的政績，就是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在夙興夜寐中通過傾聽民意、果斷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政策而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

二、 求真務實、真抓實干的政績導向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更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周恩來是實事求是路線的堅定捍衛者和忠實踐行者。在對待政績的創造、檢驗和評價問題上，他始終堅持“政績是腳踏實地干出來的，絕對不是靠弄虛作假‘造’出來的”這一求真務實的政績導向。

（一）抵制浮夸，在國家預算與基建浪潮中果斷反冒進

追求發展速度若脫離國情現實、盲目追求虛假政績，必將給國家帶來災難。1956年初，在農業合作化高潮的推動下，全國上下出現了一股急躁冒進的盲目建設熱潮，各部門、各地方紛紛提出龐大而不切實際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導致國家財政面臨巨額赤字，物資供應極度緊張。面對這種狂熱的“造”政績風氣，1956年2月至11月，周恩來在北京多次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與陳云等同志一道，頂住巨大的政治壓力，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反冒進的經濟主張。他親自逐項削減那些超出國家財力物力承受能力的基建項目，將1956年的國家基建投資總額從最初各部門要求的200多億元大幅壓縮至140億元左右，并在八大報告中深刻總結道：“應當根據需要和可能，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不要急躁冒進。”這種不盲從、不迎合、敢于給虛假政績潑冷水的求真精神，有力保障了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平穩落地。

（二）尊重規律，在特殊時期頂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

◆1972年2月，毛澤東圈閱、周恩來批準的國家計委《關于成套進口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復印件。

真抓實干不僅僅是一個態度問題，更是一個極其嚴肅的科學方法論問題。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時期，國內經濟建設受到政治運動的嚴重沖擊，許多正常的對外經濟交流被貼上“洋奴哲學”的政治標簽。然而，周恩來清醒地認識到，要創造真正的國家經濟政績，就必須尊重客觀規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來解決國內衣食短缺的燃眉之急。1972年至1973年，周恩來抓住中美關系緩和的歷史契機，在北京親自謀劃并批準了著名的“四三方案”。該方案頂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決定向美國、日本及西歐等發達國家，投入43億美元的外匯，大規模引進化肥、石油化工、化纖等成套設備。為了確保這些引進項目真正落地并產生效益，周恩來事必躬親，詳細核算引進化肥廠能夠增加多少糧食產量，引進化纖廠能夠解決多少人的穿衣問題。他不追求空洞的政治口號，只追求能讓中國老百姓吃飽穿暖的民生實績。這些務實引進的項目，在整個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成為了支撐中國國民經濟的骨干力量。

（三）尊重科學，用科學數據護航國防尖端科技工程

在重大科技工程領域，虛假作風和長官意志是致命的毒藥。周恩來在領導“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科技工作時，將求真務實的政績觀發揮到了極致。1969年至1970年初，在我國籌備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的關鍵階段，由于受到“左”傾思潮的干擾，部分人員為了追求單純的政治正確，在衛星內部部件上大量鑲嵌金屬像章，導致衛星重量超標、重心偏移，嚴重違背了航天科學規律。面對這種傾向，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果斷召開專委會議嚴厲制止，明確指出“政治掛帥，要落實到業務上去”，下令拆除所有影響技術安全的附屬物。他反復重申“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16字鐵律，親自審查衛星發射的測試數據報告，詳細詢問每一個火箭部件的質量檢驗情況，絕不允許任何“帶病上天”的僥幸心理存在。正是在他這種尊重科學、敬畏數據的務實作風護航下，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周恩來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尖端科技的政績只能誕生于嚴謹求真的實驗室和發射場，絕不可能產生于脫離實際的政治口號之中。

三、 立足長遠、統籌全局的政績格局

優秀的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具備穿透歷史迷霧的長遠眼光，能夠從宏闊的歷史坐標中精準地處理好局部與全局、當前與長遠、顯績與潛績的辯證關系。周恩來在對待政績時，展現出了既重顯績更重潛績，既顧當下更謀長遠，既重局部更顧全局的宏大政治格局。

（一）前瞻布局，制定十二年科技規劃奠定強國根基

周恩來深知，如果一個國家不在科技前沿進行長遠布局，必將永遠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隨后，他親自領導并匯聚了全國數百位頂尖科學家，歷時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在制定規劃時，他高瞻遠矚地提出，要在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和核技術等在當時看似遙不可及、耗資巨大的尖端領域進行“緊急措施”布局。這些決策在當時不僅不能馬上產生經濟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額的國力。但這正是周恩來的偉大之處，他甘愿承受眼前的財政壓力，不圖一時之名，用極其扎實的潛績為新中國鋪設了邁向科技強國的軌道，日后的“兩彈一星”無一不是在這個規劃的根基上結出的碩果。

（二）擘畫宏圖，提出“四個現代化”的跨世紀戰略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這是他在會議期間與代表們一起暢談。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第一次鄭重、完整地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他宣告：“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一目標的提出，為處于艱難探索中的中國社會指明了極其清晰的航向。此后，盡管經歷了漫長的動蕩和曲折，周恩來始終如一地捍衛著這個長遠目標，并在1975年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抱病再次重申這一宏圖。他深知自己可能無法親眼看到四個現代化實現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為中華民族在20世紀末乃至21世紀的發展確立了最堅實的戰略坐標。

（三）高瞻遠矚，在發展工業的同時前瞻性布局生態保護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追求經濟增長是各國執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國家發展初期就能夠關注到生態環境問題，則是一位政治家極具長遠格局的罕見政績。在20世紀70年代初，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不顧一切地追求工業化指標，環境污染被視為工業化的必然代價。然而，周恩來卻極其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長遠隱患。1972年，他力排眾議，派出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來在北京親自提議并主持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確立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32字環境保護方針。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中，談環保不僅無法提升生產建設指標這一核心顯績，甚至可能被視為阻礙生產。但周恩來指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絕不能把環境污染的災難留給子孫后代。”這種超越時代局限、對千秋萬代負責的深邃眼光，為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留下了極其珍貴的精神與政策遺產。

四、 清正廉潔、作風過硬的政績底色

正確的政績觀，絕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的表態和思想上的認識，它必須有堅如磐石的黨性修養和百煉成鋼的過硬作風作為堅強保障。作風是政績觀的外在顯現，政績觀是作風的內在靈魂。周恩來一生清正廉潔、克己奉公，以其無可挑剔的過硬作風，擦亮了中國共產黨人政績觀最純潔的本色。

（一）嚴禁特權，以“十條家規”斬斷以權謀私的利益鏈條

如果一個黨員干部私心雜念作祟，任由親屬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謀取私利，那么他所追求和創造的政績必然是變質的。周恩來對家屬和親戚的要求達到了近乎嚴苛的地步。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為了徹底杜絕封建社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官場惡習，他在中南海西花廳制定了極其著名的“十條家規”。這其中包括：晚輩不能丟下工作專程進京看望他；來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不許動用公家汽車；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親屬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來的親弟弟周恩壽在北京工作，周恩來為了避嫌，不僅嚴格限制他的職務晉升，甚至在周恩壽退休時，親自批示讓其提前病退，并拿較低的退休金。他絕不將國家賦予的政治權力轉化為家族謀取利益的工具，這種心底無私的偉岸人格，證明了共產黨人的權力只為人民謀福祉，從源頭上保證了政績的公利性。

◆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等根據日常記錄整理的周恩來對晚輩們的教育和要求。

（二）清苦自律，在西花廳修繕風波中堅守艱苦奮斗本色

古語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干部抓工作，如果自身講排場、比闊氣，不僅給國家增加了負擔，更會在無形中筑起一道阻隔黨心民意的高墻。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的辦公和居住地西花廳，是一座老舊的清代建筑，常年陰暗潮濕。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僅漏雨，甚至出現了梁柱腐朽的情況。趁著周恩來去外地出差的短暫空隙，身邊的工作人員出于關心總理身體的初衷，對西花廳進行了簡單的修繕，更換了舊窗簾，鋪上了幾塊地毯。周恩來回京后發現這一變化，極其震怒。他拒絕走進修繕后的房間，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責令他們立刻將地毯和新窗簾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說：“現在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人民連飯都吃不飽，我作為總理，怎么能花國家的錢來修繕自己的房子？你們這是在破壞我們黨的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周恩來一生穿的衣服補了又補，他用一生清貧的作風生動詮釋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種嚴于律己的作風，為全黨樹立了為政清廉的標桿。

（三）平等親民，在基層視察中恪守絕不擾民的廉潔鐵律

清正廉潔不僅僅體現在物質利益上的不貪不占，更深層次地體現在精神層面的平等和謙卑，以及對基層群眾的絕對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來頂著炎炎烈日，來到廣東省新會縣（今江門市新會區）視察基層農業和勞動大學。在長達近一周的視察期間，他提前定下了“絕不搞迎送、絕不吃宴請、絕不收禮物”的鐵律。在新會縣的每一頓飯，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眾一樣吃食堂的大鍋飯——瓜菜、糙米，并在臨走前，親自要求隨行人員嚴格按照標準交納糧票和伙食費，甚至連在鄉下喝的幾杯茶水錢都如數付清。在視察勞動大學時，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幾塊破木板拼成的簡易床鋪上。他不擺任何官架子，始終以一個普通勞動者、一個基層同志的姿態出現。在周恩來極其純粹的政治信仰里，創造政績絕不能是官僚居高臨下的恩賜，而必須是人民公仆對群眾的傾心服務。這種徹底破除特權思想、深植于骨髓的親民作風，贏得了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擁戴和長久的懷念。

五、 迎難而上、勇于擔當的政績魄力

政績觀不僅是世界觀與價值觀的體現，更是一塊試金石，檢驗著共產黨人在面對驚濤駭浪、艱難險阻時的政治品格與膽識魄力。真正的政績，絕不僅僅是在順境中錦上添花、坐享其成，更是在逆境與危機中挺身而出、中流擊水。周恩來始終秉持“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崇高境界，在國家面臨危難、事業遭遇曲折之際，展現出宏大的政績魄力。

（一）臨危受命，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的無畏擔當

1954年夏季，中國長江、淮河流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從當年6月起，長江中下游水位持續暴漲，作為新中國重要工業基地和交通樞紐的湖北武漢，面臨著被洪水吞噬的巨大危險。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周恩來在北京親自坐鎮中央防汛總指揮部，徹夜不眠地指揮這場驚心動魄的抗洪戰役。同年7月至8月，汛情達到最危急的頂點，荊江大堤岌岌可危。為了保住武漢和整個長江中下游的工業基地與億萬生靈，必須做出是否啟用荊江分洪區的艱難抉擇。分洪，意味著分洪區內數十萬群眾的家園將被淹沒；不分洪，則武漢不保。面對這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歷史性考驗，周恩來沒有絲毫推諉，他依據詳實的水文數據和科學預判，以巨大的政治魄力，果斷下達了先后三次開啟荊江分洪區進洪閘的指令。這一決策成功保住了武漢市和長江大堤的絕對安全。在這場與洪水的生死較量中，周恩來的政績鐫刻在1954年武漢傲然挺立的防汛豐碑之上。

（二）科學糾偏，在重大工程中力挽狂瀾的務實決斷

1970年冬，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在“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狀態下倉促上馬。至1972年，遭遇了極其嚴重的泥沙淤積、基巖結構缺陷等致命問題。如果為了保全所謂的工程進度和面子政績而繼續盲目施工，一旦大壩潰決，長江中下游乃至整個國家都將面臨萬劫不復的深淵。1972年11月，在聽取了水利專家的真實匯報后，周恩來果斷作出了一個需要承擔巨大政治壓力的決定：葛洲壩工程立即停工，重新進行科學論證和設計。他明確指出“工程不能成為一個不僅不能造福，反而帶來大災難的工程”，并委派得力干部重新組建技術委員會。直到1974年，在所有重大技術難題得到科學解決后，葛洲壩才得以復工。周恩來頂住急功近利的壓力下令停工，看似是延緩了出政績的速度，實則是避免了一場曠世災難，展現了對歷史絕對負責的決斷力。

◆周恩來

（三）嚴于責己，在出現曲折時主動擔責的政治胸襟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遭遇了空前的嚴重困難。面對嚴峻局面，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這次旨在總結經驗、糾正錯誤的會議上，作為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展現出了令人敬仰的政治坦蕩。他沒有將經濟建設的失誤歸咎于客觀條件，更沒有推脫給下級執行部門，而是在全體代表面前，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他極其鄭重地指出，對于這幾年經濟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的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而他自己作為國務院總理“應該承擔主要責任”。他深刻剖析了在計劃指標、基本建設等經濟工作中的脫離實際與急躁冒進錯誤，并提出了系統性的調整措施。周恩來主動擔責，不僅沒有損害他的威信，反而極大地感動和教育了各級干部，起到了打通思想、上下同心應對困難的巨大作用。勇于承認錯誤并帶領全國人民走出泥潭，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具擔當、極其偉大的歷史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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