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饋彩 窯火凝華——琺瑯彩的礦物密碼與文化交融

（本文發表于2026年第2期）

第一作者簡介王曉曉，助理工程師，主要從事戰略性礦產資源調查評價工作。

通信作者簡介王曉陽，工程師，主要從事戰略性礦產資源調查評價工作。

在故宮博物院的柔光下，一只清雍正年間的黃地琺瑯彩詩句梅花紋碗靜置于展臺。此碗內壁白釉溫潤光潔，外壁明黃釉色溫暖尊貴，其上繪制的梅花清雅綻放，加上一側的五言詩句，盡顯清代宮廷藝術巔峰造詣。這份跨越三個世紀的璀璨之美，著實令人贊嘆。琺瑯彩相關研究多聚焦于文化與藝術領域，筆者不揣冒昧，力圖從礦物角度去解讀絢爛的琺瑯彩——這份色彩密碼，實則深藏于地球古老的巖層之中。

琺瑯彩的絢爛，本質上是礦物在烈火中的重生，是地球用億萬年時光封存的色彩密碼。這些沉默的石頭，歷經巖漿的熔煉與地殼的塑造，蘊藏著原始的能量與神秘的色彩。古人的巧思與火焰的力量共同解開了這本礦物天書，將它們點化為文明的瑰寶。讓我們溯源而上，揭秘這場“石與火”鍛造的藝術傳奇。

> [清·雍正]黃地琺瑯彩詩句梅花紋碗

視覺中國/供

琺瑯彩：

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旅

“畫琺瑯”最早出現在15世紀中葉歐洲的佛蘭德斯地區，15世紀末，法國中西部里摩居的手工匠人以“內添琺瑯工藝”為基礎，將其發展成在銀器和玻璃等材質上加以裝飾的“畫琺瑯”，成品流光溢彩，深受貴族喜愛（劉進，2022）。

> [17世紀末至18世紀法國]

銅鍍金殼畫琺瑯懷表

視覺中國/供

1684年，康熙帝收復臺灣，之后海禁漸開，中西文化交流日趨頻繁，隨著來華的傳教士涌入，西方的宗教觀念、服飾及各類工藝品，包括歐洲的金屬胎畫琺瑯器（劉雨，2024；周敏，2024），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其中金屬胎畫琺瑯器作為貴重工藝品，被進貢到內廷（張楚，2025）。康熙帝被其絢麗的色彩深深吸引，希望中國工匠也能掌握這項技術。由此，康熙帝設置了“琺瑯作”，專門研究琺瑯技術。從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開始試燒，反復實驗，一開始將進口的琺瑯涂料用于銅胎、銀胎、紫砂胎等胎體上，琺瑯華貴艷麗的效果都沒能得以體現。后來，康熙帝想到了瓷器，瓷胎畫琺瑯（即琺瑯彩）便誕生了（查淑香，2019）。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歷經32年實踐探索，才結束了試燒初級階段，步入成熟完美階段（王健華，1993）。這一時期的琺瑯彩屬初創階段，借鑒了銅胎琺瑯的制作工藝和風格（劉雨，2024），紋飾多以花卉寫生為主，牡丹、蓮花最多，其次為菊、梅、月季、寶相花，以及繡球、竹石、牽牛花等，有花無鳥，更不見山水人物（何琦等，2018）。

> [清·康熙]藍地琺瑯彩纏枝牡丹紋碗

視覺中國/供

> [清·康熙]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紋碗

視覺中國/供

琺瑯技藝突破于雍正年間（1723—1735年），由于琺瑯料均需進口獲取，嚴重制約其工藝發展，雍正帝決心研制國產琺瑯。造辦處的匠人們于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二十二日開始試煉琺瑯料，直到七月十日，歷時約5個月，成功利用本土的鉛、鈷、硼砂等礦物原料，煉制出國產琺瑯彩料。同時，煉制技術實現突破，解決了琺瑯釉與白瓷釉面結合的問題，可直接在白釉胎體上進行繪畫（張朝智，2019），這一突破標志著琺瑯彩技術在中國落地生根。雍正時期琺瑯彩除延續花卉題材外，還增加了鳥雀、竹石、山水、人物，常根據繪畫內容配以詩詞（瓷業革命——琺瑯彩瓷，2018），盡顯文人意趣，工藝水平上升到新高度。

> [清·雍正]蘭石圖題詩句碗 王曉曉/供

> [清·雍正]琺瑯彩百花不落地茶圓

視覺中國/供

雍正時期琺瑯彩工藝的本土化突破，為乾隆時期的技藝巔峰奠定了基礎。乾隆年間（1736—1796年），琺瑯彩技藝登峰造極，畫面題材包羅萬象，有山水、人物、樓閣，構圖繁復精巧，并運用開光、鏤空等技法增強立體感。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被譽為“瓷母”的乾隆各種釉彩大瓶。它集17種釉彩于一身，幾乎囊括了中國所有瓷器的制作方法，是中國古代官窯器型最大、釉彩最多、工藝最復雜的瓷器。工匠們運用多次、多溫區燒成工藝（周雨婷等，2025），并巧妙融合歐洲與中國的傳統圖案，在燒制難度極高、成品率極低的情況下，完成了這一古代制瓷史上的巔峰之作。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陶瓷文化可謂精妙絕倫，因政治安寧、經濟繁榮、皇帝推崇，瓷器成就卓越，為中國陶瓷技術更新作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一個時代的璀璨象征（吳文靜，2013；周弋琳，2013）。

> [清·乾隆]人物圖六方瓶 王曉曉/供

>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 王曉曉/供

> [清·乾隆]粉彩鏤空花卉紋葫蘆式轉心瓶

王曉曉/供

色彩之源：

大地深處的礦物調色盤

琺瑯彩的出現代表了陶瓷顏料運用的嶄新維度。其色彩豐富多樣，具有極高的表現力（程麗，2024），其中的紅、藍、黃、綠、紫色，大多都能對應到具體的天然礦物或從其中提煉出的呈色組分。正是這些天然的礦物，共同構成了琺瑯彩絢爛的調色盤。

紅色分為金紅與鐵紅。金紅又稱胭脂紅，其核心是昂貴的金屬——黃金。自然金或含金銀礦通過陶瓷著色工藝，經“煉料”制成金紅顏料。鐵紅有兩種制備方式，一種是選用赤鐵礦，礦石本身就已經是氧化鐵，只需去除雜質、細磨過篩即可直接作為“鐵紅”入料。另一種傳統工藝是“礬紅”法，即以青礬為原料，通過煅燒使其轉化為純凈、鮮艷的鐵紅粉，該法所制顏料色澤更為亮麗，成為琺瑯彩中常用的紅彩。

> 自然金 陶西明/供

> 赤鐵礦 視覺中國/供

深邃如夜空的藍色，來自鈷礦石。鈷礦在中國境內很稀少，清宮所用鈷料主要靠歐洲傳教士自海外帶入，原礦為輝鈷礦。礦石先經800 ℃以上高溫氧化焙燒，砷、硫揮發后得到氧化鈷，再將其配入鉛硼玻璃熔塊，便呈出那種帶紫調的深寶藍。若鈷里混入少量錳，則現天藍色。

> 鈷礦石 趙洋/供

象征權力的明黃色，是唐代以后皇權的專屬色彩。琺瑯彩中黃彩的主要礦物原料為輝銻礦，而康熙時期之前的瓷器黃色主要為鐵黃，這是區別琺瑯彩與傳統五彩的重要特征。其工藝主要是把輝銻礦氧化焙燒成銻白，再與鉛丹、石英一起熔融，就得到色調純正、遮蓋力強的銻黃。這種配方是清初隨傳教士傳入的“洋黃”，與中國傳統鐵黃對比，一眼可辨。

>輝銻礦 趙洋/供

綠色調的核心是銅元素，主要取自孔雀石，有時也輔以藍銅礦（古稱石青）。直接焙燒孔雀石或藍銅礦，使其分解產生氧化銅，再將氧化銅融入鉛硼玻璃熔塊中，便可以得到翠綠、草綠色調。若需要更穩重偏冷的橄欖綠，則需要在上述銅基原料中額外加入少量鉻鐵礦，經焙燒后鉻鐵礦分解生成氧化鉻，再與銅基氧化物調和。

> 孔雀石和藍銅礦 陶西明/供

天然形成的穩定紫色礦石較為罕見，琺瑯彩基本靠“錳紫”。先將軟錳礦或菱錳礦焙燒得到氧化錳，再混入石英、硼砂等基礎釉料，經高溫燒制呈現出紫色。有時還會搭配鈷礦石原料，以此調配出不同深淺的紫色。

> 菱錳礦 視覺中國/供

清代琺瑯彩的五種主色，其最終呈色依賴不同的金屬元素。這些關鍵的著色元素，最初都來源于天然礦物之中。這些礦石經過“選礦、焙燒、提純、熔配”四道工序，最終制成低熔點鉛硼玻璃彩料，才得以在750 ~ 850℃的明爐中燒出永不褪色的寶石般釉彩。

火的藝術：

古人如何點石成彩?

當各色礦物準備就緒，接下來便要考驗匠人駕馭火候的智慧。唯有經過火的洗禮，才能讓這些大地饋贈的色彩完美綻放。

在施展所有絢爛色彩之前，工匠們需先完成“胎體塑形、素燒強化、施釉成型”的精密工藝，打造出琺瑯彩的“雙重基底”。以高嶺土與瓷石為核心原料，經淘洗、陳腐、揉泥、手工拉坯成型，隨后進行約800℃的素燒，為釉層附著奠定基礎。緊接著，在其上施覆一層由石英、長石及助熔劑硼砂等原料調配而成的透明釉（白底釉），再經約1300℃的高溫燒制，胎體瓷化，釉料則在硼砂作用下充分熔融，形成一面光亮瑩潤、與胎骨密合無間的白釉基底。至此，胎與釉已融為一體，共同構成了致密溫潤的潔白“畫布”，為后續琺瑯彩繪畫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有了穩定的白釉基底作為依托，接下來便要將堅硬的礦石轉化為流動的色彩。這是一場人類與窯火進行的精密對話。古人雖無精密儀器，卻憑借代代相傳的經驗和智慧，馴服了無形的火焰——溫度與窯內氧氣。

開啟色彩大門的鑰匙，藏在礦石深處。堅硬的礦石被反復捶打、碾磨，變成細膩的粉末。這個過程如同解開封印，釋放出鎖閉在礦物晶體中的顯色“鑰匙”，即金屬離子。

真正的考驗發生在窯爐之內。溫度是驅動一切的引擎，不同的色彩需要不同的溫度。白釉需要1000℃左右才能熔融透明；鈷藍釉的最佳狀態在1280℃左右；而嬌貴的胭脂紅釉，則需在800 ~ 850℃低溫下精確控溫燒制，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以保護那些微細的金屬粉末。

除了溫度，窯內的氧氣控制也至關重要。在氧氣充足的環境中，銅離子呈現翠綠色。匠人通過特殊方法（如減少通風、投入濕柴）制造缺氧環境來調整顏色，稍有不慎，氧氣多則返綠，溫度低呈棕黑，這種轉變極其敏感，稍有差錯，整窯瓷器就可能報廢。

那么，沒有精密儀器的古人又如何精準掌控無形的氧氣和溫度呢?古人判斷氧氣含量的方法，同樣源于對火焰與煙氣的敏銳觀察。在燒制過程中，匠人通過觀火孔觀察窯內火焰的顏色狀態，火焰明亮偏白，多為氧氣充足，火焰綿長呈淡藍色或略顯渾濁，則為氧氣不足。煙氣也是重要信號，濃黑煙往往意味著燃燒不充分，青煙或幾乎無煙，則代表通風良好，處于氧化環境。這種“看火辨氣”的經驗代代相傳，成為調控釉色成敗的關鍵技藝。對于溫度，他們發明了“照子”測溫法，“照子”有“察看、檢驗”之意，是用來觀察窯內狀況的試片。工匠們將特制的小泥片放入窯內不同位置，這些泥片中摻入了特定的指示性礦物。最常用的是含有銅、鐵元素化合物的泥條，在特定溫度下會發生明顯的顏色變化。例如，含銅的照子在不同溫度區間顯現綠色、紅色，含鐵的照子則在不同溫度下呈現從暗紅到紅色的顏色變化。在燒窯關鍵時刻，工匠快速抽出照子，觀察其熔融狀態、顯色情況，再輕劃胎體測試硬度，以此判斷窯內溫度與環境是否達到要求。

而當一件瓷器需要施加多層不同礦物成分的釉彩時，考驗就更為嚴峻。匠人必須深諳每種釉料受熱膨脹、冷卻收縮的特性，通過配方調整配比，確保各層材料在高溫和冷卻過程中協同一致，一旦某一層收縮快了一點，就會導致釉面裂開或剝落，前功盡棄。

每一件流傳至今的琺瑯彩，都記錄著古人在沒有精密儀器的年代，用無數失敗換來的經驗。將沉默的礦物點化成永恒的藝術，深刻反映了古人的智慧和陶瓷文化的內涵，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周弋琳，2013）。

> 現代與傳統結合的丙丁柴窯 視覺中國/供

現代挑戰：

當礦物密碼瀕臨失傳

琺瑯彩的輝煌在清朝康雍乾三代后漸趨式微，隨著國力衰退，這項耗資巨大的工藝在清末幾近湮滅。民國年間至新中國成立初期，雖有個別匠人試圖恢復，但終因原料匱乏、工藝復雜而成果有限。直至20世紀90年代末，在非遺保護與傳統技藝傳承的推動下，琺瑯彩工藝的研究與仿制才重新獲得關注。現代工藝在借助科技分析、數字窯爐等方面取得進步，能仿制出形似的作品。然而，在神韻、色彩的鮮活與層次感，尤其是對極致復雜工藝（如“瓷母”的層疊燒造）的整體把握上，仍面臨難以突破的瓶頸，無法復現古代匠人的藝術巔峰。

這些瓶頸背后，也面臨一些現實挑戰。首當其沖的是礦物原料獲取面臨需求結構變化的挑戰，其難度提升源于新興產業對礦物資源的需求重構，在當代工業體系中，傳統手工業在資源分配的序列中已被排至末端。2024年，中國金屬銻行業需求量為9.71萬噸，廣泛應用于阻燃劑、光伏玻璃、鉛酸蓄電池等新能源領域。在此背景下，銻料流向利潤更高、需求更旺的工業領域，導致琺瑯彩等傳統工藝在獲取原料時，面臨成本攀升和渠道收窄的雙重擠壓。鈷、銅等其他金屬原料，也面臨類似的“產業需求競爭”困境。因此，琺瑯彩的原料獲取之難，絕非單純的資源稀缺，而是工業體系對礦產資源的主導下，傳統手工業在資源分配的序列中被排至末端的必然結果。

這一宏觀的產業態勢，又因資源稟賦進一步加劇。從鈷礦資源來看，我國鈷礦資源稟賦本就不佳，屬于“貧鈷國家”，高度依賴進口。據自然資源部發布的《中國礦產資源報告（2023）》統計，2022年中國鈷礦儲量為15.87萬噸，僅占全球儲量的2.3%[據中國地質調查局發布的《全球礦產資源儲量評估報告（2023）》統計，全球鈷礦儲量為668萬噸]，多為鎳礦的伴生礦，獨立鈷礦極少，且開采與提煉成本較高。清代宮廷所用鈷料多依賴進口，國內歷史上也曾有開采鈷礦的記錄，以云南曲靖老廠溝鈷礦洞遺址為例，鈷礦曾作為青花瓷原料運至景德鎮，但其礦源也早已采竭。這意味著今天要尋覓與古料品質相當的鈷原料，基礎就十分薄弱。

與之相伴的，是傳統技藝的悄然斷代。掌握核心工藝秘訣剔刻技法的老師傅相繼離世，許多技藝僅存于文獻碎片或后人揣測中，面臨失傳風險，如胭脂紅的“三階燒制”、乾隆時期的“錦上添花”（一種在釉色上用針狀工具刻劃細如毫芒的錦紋凹槽，再于其上繪制琺瑯彩或粉彩紋飾，呈現“錦地繁花”質感的裝飾工藝）。現代仿品往往只得其形，難復其神。

這場困境，不僅因為珍貴礦物原料獲取難度持續攀升，更源于傳統技藝面臨傳承斷代風險。琺瑯彩的困境，為依賴自然饋贈的文化遺產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命題：如何在資源約束與時代變遷中，守護文化的原真性與技藝的傳承。

現代挑戰：

當礦物密碼瀕臨失傳

琺瑯彩的輝煌在清朝康雍乾三代后漸趨式微，隨著國力衰退，這項耗資巨大的工藝在清末幾近湮滅。民國年間至新中國成立初期，雖有個別匠人試圖恢復，但終因原料匱乏、工藝復雜而成果有限。直至20世紀90年代末，在非遺保護與傳統技藝傳承的推動下，琺瑯彩工藝的研究與仿制才重新獲得關注。現代工藝在借助科技分析、數字窯爐等方面取得進步，能仿制出形似的作品。然而，在神韻、色彩的鮮活與層次感，尤其是對極致復雜工藝（如“瓷母”的層疊燒造）的整體把握上，仍面臨難以突破的瓶頸，無法復現古代匠人的藝術巔峰。

這些瓶頸背后，也面臨一些現實挑戰。首當其沖的是礦物原料獲取面臨需求結構變化的挑戰，其難度提升源于新興產業對礦物資源的需求重構，在當代工業體系中，傳統手工業在資源分配的序列中已被排至末端。2024年，中國金屬銻行業需求量為9.71萬噸，廣泛應用于阻燃劑、光伏玻璃、鉛酸蓄電池等新能源領域。在此背景下，銻料流向利潤更高、需求更旺的工業領域，導致琺瑯彩等傳統工藝在獲取原料時，面臨成本攀升和渠道收窄的雙重擠壓。鈷、銅等其他金屬原料，也面臨類似的“產業需求競爭”困境。因此，琺瑯彩的原料獲取之難，絕非單純的資源稀缺，而是工業體系對礦產資源的主導下，傳統手工業在資源分配的序列中被排至末端的必然結果。

這一宏觀的產業態勢，又因資源稟賦進一步加劇。從鈷礦資源來看，我國鈷礦資源稟賦本就不佳，屬于“貧鈷國家”，高度依賴進口。據自然資源部發布的《中國礦產資源報告（2023）》統計，2022年中國鈷礦儲量為15.87萬噸，僅占全球儲量的2.3%[據中國地質調查局發布的《全球礦產資源儲量評估報告（2023）》統計，全球鈷礦儲量為668萬噸]，多為鎳礦的伴生礦，獨立鈷礦極少，且開采與提煉成本較高。清代宮廷所用鈷料多依賴進口，國內歷史上也曾有開采鈷礦的記錄，以云南曲靖老廠溝鈷礦洞遺址為例，鈷礦曾作為青花瓷原料運至景德鎮，但其礦源也早已采竭。這意味著今天要尋覓與古料品質相當的鈷原料，基礎就十分薄弱。

與之相伴的，是傳統技藝的悄然斷代。掌握核心工藝秘訣剔刻技法的老師傅相繼離世，許多技藝僅存于文獻碎片或后人揣測中，面臨失傳風險，如胭脂紅的“三階燒制”、乾隆時期的“錦上添花”（一種在釉色上用針狀工具刻劃細如毫芒的錦紋凹槽，再于其上繪制琺瑯彩或粉彩紋飾，呈現“錦地繁花”質感的裝飾工藝）。現代仿品往往只得其形，難復其神。

這場困境，不僅因為珍貴礦物原料獲取難度持續攀升，更源于傳統技藝面臨傳承斷代風險。琺瑯彩的困境，為依賴自然饋贈的文化遺產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命題：如何在資源約束與時代變遷中，守護文化的原真性與技藝的傳承。

科技之光：

重啟琺瑯色彩密碼庫

面對這些嚴峻的挑戰，現代科技正成為守護與重啟這份文化遺產的關鍵力量。研究人員在破譯古法、復原工藝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顯著成就，為文物保護與文化傳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研究人員通過多維度技術手段破譯古法工藝密碼。一方面，利用激光和X射線技術，進行“礦物DNA檢測”，分析古瓷釉層中微量的成分、金粉的粒徑、殘留的有機膠體痕跡，為工藝還原提供數據支撐。例如，通過掃描元青花碎片，就能分辨出鈷料是來自國外還是中國本土，借助釉層微觀結構反推燒制溫度。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已成為工藝復原的高效輔助工具，通過對相關文獻中的工藝關鍵詞、“礦物DNA”實驗數據進行整合分析，挖掘出隱藏的工藝邏輯；同時提取古瓷碎片胎釉及紋飾特征，構建“物料—工藝—成品”預測模型，最終由考古學家結合歷史文獻、實驗結果進行綜合判斷和驗證，最大限度提高工藝復原的準確性與可靠性。

除了用科技手段，研究人員也在積極尋找礦物原料的可持續替代方案，嘗試“變廢為寶”，從銅礦尾渣中回收銅成分，替代孔雀石等綠色釉料，讓采礦廢棄物煥發藝術新生。除此之外，創新材料層出不窮。研究人員正致力探索更穩定、更環保的鈷藍替代品（如鈷藍尖晶石），開發無毒無害的鈰鋯黃替代銻黃釉料。

然而，人工智能的本質是基于概率模型的推測，其精確度仍需驗證，且難以完全捕捉古人經驗中那些微妙的、不可量化的直覺判斷。現代精準控溫的“形似”，與古人依靠肉眼觀察窯火顏色、煙氣流向來綜合判斷的“意會”技藝，是兩種不同的智慧體系。新材料在物理顯色上或許可以接近古法效果，但其文化內涵和歷史的“原真性”已然發生改變。實質上，這種從“意會”到“量化”的轉變，是技術文明發展的必然進程。這并非技藝退化，而是生產認知變遷的縮影，兩者各有時代賦予的價值。

這促使我們深刻反思傳承的本質：科技仿制是延續美學和應對資源危機的重要手段，但真正的傳承，或許更在于對那份解讀礦物密碼、點石成彩、追求極致的智慧與工匠精神的延續，而不僅僅是器物形式的完美復制。研究人員的工作正是在這條通往本質的傳承之路上，架起了一座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

礦物對話：

在傳承與可持續間尋找平衡

琺瑯彩的傳奇，是一部鐫刻在釉色深處的史詩，講述著古人以非凡的智慧與耐心解讀地球封存億年的礦物密碼。如今，科技的發展延續了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在破譯中理解過去，在復現中致敬經典，在創新中啟示未來。這也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琺瑯彩所代表的極致工藝美學，其核心往往依賴于珍貴甚至不可再生的礦物資源。如何在保護、研究、復刻這類頂級藝術品，與減少資源消耗、降低環境影響之間取得審慎的平衡?又如何在運用科技“再造”其形的同時，守護那份理解自然、駕馭物質、追求完美的精神內核?答案或許蘊藏在傳承與創新的辯證之中：唯有以珍惜之心對待每寸巖層中的色彩基因，以敬畏之意承接大地的饋贈，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融入對礦物資源的認知與運用，并在創新與審慎之間尋找持續的平衡，文明的火光才能如永不褪色的琺瑯彩釉一般，在傳承與創新的熔爐中生生不息，恒久照亮人類追求美與智慧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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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敏 . 康雍乾三帝與琺瑯彩瓷 [J]. 陶瓷研究 , 2024, 39（04）: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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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程麗 . 陶瓷顏料的發展歷程——從素色到多彩的藝術演變 [J]. 陶瓷研究 , 2024, 39（06）: 39-42.

作者： 王曉曉 王曉陽 趙洋 陶西明

編輯： 劉欣潼 何陳臨秋

排版： 劉欣潼

審核： 常 艷

官網： https://kpwhbjb.cgl.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