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在一個混沌世界里，找到屬于你的敘事

來源 | STL中國法

作者 | 茅少偉，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助理教授

編者按：

《中國高級法律檢索與寫作》（簡稱“高法檢”）是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的中國法必修課，也是一門實務導向的方法基礎課。課程以案例為載體，通過法律檢索與寫作的綜合訓練，引導學生在材料、事實、規則與問題之間建立專業連接。

十年來，高法檢陪伴一屆又一屆STL學生完成從知識學習到能力塑造的過渡：走進材料、探究事實、識別問題、展開論證。在法律職業不斷變化、專業能力被重新定義的今天，這門課所堅持的訓練仍有其樸素而重要的意義。課堂與作業的背后，是一代代STL學生共同經歷的專業訓練，也是屬于這門課、屬于STL中國法教育的一段共同記憶。

在一個混沌世界里，找到屬于你的敘事

——2026年高法檢課程結課寄語

茅少偉

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副院長、助理教授

一、法律與價值判斷

特定法律制度，不過是“針對特定社會問題，運用特定法律技術，實現特定價值判斷的一種處理方案”。與此相關的法學知識，甚至只是對這一處理方案的某一種解釋結論。

因此，停留在結論或者“答案”層面去理解法律，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把視角往后推，回到“社會事實”“法律技術”和“價值判斷”這三個維度，才能更好地把握法律問題的現實性、復雜性和可能性。

關于法律技術，這門課已經講了很多。事實取向的方法，也是我們在 STL 特別強調的。最后，我想就很多同學困惑的價值判斷問題，再講幾句。

法律離不開價值判斷——法律其實就是一門試圖更理性地處理價值判斷的學科。那些看上去很嚴謹、概念化的法律結論，都包含了價值。不是說它一定包含了某個人的價值觀，而是說，它必然帶有價值取向。

一個完全冷酷的、不關心當事人、不關心法律后果的法官，只要他做出裁判，結論里一定包含價值判斷；一個簡單移植來的制度，只要它被寫進中國法條、開始適用于中國社會，同樣也包含價值判斷。

所謂價值判斷，實質就是一種利益分配方案，不僅包括物質利益，也包括其他利益。相應地，它也會向社會釋放一種“我們認為什么是正當的”信號。

二、現代社會的價值難題

這就涉及現代社會的一個巨大難題。

世界為什么變得越來越工具化？很重要的原因，是人類需要確定性。工具理性能夠提供確定性，因此所向披靡。依靠這樣的確定性，我們做到了“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現代文明借此取得的成就，不得不說，非常驚人。

但另一方面，在傳統的統一秩序逐漸消失之后，我們的價值判斷也越來越個人化。“我喜歡”“你喜歡”似乎就足夠了。你憑什么說我喜歡的東西不對、不“正當”呢？于是，價值理性的爭議，就變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難處理。

今年初去世的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就是試圖解決現代社會里“價值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的問題。

他提出了“交往理性”/“商談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概念。簡單來說，人真正的理性，并不（只）體現在一個人可以單方面算計，而是（也）可以體現在人們如何一起講道理；盡管人與人之間會有分歧，但人類的價值判斷并非完全無法溝通。

很多問題，你問一百個人，未必會有一百種答案。真正能夠成立、能夠被持續討論的觀點，其實沒有那么多。很多看法不會被認真提出，或者一提出來，很快就會被駁斥。

這說明什么？說明即使價值存在不可通約性，即使人們有不同的價值觀，仍然存在可以溝通、可以商談的空間。而商談的前提是，你承認并尊重對方也是一個理性的人。

法治特別有意思的一點在于，它要求我們始終站在同一個受限的“舞臺”（a bounded arena）上，去探討并解決問題。你可以代表原告或者被告，你可以支持不同處理方案，但你不能離開這個舞臺。所以，動態意義上的法治過程，正是交往理性的體現。

我們既不能因為存在價值判斷，就認為法律上的判斷或者決定完全漫無邊際、可以隨意操作；也不能因此幻想，所有法律問題最終都能達成“共識”。有些問題，可能本來就不存在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答案。

如果是哲學問題，既然沒有共識，我們可以一直討論下去。但對于法律問題，我們必須在有限時間里，把復雜爭議轉化為現實中的行動方案，變成可執行的決定。

法律人的工作，何其難也？不亦重乎？

三、理論和實務的TPLINK

由此可以說回我們的課程目標。高法檢這門課，真的是學生痛苦，助教痛苦，老師也痛苦——如果只有痛苦、沒有收獲，那就沒有意義。我們教了一學期法律論證，到頭來，這門課是不是有必要存在，本身也需要一點“論證”（justification）。

為什么大家要一起花這么多時間，做一件這么痛苦的事情？

曾經流行過一個俏皮話，把北大和清華之間的“相愛相殺”叫做TP-Link——T 是清華（Tsinghua），P 是北大（Peking）。

這門課想做的事情，也是一種 TP-Link：T是理論（Theory），P是實踐（Practice）。

法學院的教學向來重視理論。問題是，很多時候，我們教的是未經實踐檢驗的理論，是舶來的理論，是空轉的理論，是只在“理論世界”里有用的理論。過去因為就業市場好，這種低效率、低相關性的教學方式能夠長期持續。學生也接受這樣的學習方式，因為學習負擔相對較輕。

與此同時，法律實務工作長期得不到好的理論滋養。中國的法律實務這些年當然進步很大，也涌現出一批優秀的法官、律師、法務，但法律服務的整體水平仍然不算很高。

外在的原因，是中國的法律環境確實極為復雜。從法條到案例的“關鍵一躍”，不只是方法問題、理論問題，更面臨現實約束，與法律機構的組織及運行、公眾與政府的法律意識等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一個好的法律方案，要真正落地有時非常困難。

內在的原因，還是法律人的專業能力不足、職業操守不足，沒有機會受過足夠好的專業訓練。

我們想做的工作，就是把理論與實踐重新連接起來。理論必須經過案例和實踐的檢驗；而實踐要能夠出“真知”，也需要經過方法的提純與理論的反思。否則，一個水平很差的醫生干了五十年，可能只是一個干了五十年的庸醫。實踐本身并不會自動產生智慧。

這也是為什么課程會大量使用真實案例，而不是憑空構造問題。只有經過事實的檢驗，你才會知道那些理論到底靠不靠譜，那些法條到底好不好用，你學到的知識到底是不是足夠扎實、足夠靈活，能不能應對這些真實的問題。

反過來，我們也希望通過理論來檢驗實務，看看實務目前所達到的狀態是不是足夠好？無論是作為法官、律師，還是立法工作者，我們能不能把法治的水平往前提升一點點？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動力，沒有這樣一種精神，那我們的法律職業還剩下什么呢？

四、AI時代與“保守”的一代

在學校里，通過課程訓練理論與實踐的連接，有天生的缺陷，也有特別的優勢。缺陷主要在于“親歷性”不足，材料多數是二手的，立場是沒有“實感”的。優勢則是可以在高度“受控”的情境下，以更高的效率對核心專業技能做更完整的訓練。

好的訓練，需要有足夠的“質”（深度）和“量”（廣度）。這需要我們對訓練目標有很強的信念，從而愿意忍受（endure）一個充滿心智挑戰的訓練過程。在二年級上這門課，確實有點“揠苗助長”——這也是很多痛苦的來源。

在近幾年的課程中，還有兩個新現象值得關注。

第一個現象，當然是 AI 的沖擊。對于求解答案的法律工作來說，AI工具的發展不僅改變了獲取材料的方式（法律檢索），甚至可以直接供給打開問題的思路乃至答案本身（法律論證）。在“答案”唾手可得時，誰能忍住不去“參考”呢？然而，作為專業人士，我們的工作不僅在于獲取一個答案，還需要評估不同的答案，并結合其他信息，在特定約束條件下，做出決斷。這樣的評估能力如何培養？判斷力從哪里來？無論是興奮也好，焦慮也罷，我們都不得不思考：法學教育、法律職業到底應該如何回應 AI時代？

第二個現象，則是很多同學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保守”傾向。

大部分同學還沒有真正從事過實務工作，或者雖然接觸過一點實務，也只是接觸了一小部分律師、一小部分法官、一小部分機構，卻已然形成了一種非常保守的觀念，對新的方案、新的方法、新的解釋可能性，表現出非常謹慎甚至抗拒的態度。

實務工作當然需要“務實”，但務實并不天然意味著保守。

后來我逐漸理解，這種保守，包括方法論上的保守和價值觀上的保守，本質上反映了一種對風險的厭惡以及對確定性的強烈渴求。影響這種心態的，顯然不只是法律市場的變化，也包括生活世界的變化。

我們生活在一個越來越缺乏“確定敘事”的時代。

曾經有過一個時代，大家都能收獲“穩穩的幸福”嗎？很難說。但是，過去幾十年，盡管風云變幻，就很多具體人生路徑而言，確實有過更強的確定感。比如，如果想當律師，可以去哪些律所，多少年后會成為合伙人，幾乎是一條可以預見的人生路徑。當然也會有變化，也會有壓力、困難，但總體趨勢是清晰的。人們普遍相信：未來會更好。

現在，未必是變化更快了，而是變化本身的方向不再確定了。新一代人走上社會的舞臺，猛然發現：“演員”已就位，“劇本”卻模糊了。

五、世界越混沌，敘事越重要

當一個社會存在強烈、統一的主流敘事時，人確實會更容易獲得確定感。

確定感不等于幸福感。確定性也會束縛人。傳統社會倒是有很多“確定敘事”。但看過了現代文明的“滄海”，我們真的還愿意“回到過去”嗎？

因此，真正的問題在于：當舊的確定性敘事崩塌之后，我們是否有能力建立屬于自己的敘事？這就好像，當價值判斷沒有確定答案時，我們是否仍有能力建構好的法律論證？

我們的同學都很優秀。好學生的“困境”，常常不在于能力不足，而在于長期依賴外部的評價體系，需要從“標準答案”里確認自己的位置，從排名、績點、獎項、offer、社會認可中獲得安全感。這種習慣或許確實是“不得已”（外部的客觀限制），但這種不得已也會轉化為“習慣”（主觀的價值傾向）。

可一旦你走向一條新的道路，最大的困難不是這套敘事本身最終能不能“成立”，而是它暫時無法被別人理解。別人無法用主流評價體系，給你一個即時、明確、積極的反饋。

一件事情，如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的意義感完全來自于你認為它重要，你認為它有價值，你還做不做？

高法檢這門課，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例子。

對于今天STL的學生來說，這已經是一門“老課”了，是二年級必修課，是確定性。實際上，它完全是一門 “新課”——沒有教材，沒有范例，沒有成熟路徑。你們看到的案例題、課程結構、課程組織，都是從無到有，一點點摸索出來的。

那么，它能得到多少主流認可呢？也未必。

但很多真正重要的創新，一開始都不會得到主流認可。很多“好東西”，不是因為被證明是錯誤的才消失，而是在最開始的時候，就因為人們對不確定性的恐懼，被提前放棄了，甚至從來沒有機會出現。

可是，在這個時代，確定性又真的確定嗎？有沒有可能，當我們循著主流評價，踏上某種確定路途的時候，這個路途本身已經是一個下降的路途？反過來，當我們鼓足勇氣，踏上一條少有人走過的道路，卻發現“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答案”，這正是我們共同面臨的困境。我只能鼓勵大家：世界越是混沌，主體性就越重要；除了向外看，也要學會向內看。我相信大家最終都會找到屬于自己的敘事，無論它離那些宏大的主流敘事是遠還是近。

六、結語

高法檢重要嗎？其實沒那么重要。很多事情單拎出來看，都沒那么重要。但如果所有事情你都不認真對待，你就很難獲得有效的訓練，在最寶貴的時間里完成自己的成長。

你的成長，是重要的。一門課，一段（受）教育經歷，提供的只是成長的機會。

這門課到這就結束了，而你們的專業成長才剛剛開始。在你的學習中，在你的敘事里，你是真正的主角。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你們故事里的某個篇章，扮演過一個不大不小的配角。我會一直為你們加油的。

*注：本文系根據2026年4月30日“中國高級法律檢索與寫作”課程最后一次課的課堂交流修訂。感謝翁鈺開同學的記錄和初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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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吳曉婧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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