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論壇報》:
最早公開報道中國共產黨成立
鄧紹根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親歷者毛澤東談到中共一大時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
由于當時中國共產黨身處險惡政治環境,建黨活動處于秘密狀態,國內外報紙的相關公開報道十分罕見。極為寶貴的是,荷蘭《論壇報》(DeTribune)1921年11月刊登的一篇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撰寫的遠東通訊——《中國工人——備受剝削的人》(荷文),向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成立進行了明確的報道,成為最早向國際社會公開報道中國共產黨成立情況的報紙。
1921年屈指可數的報紙報道
1921年,由于當時中國共產黨相關建黨活動處于秘密狀態,社會各界對中共一大召開知之甚少,在國內并沒有報紙對中共一大會議本身和中國共產黨成立相關消息進行公開報道。正如胡喬木所說:“‘一大’開過了,似乎什么也沒有發生,連報紙上也沒有一點報道。”
截至目前公開的資料顯示,1921年國內報紙與中國共產黨成立有關的報道只有兩則。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申報》分別刊登消息《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主要報道大東旅社謀殺案情形。但是,這兩則消息并沒有直接提及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公開報道中共一大的召開和中國共產黨成立情況。后來,黨史專家結合這一命案事件和黨史檔案資料,考證出中共一大開幕時間為7月23日,這兩則報道成為佐證中共一大開幕日期的寶貴間接史料。
當時國外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讓中國共產黨成立情況在國外報紙得以有明確的文字記載。中共一大結束3個多月后,1921年11月9日、10日,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撰寫的一篇遠東通訊——《中國工人——備受剝削的人》(荷文),連載于荷蘭《論壇報》第34、35期,文中對中國共產黨成立情況進行了公開的、明確的報道,“陳(獨秀)的雜志的讀者中,分散在8個省的少數人組成了小組并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最早向國際社會公開披露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情況,成為實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寶貴直接史料。
《論壇報》為何關注中國共產黨成立
為什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在荷蘭《論壇報》發表遠東通訊《中國工人——備受剝削的人》呢?這得從馬林幫助中共建黨的任務和他與《論壇報》的密切關系講起。
1907年10月,《論壇報》在阿姆斯特丹創刊,是荷蘭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左翼馬克思主義刊物,也是荷蘭社會民主工黨左派的核心理論陣地。“論壇派”是荷蘭社會民主工黨左派的稱謂,由荷蘭《論壇報》而得名。1917年,列寧在政治著作《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中論述過“論壇派”在荷蘭的政治作用。
馬林是荷蘭“論壇派”和《論壇報》的支持者。1902年,馬林加入荷蘭社會民主工黨,1913年前往荷蘭殖民地印尼爪哇進行革命活動,在印尼建立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1918年11月,“論壇派”創建荷蘭共產黨,《論壇報》從此成為荷蘭共產黨機關報。馬林此時雖已前往印尼從事革命運動,但與荷蘭共產黨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荷蘭共產黨機關報《論壇報》主辦者之一是馬林的女婿薩爾·桑頓,馬林因此與荷蘭《論壇報》具有深厚的淵源。這也是馬林能以記者身份為荷蘭《論壇報》撰寫新聞通訊的關鍵因素。
1920年7月,馬林作為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和伊斯蘭教聯盟的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參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工作,并擔任共產國際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秘書,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大力推薦,派遣他于1921年前往中國幫助建黨等工作。由于當時中國共產黨處于秘密活動狀態,政治環境險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馬林,在華積極從事中共建黨活動,始終關注工人革命運動,他只能將新聞通訊稿件寄往荷蘭共產黨機關報《論壇報》公開發表。據文獻記載,當時上海至荷蘭最快的聯絡方式通常是經由美國轉寄(35—40天)。1921年9月4日,馬林撰寫了遠東通訊《中國工人——備受剝削的人》,于11月9日在《論壇報》發表。這種發表速度在當時已經算比較快速的了。
《中國工人——備受剝削的人》的發表
1921年4月,馬林取道歐洲,于6月3日抵達上海。7月23日,他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參加中共一大,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表示祝賀,并作了題為《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8月,他利用豐富的工人運動經驗,建議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工人運動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集中力量指導各地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1921年8月11日,根據中共一大決議在上海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公開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總機關。
1921年9月4日,馬林撰寫了“來自遠東的報告”,即遠東通訊《中國工人——備受剝削的人》。11月9日、10日,因該通訊篇幅長達近4000字,該通訊在荷蘭《論壇報》第34、35期公開連載,詳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工人運動的發展態勢。該通訊第一部分報道了他曾經革命的地方——印度尼西亞群眾革命斗爭形勢。他發現中國工人比印尼工人更加艱辛,被壓迫程度更高,“我到此已有數月,一直盡量設法了解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和思想條件。從得知的情況和閱讀的材料,我發現與克羅莫相比,中國的苦力、工廠工人和手工業工人在許多方面要落后得多”。在這一部分,他還詳細敘述了中國工人的悲慘處境,“中國工人經常挨打”,“雖然上海逐漸變成大工業的中心,但是仍有千萬個小作坊在從事各種手工業。中國工價極低,而勞動力又極多,以致原始的生產方法仍然盛行。在這些小而丑陋的作坊里,工作從早上7時開始,至晚上10時或11時,他們還在工作”。他們“按照同鄉關系與老板一起組織在行會里”,“這種行會對改善工人的命運是不會有什么作用的”。
在通訊第二部分,除了繼續闡述舊式行會對工人組織發展不利之外,他分別介紹北京、上海和南方的工人運動的成績。在北京,“學生開始在京漢路上工作,已打下了勞動補習學校的基礎。在勞動補習學校里,除了讀和寫而外,還教授有關工會的初步概念(為什么要組織和如何組織)。結果是半年以后,在今年5月1日示威以后,組織了當地的鐵路工會,希望它成為鐵路員工的組織。工會有一份周報,我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是該報的編輯,這個報進行了宣傳工作,在京漢路沿線也組織了一個鐵路工會”。在上海,“有些知識分子進行了宣傳工作,雖然他們與冶金、紡織工人、電車、煙草工人取得了聯系,并且想用工人學校來組織一個核心,但沒有取得什么持久的結果”。而“南方各省的工人是最活躍的”,“廣州不是像上海那樣的工業中心,它的手工業比上海要多。在最近幾個月里,罷工頻繁。如上個月,20000泥木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由于警察對待工人不公正,工人舉行示威反對警察。所有的沖突均以增加少量工資而告終”。
最后,該通訊特別報道了“中共成立初期的情況”。文章寫道:“俄國革命使少數知識分子支持第三國際。特別是前面提到的陳獨秀成了我們的原則的堅定支持者,并在他出版了幾年的《新青年》里表現得很好。孫中山的政府成立后,他被召到廣州,但由于他有共產主義思想,他受到邀請他任職的那個〔國民〕黨的強烈反對。因此,他辭了職并想投身于宣傳工作。陳的雜志的讀者中,分散在8個省的少數人組成了小組并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此外,北京有一個學生組織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上海有一個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基本上只有學生和教師參加),各種傾向的人都有代表參加這個組織。”
由上可見,在《中國工人——備受剝削的人》這篇通訊中,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主觀上重點是介紹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中國工人運動情況,總體上也是較為真實準確的;但客觀上披露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事實。因此,這篇通訊成為向國際社會公開報道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最早報道。
后來,這篇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撰寫的《中國工人——備受剝削的人》也受到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關注。尤其是其第二部分中的“中共成立初期的情況”報道部分,被收錄于共產國際檔案1921年的“非歐洲國家部”中,成為見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寶貴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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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學習時報 (原載:《學習時報》2026年7月3日第8版)
作者:鄧紹根(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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