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北大史學系的學風

那時候考大學不分系，考取后入學報到時隨意選系。文理科都不分。我入學時選的政治系。大約還有大革命的影響。革命失敗了，革命到底為什么失敗?想找一下根源。但不久，我發現政治系的課程不合我的理想。政治系多是些政治制度、政治理論課，不講歷史根源，史學系才是我要入的系。入學不久，我就又轉入史學系了。這一入一轉，使我在課堂聽課吃了虧。當時課堂排座位是按選課先后排定的。我轉入史學系后，座位一般都排在靠后，聽課聽不好。遇到口音重的教師講課，簡直聽不懂他在講什么。

順便說一句，北大校花馬玨女士，是政治系學生。我在政治系的那一段時間，有幸和馬玨同學鄰座。我這小城市來的土學生，當然不敢有何妄想，但看到過有一位學兄對馬玨女士的癡慕和傾倒。馬玨同學不理睬他，他跟后面說：“你父親讓我們交個朋友嗎!”說個不停。

我到史學系時，系主任朱希祖剛剛被趕走，換上陳壽頤教授。陳先生，廣東人，是講授歐洲中世紀史的，我聽過他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課。傅斯年先生告訴我，陳先生很有學問。但他不怎么會講課，課堂教學不怎么吸引人。那時課堂教學受歡迎的是：胡適、傅斯年、錢穆和陶希圣幾位教授。他們講課都很生動，析理清楚、深刻，引人入勝，處處有他們各自獨到的見解，使你佩服。老一代的學者，學問根基都很扎實，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誦。傅先生講課引用古書，要找出出處，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誦。背了半天，不在這篇又背另篇。我們都佩服他記憶力驚人。

錢穆先生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無學歷，教過十年小學、十年中學，刻苦努力，寫了幾本書，但使他成名的是：《劉向歆父子年譜》。胡適、顧頡剛兩先生推薦他到燕京、北大教書。

錢先生講課，很有聲勢，也很有特點，雖然一口無錫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聽過他的先秦史、秦漢史。他講先秦史，倒著講，先講戰國，再往上講春秋西周。我聽他一年課，戰國講完，也就到學年結束了。他講課講到得意處，像和人爭論問題一樣，高聲辯論，面紅耳赤，在講臺上龍行虎步走來走去，這頭走到那頭，那頭走到這頭。

當年北大史學系開有多少課程，我現在已回憶不起來。我記得西洋史和中國史都開有斷代史和專門史。西洋斷代史有：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中國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遼金元史、明清史。專史我記得的有：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哲學史、文藝復興、目錄學等。有些課程是政治系或哲學系的課，各系的課是可以互選的。系不再分專業，但可以有所偏重。偏重西洋史的要修完西洋史的全部斷代史，再修兩門中國斷代史。偏重中國史的要修完中國史的各門斷代史，再修兩門西洋史。好像只有一門課是必修課，就是中國通史。先前不是一個人講，而是按時代順序分專題由各家講述。也沒有統一的大綱，各位講課的人，各打各的拳，各唱各的戲。

每門課程，每周大約是2小時或3小時。1小時是1個學分。我不記得4年全部必修多少學分，但記得一、二年級每學期是18個學分左右，三年級是12個學分左右，四年級只有8個學分了。上課時間少，課余時間多。如果喜歡學習，喜歡鉆研問題，到圖書館去的時間就多，思考問題的時間就多。學習生活，在緊張中有從容。

北大在教學管理和生活管理方面都是很松的。1931—1932年左右，我剛入學的一年，查堂還是比較嚴，教室座位都有座位號，學生按號入座。查堂的人，對座位號空著的就打曠課。這種制度，嚴格執行的時間并不長，不久我就沒有查堂的印象了。

那時同年級的同班同學，人數都很少。我入學的那兩年，史學系好像是很迎時的系，我們班有26個人。一般課程都是選修的，同堂聽課的人可能來自好幾個系，也可能來自好幾個年級。很少一個課程是一個系一個年級聽課。同系同年級這個概念很模糊。但同系同年級的同學，彼此還是知道的，好像越到高年級越清楚。同班同學的“感情”,大概是一個重要因素。

史學系因為是“迎時”的系，人數多，有26人。有的小系只有幾個人。有的課程只有一、兩個人聽課。少的還有一人的。有一次，我到二院辦事，跑進一個教室去問路，正好一位教授對一個學生講課。后來知道那位正上課的老師是當時鼎鼎大名的心理系教授汪敬熙。所以學生下一課要請假，最好給教師說一聲，免得老師來了沒有學生空跑一趟。

我在校這一時期，北大偷聽生很多。北大紅樓附近，住有很多不是北大的學生。他愛聽什么課，就按時去上課，誰也不管。這些學生雖然不是正式生，卻聽課認真，學習認真。一般都歲數比較大，有社會經驗，對社會對學科理解能力強，分析能力強，都學得很好。當時就有一句話：“正式生不如旁聽生，旁聽生不如偷聽生。”旁聽生指沒有選這個課的北大學生，偷聽生指根本不是北大的學生。其實，“偷”只是個名詞，來“偷”聽的人沒有一點偷的意識。有一次胡適之先生在課堂上問：“你們哪位是偷聽生?沒關系，能來偷聽更是好學之士。我只希望你們給我一個名字，是我班上的學生。”我聽了胡先生的話，心里很感動。胡先生高明，寬厚待人，身教言教，對我人性成長有很大教育。

最近讀到張中行先生的《負暄瑣話》和《負暄續話》,才知道張先生和我是北大同年，他是中文系，我是史學系。張先生書中談起當年舊事，一下把我帶回幾十年，心沖沖動，八十老翁又變成了一個沙灘紅樓青年。張先生在《紅樓點滴一》中談道：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面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見《負暄瑣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3頁)。

張先生這里所談的我有相同的感受。北大同學一個個好像都是大丈夫，神氣很不凡。不僅同坐一堂，很少交談，甚至同住一間宿舍，幾年都不交談。我當時覺得很別扭，悶得慌。我還以為這是我們山東曹州人的土氣，保守，不開展，不和外邊人接觸，看到張先生的文章，才知道這是當時北大學生間特有的風氣。師大風氣就和北大截然不同。我的中學好友朱啟賢、王顯林都在師大。星期天無事，常到和平門外師大找他們去玩。他們那里總是熱熱鬧鬧。宿舍里人來人往，海闊天空地聊，彼此間都很熟。我師大的朋友比北大的還多。

一個學校的校風是很難建立的，樹立了以后，這傳統會保存下去，也很難打散消失。抗戰時期，學校播越在昆明，和清華、南開組成西南聯大，到抗戰勝利遷返北京，北大的學術自由氣氛仍保留著。張先生說，抗戰勝利后，他曾到北大聽過梁思成教授“中國建筑史”的課。學期終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諸位說說怎樣考法?”聽課的近20人，沒一個答話。梁先生似是恍然大悟。于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一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臺下作一個大揖。聽講的報以微笑。“我走出來，覺得北大未改舊家風，心里覺得安慰。”(同上)現在讀來，我也覺得安慰。我也很欣賞北大這種學風。

北大入學考試難，進校以后學期、學年考試都是很松的。上課也很松，我的記憶，除一年級時曾查過堂，以后就沒有查堂的記憶。有的課，為湊足學分而選，卻很少去聽課。就我的親身經歷而言，我選過王鏞教授的地理課。一學期沒有去上過課。考試時找不著教室，匆匆忙忙各個教室亂鉆亂問，問到了再進去找座位。不上課也能考，王老師出的題總是“你家鄉的土特產”或是“你家鄉的山川地理形勢”之類。你總能答而且還可以得高分。老師也得益處，他不出都門，不用親自去調查，年年出這類題目，積累起來，他就可以知天下自然地理、經濟地理的大勢。

當時北大史學系教授的學術思想，大體可以分作三個流派。一個是以乾嘉為主導的學派。這派可以錢穆教授為代表，孟森(心史)教授、蒙文通教授可以劃在這一派里面。一個是乾嘉+西方新史學學派。這派可以胡適教授、傅斯年教授為代表。一個是以乾嘉加點辯證唯物論，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舉出陶希圣。這個問題應該作點說明。我說陶希圣有點辯證唯物論，是從學術觀點說的，不是從政治組織說的。從政治組織說，陶希圣是國民黨，或者說是國民黨的改組派。他讀過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有他們的影響。他標榜唯物史觀、辯證法。使他成名的、在學術上高出別人的，確是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當然他的史觀是不純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都在戰場上和在地下，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等沒有機會也沒有可能進入北大。

我在北大時，影響我最大的是陶希圣，他開的兩門課：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我都選修過。我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主要是受他的影響。其次是胡適、傅斯年，再次是錢穆先生。他們的治學方法，通過聽他們的課，讀他們的著作，對我都有影響。他們的治學方法，各有特點，對我都有好處。

我那時前后班的同學，現在在海內外有成就的人不少。如在我前的：勞干、胡厚宣；我的同班：楊向奎、高去尋、全漢升、李樹桐；我下面一班的：張政烺、鄧廣銘、傅樂煥、王崇武、王毓銓；再下一年的：楊志玖、孫思白、任繼愈等。在美國的吳相湘，臺灣《傳記文學》的大主編劉紹唐，也是這一班或再下一年的。這些人在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上或多或少大約都可以說是屬于胡適、傅斯年一派，只有我主要是屬于陶希圣一派和半個胡適、傅斯年派。抗日戰爭時期，陶希圣曾一度隨汪精衛去上海，不久他回歸重慶，但跟隨他去上海的諸弟子如在學校時即小有名氣的鞠清遠、武仙卿、沈巨塵、曾謇等，都沒有再回來。大浪淘沙.為時代所拋棄了。而留在大陸的我，遂成為《食貨》的“余孽”,“孤臣孽子”了。

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后，革命者中出現反思，反思中國革命為什么失敗。由之引起對中國社會的研究，由中國社會的研究又引起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這個學術潮流的興起，是由革命失敗引起的。

在北伐革命風暴中，我只是站在大風暴的邊緣上，跟在小風的后面，受到一點革命的洗禮，一點沐浴。這點洗禮、沐浴，也使我跟在別人之后讀了一些當時出現的新興社會科學書籍。這些書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最多。在這些讀過的書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和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礎》、《托瑪斯·穆爾和他的烏托邦》。還讀過一些日本人的書，如河上肇的《唯物史觀辯證法》等。我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和第3卷的一些和歷史有關的章節。應該說我除很吃力地讀懂一點點勞動和剩余勞動以及原始積累外，對《資本論》的經濟理論我懂得實在太少了。

我在這里說這些，是在說明我的學術思想的形成除受陶希圣的影響外，也直接從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中受到影響，自有淵源，完全不是自夸我早年就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何況，我接受的雜而不純，主要是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的，考茨基的。

來源：《愛國一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