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某三甲醫院通告：暫停兒科門診服務

6月18日，某三甲醫院通過官方公眾號發布正式通知，宣布自7月1日起全面暫停兒科門診服務，將其整體搬遷至其他院區。據知情人士透露，該院某院區兒科因運營效益不佳，醫院在自負盈虧的運行機制下，決定將其整合至其他院區統一運營。

這并非個別醫院的無奈之舉，而是當下全國兒科醫療體系面臨系統性困境的縮影——曾經守護萬千兒童健康的兒科，正陷入"醫生不愿干、科室撐不住、基層保不了"的境地。

今年3月31日，某縣人民醫院發布的一則通告，撕開了基層兒科生存困境的真實一角：因全院僅2名兒科醫師，人手嚴重短缺，醫院被迫從4月7日起暫停兒科夜間急診與住院收治服務，僅保留白天常規門診。

出生率下行與醫改深化，

兒科醫生供需失衡

兒科被業內稱為"啞科"，患兒無法清晰表述病情，診療全靠醫生經驗判斷，溝通成本與診療風險遠高于成人科室。加之白天門診扎堆、夜間急診頻發，醫護人員長期處于高負荷運轉。然而，兒科收費偏低、藥占比管控嚴格，科室經濟效益遠不如成人科室，"又苦又累又窮"成為兒科醫生最真實的寫照，直接導致人才流失加劇、梯隊斷層明顯。

疊加出生率持續走低的大背景，兒科供需矛盾愈發凸顯：基層兒科因患者流量減少陷入困境，大醫院兒科也開始力不從心。全國人大代表、大同市第四人民醫院院長王雅麗曾直言，解決兒科醫生短缺，不能把責任簡單"壓給醫院"。核心矛盾在于——兒科天生帶著高公益屬性，但公立醫院又不得不算經濟賬，當"公益"撞上"經濟"，最先被犧牲的往往就是不賺錢的兒科。

更大的沖擊來自DRG/DIP醫保支付改革。在"結余留用、超支自負"的硬約束下，醫院從"搶病人"轉向"控成本"。兒科病情復雜多變、不確定性高，極易"超支"；加之兒科病種"打包價"未充分考慮其溝通成本高、風險大的特點，權重系數偏低。結果就是，兒科在很多醫院眼中，從"不賺錢"變成了"可能虧錢"科室，縮減甚至關停兒科成了無奈卻現實的選擇——這正是王雅麗代表所說的醫院"不愿辦、無力辦"。

兒科發展的"結"該由誰來解？

一邊是亟待就診的孩子和焦慮的家長，一邊是留不住人的兒科和經營壓力巨大的醫院。這個困局究竟該如何破解？將責任全部歸咎于醫院，顯然不公平，也無法解決問題。因此，代表委員和專家們的呼聲越來越集中到"國家層面建立長效保障機制"上。2026年正值"兒科和精神衛生服務年"行動第二年，從這一年的政策動向中，已能看到一些解題思路。

薪酬杠桿是最直接的抓手。 國家衛健委等十部門早已發文要求，綜合性醫院兒科醫師薪酬水平不低于醫院醫師薪酬平均水平，這一"不低于平均"成為政策底線。一些地方走得更遠：北京市在公立醫院薪酬改革中，推動綜合醫院兒科醫務人員薪酬水平原則上不低于本單位醫務人員平均薪酬的1.2倍；四川省明確要求兒科醫務人員收入原則上不低于本單位平均薪酬的1.2至1.5倍。

光有原則還不夠，還需結構保障。2026年全國衛生健康工作會議后，一個重要變化是固定薪酬占比的提升。作為三明醫改的示范，河南安陽等地出臺的公立醫院薪酬分配方案要求，2026年醫務人員固定薪酬占比至少達到65%。固定薪酬包括基本工資、崗位工資、津補貼等，這部分收入穩定，不隨科室當月收入劇烈波動。方案還特別鼓勵醫院對兒科、產科等緊缺崗位采取增加固定崗位績效工資等辦法，提高其固定薪酬占比。這意味著，一個兒科醫生的收入中，有超過六成是雷打不動的，能在很大程度上緩沖科室"創收"波動帶來的沖擊，對于穩定兒科隊伍至關重要。

改革支付端，讓醫保為兒科服務的價值買單。 既然按項目付費兒科吃虧、按病種打包又可能定價偏低，那就在定價機制上做調整。王雅麗代表建議，一方面提高兒科診查費、護理費、靜脈穿刺費等體現技術勞務的項目價格；另一方面，在DRG/DIP支付改革中，為兒科病組設立更為合理的權重系數或分值，探索"特例單議"機制，從支付端認可兒科服務的價值。實際上，浙江、江蘇等20多個省份已經上調了兒科醫療服務價格，幅度在10%至60%不等。這試圖用價格信號告訴醫院和社會：給兒童看病所蘊含的技術與風險價值，應該被更公允地衡量。

財政補位不可或缺。 兒科的高公益屬性，決定了其成本不能完全由醫院市場化運營來覆蓋。王雅麗代表建議，建立中央與地方財政聯動的"兒科專項運營補助基金"，專門用于補償公立醫院因維持兒科服務而產生的政策性運營虧損和人力成本。這不是用來買設備的，而是實實在在補貼醫院，讓醫院敢辦兒科、能辦好兒科。同時，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責任也在被強化和優化。以廣東惠州市為例，財政對公立醫院的補助占比從2021年的8.89%增長到了2024年的19.16%，政府投入的增加，既是在為醫院"減負"，也是在為薪酬制度改革"鋪路"。

考核指揮棒也需要轉向。 不能光要求醫院發展兒科，卻不給予相應的考核激勵。代表建議，將"兒科薪酬保障線"即薪酬不低于平均水平的要求，轉化為所有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的強制性考核指標。醫院領導的考核、醫院的評級，都要與兒科等薄弱學科的發展情況掛鉤，用剛性考核倒逼醫院將資源向兒科傾斜。

結構性變革已在發生

除了國家層面的機制設計，現實中的兒科醫療格局也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變化。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資源整合：在出生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很多地方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開始整合區域內分散的產科、兒科資源，組建婦兒醫療集團，或將綜合醫院兒科集中至婦幼保健院，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另一個趨勢是供需的重新匹配。雖然總量上兒科醫生依然緊張，但矛盾更突出地表現為"結構性"問題：優質兒科資源過度向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導致這些醫院人滿為患、"一號難求"；而廣大的縣域地區和城市社區基層，兒科資源卻極為匱乏。因此，2026年"提升兒科服務能力"被列為全國衛健體系為民服務十件實事之首，重點方向是向基層擴展，目標是新增1000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提供兒科服務。讓孩子的常見病、多發病在社區、在鄉鎮就能解決，既能緩解大醫院壓力，也能使兒科醫生有更合理的分布。

將上述碎片拼合起來不難發現，兒科醫療的困境是一個系統性問題——是公益屬性與市場邏輯、長期投入與短期效益、總量不足與結構失衡多重矛盾疊加的結果。

2026年，在"兒科服務年"的背景下，從薪酬結構、醫保支付、財政補助到績效考核，一套組合拳正試圖打破這一僵局。安陽的"固定薪酬占比65%"、北京的"1.2倍薪酬"、浙江的"提價10%—60%"，都是具體的嘗試。然而，政策條文落地執行普遍存在現實落差——有的醫院已經做到兒科績效高于全院平均，有的地方仍停留在紙面上。關鍵還在于醫院管理層的執行決心，以及地方財政的支撐力度。

信息來源：華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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