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陳永貴離世十六年后兒子稱在采訪中提及，父親陳永貴的真實遺囑其實是經過修改的是真的嗎？
1941年臘月，大寨村的山風又干又硬，吹在臉上像小刀；陳永貴站在土墻旁，手里的木碗還冒著熱氣，村口忽然傳來吆喝聲：“永貴，維持會要點名！”他嘆了口氣，把碗往懷里一塞，向村口走去。
那一年他26歲，沒人愿干那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可倘若沒人應承，日軍的皮鞭就會落到老百姓身上。村里老人勸他：“撐一陣子，能護一陣子。”陳永貴點頭，卻暗暗立下規矩——白天在名單上簽字，晚上悄悄給八路遞情報。
1943年的一個夜晚，日軍臨檢，他被拖到土牢。看守罵道：“你這雙面人！”陳永貴咬著牙不言語。兩個月后，靠村民聯名求情才撿回一條命。有人問他怕不怕，他低聲回一句：“怕，可更怕鄉親們餓死。”簡單的八個字，此后在村里傳了很久。
抗戰勝利，誤解消散。1948年秋收，他在高粱地里舉手宣誓入黨，衣服上全是泥，袖子仍被汗水浸白。旁人笑稱他是“土里刨食的黨員”，他嘿嘿一樂：“土里刨，心里亮。”
1952年，大寨成立合作社，他被推舉為書記。山少土薄，畝產連自家口糧都顧不上，他就帶頭扒梯田。二十幾個人排成一線，掄镢頭的掄镢頭，背石頭的背石頭。趙樹理來采訪時，瞧見他滿頭灰汗，寫下一句：“像一臺不停歇的老黃牛。”
1959年春旱，山溝干裂。陳永貴挑著兩百多斤水爬石階，一路哼著小曲。小伙子們直喘粗氣，他打趣：“年輕人不頂事啊！”大伙笑鬧著把水倒進田埂，那塊地當年竟長出兩尺高的谷子。
1963年，國家推廣大寨經驗，陳永貴第一次踏進人民大會堂。燈光晃得他有些拘謹，他仍穿舊布棉襖。會后干部提醒他添置西裝，他擺手道：“這身衣服種過莊稼，見過世面。”
1975年春，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北京的辦公桌漆面锃亮，他卻把袖口的泥點帶到了首都。有人送來高薪待遇文件，他看一眼放回原處：“工資照村里標準，加班就算義務。”秘書無奈地搖頭。
在國務院，他搞了個“三三制”：三分之一時間跑部委，三分之一蹲鄉下，剩下三分之一回大寨。有人說這樣太辛苦，他直截了當：“習慣了，不動腿就心里發癢。”
進入1980年代，他的肺部開始隱痛。醫生勸他住院，他思量再三：“田地離不了人，再等幾天吧。”最終還是被家人硬拖進病房。
臨危時，他寫下一紙遺囑：八千元積蓄全部上交黨費。妻子紅著眼圈勸：“娃還小，學費呢？”陳永貴沉默良久，重新提筆，把一半劃給兒女。他說：“信仰要緊，日子也要過。”
2002年，兒子陳明亮面對采訪，提到那份遺囑時笑道：“爸改字時手抖得厲害，還問我，‘這樣合適不？’我只說一句——爸，您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寫。”
歲月翻過去，黃土高原的風依舊刮得烈。大寨那條石階還在，石階上曾被水桶磨出的白印清晰可見。人們上山時常會停腳，拍拍那道痕跡，低聲說一句：“這地方，走過一個憨厚倔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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