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趙昌文等：以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增強發展動力

趙昌文等：以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增強發展動力

經濟發展

繼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創造性提出“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之后，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進一步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是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戰略舉措，是對我國一直以來的投資方向和重點的進一步優化，對于增強發展動能、擴大國內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意義重大。“十五五”時期，必須堅持“物”與“人”的投資緊密結合，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一、從理論和歷史邏輯看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辯證統一關系

投資于物是指對實物資產進行投資，比如基礎設施、房屋建筑、機器設備等，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夯實物質技術基礎。用經濟學語言講，投資于物是指將資金、資源投入到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通過增加物質資本的存量，擴大生產規模，提升技術水平，從而形成未來更加強大的生產與服務能力。這里的物質資本主要包括廠房、機器、工業生產線等固定資產，交通、能源、通信網絡等基礎設施，實驗室設備、軟件系統等研究開發條件，構成經濟增長的有形基礎和直接驅動力。投資于人是指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潛力開發的投入，比如育幼、養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訓等。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為在一個快速變化環境中的競爭和發展做好準備，人力資本即個人的潛力將成為任何國家能夠為其人民未來的繁榮和生活質量所做的最重要的長期投資。用經濟學語言講，投資于人是指將資金、資源用于提升人的健康、知識、能力和創造力，是相對投資于物而提出來的，體現了“見物更見人”的發展理念。其核心是人力資本的積累，主要包括教育與技能培訓、醫療與社會保障、文化與公共服務等，這是經濟增長最根本、最具可持續性的源泉。從本質上講，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既對立又統一，二者的辯證關系具有堅實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思想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投資于物即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投資于人即勞動力的再生產，二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既有內在的矛盾性，也有統一性。馬克思將資本劃分為機器、原料等不變資本和勞動力工資等可變資本，前者在生產中僅轉移其價值，后者卻能創造新價值。對“人”的投資本質上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包括維持勞動者基本生存所需的食物、住房等消費資料，還涵蓋了教育培訓、技能提升以及代際繁衍等環節。資本家支付工資，看起來是為了購買勞動力，實際上是通過保障勞動力的恢復與更新，確保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得以持續運轉。因此，勞動力再生產不僅是個體生存與發展的需要，更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以延續的必要條件。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二者統一于價值增殖過程。投資于物，表現為資本有機構成即不變資本/可變資本比率不斷提高的趨勢。資本家為追求超額剩余價值，會不斷追加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的投資，這是技術進步的物化。投資于人，局限于勞動力的再生產，受剩余價值榨取的需要所制約。二者也存在根本矛盾。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直接后果是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后備軍的產生，造成機器排擠工人，投資于物在特定階段反而排斥對人作為勞動者的持續性投資。對勞動力的投資被嚴格限定在資本積累的邏輯下，其目的在于維系和擴大剩余價值生產，而非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因此，馬克思主義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人力投資的工具性，教育或技能培訓仍在于適應機器體系的需要，從而生產出更加符合不變資本需求的勞動力。這實質是“把人訓練成機器”。在其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將克服這一矛盾，物質生產將成為社會共同財富的基礎，人的發展將擺脫資本枷鎖，教育、健康等投資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二者實現真正和諧的統一，成為釋放社會生產力的源泉。

社會主義深刻變革了資本與人的關系，實現了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內在一致性。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成為同一進程下的兩大目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物質資料擴大再生產的投入，其根本目的是創造更加豐裕的社會財富，從而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會直接提升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創造能力，成為進一步推動科技進步與生產力躍升的核心動力。

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在這一過程中創立和發展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口高質量發展同人民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起來，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實現了更高層次的有機統一與良性互動，超越了資本邏輯的局限，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是在發展戰略上是內在統一的。國家將制造強國、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等，同教育強國、人才強國、健康中國等建設作為整體戰略協同推進。二是在發展目標上是根本一致的。無論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還是發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事業，其根本目標都統一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三是在根本制度上是有完全保障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

(二)經濟增長理論對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認識演進

從哈羅德—多馬模型強調物質資本積累，到索洛模型引入外生技術進步，再到羅默、盧卡斯的內生增長理論將人力資本置于核心地位，經濟增長理論的演進本質上也是對“資本”范疇不斷深化的認知。哈羅德—多馬模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石，其核心邏輯非常簡單：經濟增長是一個純粹的“儲蓄→投資→生產”的物理過程，完全由物質資本的積累驅動。這一模型完全忽略了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改善等因素，將勞動力視為同質的、被動的生產要素。索洛模型是對哈羅德—多馬模型的重要突破，通過引入外生技術進步來解釋長期人均增長。索洛模型雖然超越了純物質資本驅動的范式，承認了“技術”的重要作用，但并未打開這個黑箱，沒有將人力資本作為與物質資本并列的、可積累的內生生產要素。盧卡斯的內生增長理論是對索洛模型根本性的突破，他批判索洛將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視為“外生魔法”，將資本區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可通過教育進行主動投資，生產經驗(干中學)也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從而解釋了經濟增長為何能自我持續、國家間為何存在持久差異，以及知識、教育和經驗在增長中的核心作用。羅默的知識驅動模型證明，人力資本不僅通過勞動力素質直接影響產出，更通過研發創新產生知識外溢，形成規模報酬遞增。這一理論突破揭示了經濟發展從“汗水驅動”轉向“智慧驅動”的微觀機制。

現代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是，通過不斷積累物質資本，提升人均資本存量，從而提高人均產出，進而實現經濟發展。這就意味著在經濟發展初期，給定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產出的情況下，必然要犧牲一部分當期消費用于投資，這不僅出現在早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出現在許多后發國家中。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人均資本存量提高到了一定水平，再繼續增加物質資本投資的邊際收益就會下降，人均產出增長率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也會隨之下降。

不僅如此，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即如何處理好增長和發展的關系。增長和發展，本質上都關乎人類社會的進步，但增長更多是過程，是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GDP、國民總收入(GNI)等“量”的概念，而發展則強調更全面的結果，是收入分配、人類發展指數(HDI)等“質”的規定性。物質資本增長是發展的基礎前提，是實現一切其他目標的基礎，更高層次的發展目標則是在物質之上，以及努力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我國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目標，正是對這一人類共同命題的深刻回應。人不應僅僅是發展的工具，更應該是發展的主體和最終受益者。從一定意義上說，處理好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關系，也就是要處理好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三)從工業革命到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對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產生的新影響

工業革命不僅是一場技術變革，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與資本轉型。在這場變革中，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之間呈現出復雜而動態的關系。工業革命初期，資本幾乎單向度地投資于物，工人被視為機器體系的附屬品，主要特征是“物”對“人”的擠壓。古典經濟學中的“工資鐵律”理論，反映了當時社會將人力純粹視為成本而非資本的觀念。隨著工業體系日趨復雜，尤其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后，對技術工人和管理者的需求催生了有限的投資于人。但這種投資具有強烈的工具性和選擇性，其首要目的是培養能操作和維護更精密機器的勞動力，以提升“物”的產出效率。進入20世紀后，兩者的關系發生根本性轉變。復雜的生產活動、科學管理以及科技創新的迫切需要，使得勞動者的知識、創造力與健康成為生產率提升的關鍵變量。投資于人從成本中心轉向利潤中心。普及教育、公共衛生、職業培訓、研發投入不再是單純的慈善或社會支出，而是被視為對“人力資本”的核心投資，與對物質資本的投資同等重要。工業革命的歷史警示我們，從短期排斥到長期融合，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從有效市場到有為政府，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關系演變揭示了一個核心規律：健康的經濟發展不能只沉溺于對“物”的單一崇拜，唯有當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形成良性循環時，生產力的不斷進步才具有持久的動能。

今天，人類社會又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數字經濟是繼工業革命之后更高級的社會文明形態。它以數據作為核心生產要素，通過信息網絡和智能技術，實現了資源配置效率、社會組織模式和經濟增長動能的根本性變革。這不僅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而且正在深刻重塑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治理方式。其中，人工智能(AI)作為通用目的技術，對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帶來了一系列重要變革，推動兩者進入更高層次的融合與重構階段。

人工智能對投資于物的變革性影響，主要體現在提升物質資本的投資效率上。人工智能賦能條件下，投資于物的內涵已從傳統的機器、廠房等固定資產拓展到數據、算法與專利等無形資產。這類新型物質資本與勞動之間并非簡單替代關系，而是形成了深刻的共生關系。例如，數據與專利的使用本身即要求勞動者掌握更專業的分析能力、更系統的行業知識，從而直接提升了勞動的復雜性與創造性。與工業革命時代相比，這也標志著資本的作用機制發生了根本轉變，傳統物質資本主要通過提供必要的、基礎的生產條件，擴大規模經濟來降低單位成本、提高生產率，勞動者往往只需適應性培訓即可，而無形資產的投資則持續倒逼勞動者必須進行知識迭代與技能深化，以便能夠持續從事更具創造性和高附加值的復雜勞動。因此，必須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學習體系，因為唯有通過持續的教育與訓練，勞動者才能充分釋放新型資本的生產潛力，實現從“操作者”到“協作者”與“創新者”的角色躍升。

人工智能對投資于人的深遠重塑，主要體現在重新定義人力資本的需求結構上。投資于人的重點要從知識傳授轉向能力培育，尤其是適應技術變革的終身學習能力。與此同時，投資于人也對“物”的價值增長產生了顯著促進作用。先進設備需要高素質操作者，數字化系統需要數據分析師，兩者的匹配度決定了生產率水平。人工智能并非一經使用便持續發揮作用的靜態固化工具，在與勞動者進行交互并解決具體問題的實踐中，其會不斷試錯、學習、迭代和進化。除了運用自身專業知識為人工智能注入價值以外，勞動者的操作反饋、場景適應與創造性調適也會形成寶貴的“數據外溢”和“經驗反哺”，持續訓練并優化模型與算法。這意味著，勞動者的復雜勞動不僅創造當下的產品價值，也在無形中為所使用的人工智能“注入”新的知識、經驗與能力，從而提升這種“不變資本”本身的價值含量。因此，通過投資于人促進人的知識創新與能力發展，實質上也是在投資于人工智能系統的迭代與增值，二者在動態交互中共同構成一個不斷強化的價值共創循環。

人工智能在推動“物”與“人”投資的高度融合和重構上，主要體現在打破了傳統邊界，催生“人機協同”新生態。投資需從單一維度轉向“人才—技術—數據—硬件”的系統性捆綁。人力資本積累推動產業向知識、技術密集型升級，而產業升級又進一步創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形成“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協同演進路徑。“人機協同”必將產生很多新的應用場景，創造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

二、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是全面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

長期以來，投資于物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通過持續投資于物，我國生產和供給能力不斷增強，社會生產力水平持續提高，有效推動了不同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保持較快增長，支撐我國較短時期內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53年至1977年，第一、二產業全民所有制單位基本建設投資分別累計完成611億元、3283億元。改革開放后，固定資產投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程實現重大飛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投資結構持續優化，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不斷提升。2013年至202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7%，有力支撐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我國經濟長期依靠要素驅動、投資拉動，投資于物回報率近年來已經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一)投資于人是人口變化背景下提升人力資本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作用的必然選擇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31031萬人，占總人口的22.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22023萬人，占總人口的15.6%；全年出生人口954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99‰。在人口數量下降、老齡化不斷加深的背景下，投資于人已從一項促進發展的選項，轉變為關乎國家生存與繁榮的戰略必需。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人均GDP已達95749元(約合1.35萬美元)，在全球190多個經濟體中排第68位。從國際比較看，這一水平與發達經濟體仍有顯著差距。比如2024年美國人均GDP達到8.58萬美元，德國超過5萬美元，日本則為3.25萬美元。這種差距既反映了發展階段的不同，也凸顯了人力資本投資對跨越發展鴻溝的關鍵作用。如果采用購買力平價(PPP)這一更能反映實際生活成本的指標，2024年中國人均購買力平價GDP約為2.5萬美元，美國則為7萬多美元，德國約為5.5萬美元，日本約為4.2萬美元。按名義匯率計算的差距反映了產業發展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代際差，而PPP視角下的相對拉近則顯示我國居民在基礎設施、基本消費品等領域已具備相對更強的實際購買力，為人力資本投資提供了現實基礎。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整體購買力平價GDP已達38.19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29.18萬億美元，這種總量優勢與人均差距的矛盾，恰恰說明通過人的全面發展實現質量趕超的緊迫性。人力資本重要作用的凸顯，一方面是因為給定人均資本存量較高的情況下，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出相對上升；另一方面增加對人的投資從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也正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研究表明，當前我國高中、大學和研究生階段教育投資的宏觀回報率分別為27.1%、20.9%和21.6%，遠高于5%的物質資本投資回報率，充分證明了人力資本投資的經濟價值；我國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從2012年的33.7%增至2020年的36.8%。這充分證明，提升人口質量能夠有效對沖人口結構變化的負面影響。

(二)投資于人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引擎

新質生產力的本質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在這一過程中，人是決定性的能動要素。產業轉型升級與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表現出來的是技術迭代與產業更替，內核則是人的知識結構、能力體系與創新活力的系統性升級。所以，投資于人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礎性、先導性、戰略性投入。“十五五”時期，必須通過加大對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教育投資以及關鍵領域前沿人才的培養，形成一個持續學習、充滿活力、敢于創新的高水平勞動者隊伍和企業家群體，促進破解企業和產業發展中長期存在的“技術易得，人才難求”的困局。同時，投資于人的全面發展包括批判性思維、創新能力與人文素養，也有助于孕育出顛覆性思想，引領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

(三)投資于人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促進消費增長的固本之策

2013～2024年，內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93.1%，其中最終消費支出和資本形成總額的平均貢獻率分別為55%和38.1%。2025年我國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52%左右，資本形成總額占比在15%左右，國際上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為32%，2024年的資本形成總額占比在40%左右。我國最終消費特別是國內居民消費占比較低，既有居民消費需求本身不足的問題，也有消費和投資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關系的原因。“投資于人”促進消費的機理，主要有：(1)收入增長之源。對知識、技能的持續投資，可以顯著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率水平，使其獲得更高、更穩定的勞動報酬，從而直接轉化為可支配收入的增長。(2)社會保障之盾。在醫療、養老等公共領域的投入，可以大幅減輕居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防性儲蓄壓力，從而釋放出更多當期消費的意愿與空間。(3)社會流動性之梯。普惠性的教育與衛生投資，可以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發展潛能，有助于打破階層固化，從而使得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得以提高。不僅如此，投資于人也在深刻塑造消費需求的結構與方向。國際經驗顯示，當人均GDP突破1.3萬美元門檻后，消費升級將呈現服務消費占比加速提升等趨勢。消費增長不僅在于量的擴大，更在于質的提升。人力資本的提升，特別是科學素養、審美能力、健康意識的增強，會自然催生對高質量商品、文化服務、健康管理、終身學習等發展型、享受型消費的強勁需求，推動消費市場從“生存型”向“發展型”演進。因此，將投資于人置于擴大內需戰略的核心，是觸及根本的重大戰略安排。通過賦能于人、保障于人、發展于人，不僅直接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更深遠的是實現消費和投資良性互動，從而貫通供給與需求、投資與消費，使經濟增長建立在堅實和可持續的內生基礎之上。

(四)投資于人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促進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

投資于人將人的全面發展置于現代化建設的核心位置，深刻體現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價值取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超越了經濟增長的傳統范式，強調發展最終目的是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就決定了資源配置和政策設計必須聚焦于“人”這一核心主體。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的需求已從基本的物質文化需要，拓展到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多維度、更高層次的需要。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促進社會公平，關鍵在于通過投資于人打破貧困與不平等的代際傳遞。對于弱勢群體和低收入家庭而言，缺乏獲取優質教育、醫療和技能培訓的機會與資源，是其難以擺脫困境、實現向上流動的關鍵障礙。通過強有力的、傾斜性的投資于人，特別是保障所有兒童獲得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普及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為每個個體提供平等的“起跑線”和發展可能性。相較于物質資本投入而言，我國一直以來對民生和人的全面發展相關領域投入不足，還有不少短板弱項。2021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與教育投資比例為23.9∶1，較2011年的24.9∶1有所改善，但仍遠低于OECD國家平均的5.1∶1。養老、育幼、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還有較大不足。截至2024年底，我國注冊登記的養老機構護理型床位數約334萬張，與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數量相比仍有較大缺口，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僅4.08個，入托率和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比有較大差距。在現代經濟中，人力資本已成為最核心的生產要素和創新源泉。投資于人可以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夯實國家長期繁榮與社會穩定的根基。“十五五”時期，構建覆蓋全民、貫穿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健康、保障與發展支持體系，是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和長期增長潛力的高效投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高品質生活、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之舉，也是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戰略舉措。

當然，強調投資于人并不意味著完全忽視投資于物。過去“投資于物”對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將來仍會繼續發揮強大的驅動作用。當前，我國人均資本存量水平相較于發達國家還比較低，存量資本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一些重要產業領域投資不足，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一些存量機器設備、基礎設施、老舊小區等有待更新升級，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也推動大量新的投資需求快速涌現，投資于物仍有很大空間和潛力。這也正是《建議》在擴大有效投資部分指出要“保持投資合理增長，提高投資效益”的重要原因。

三、“十五五”時期促進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相結合的幾個重點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必須從發展理念上打破“物”與“人”的割裂，通過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深度融合、高效協同，“硬實力”建設與“軟實力”提升同步部署、相互支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的人力和物質基礎。具體有以下幾個重點：

(一)以國家重大戰略為導向，著力推進“雙投”結構優化

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國家當前和長遠發展急需、最能塑造未來競爭優勢的關鍵領域，實現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一是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強化戰略性、先導性投資。投資結構必須向“創新驅動”根本性轉變，特別是國家實驗室體系、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以及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領域的前沿技術。這一類投資具有高風險、長周期特點，需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主導作用，同時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

二是錨定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圍繞制造業重點產業鏈，特別是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精準補短板、拉長板、鍛新板。這一類投資的重點應從傳統產能擴張轉向產業基礎再造，全產業鏈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三化”轉型。

三是服務區域協調發展與新型城鎮化，優化空間投資布局。緊密對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重大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這一類投資的重點應放在著力打通區域間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市場體系的斷點堵點，支持城市群、都市圈的現代化交通網絡、智慧城市、防災減災體系建設，以及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等鄉村振興的重點領域。

四是著眼綠色發展與安全底線，加強支撐保障能力投資。將“綠色”和“安全”作為投資的剛性約束和重要方向。這一類投資的重點應放在對清潔能源體系、生態環境治理、循環經濟的投資，加強對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以及國防安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網絡型基礎設施(如新一代信息網絡、特高壓、國家級油氣儲備等)和戰略性資源保障能力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無論哪一類投資，都要統籌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投入，在布局硬件建設的同時，同步規劃、配套投入教育、科研、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與人力資本開發項目，確保二者提升協同并進，推動產業升級與人才升級互促。

(二)以促進消費升級和擴大內需為重點，著力推進“雙投”結構優化

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解決我國近些年一直存在的供強需弱的問題，加速宏觀經濟再平衡。具體思路主要有兩個方面：基本民生托舉和高端需求放開。

基本民生托舉，是針對中低收入群體而言。要加大民生領域投資，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使中低收入家庭獲得更高質量的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這些投入可為中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積累提供基礎保障。特別要在與中低收入群體密切相關、高度關注的民生領域加強投入，比如大力推進舊城改造、城市更新等，對接近房屋使用年限的老城區進行整體設計，發展特色城市景觀改造，改善人居環境，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生活層次，增強其獲得感、幸福感。

高端需求放開，是針對高收入群體的。我國社會中已經出現了一定數量的高收入群體和高財富凈值家庭。推動共同富裕不應理解為降低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而應在提升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方面更多發力。對于高收入群體，應鼓勵他們增加國內消費，通過“涓滴效應”惠及更多中低收入群體。政策上可放寬某些領域的限制，鼓勵投資不斷滿足高收入群體高層次的消費需求，尤其是那些具有人力資本投資屬性的領域。例如，私人飛機、私人游艇等高端消費，滑雪、沖浪、賽車等極限運動，這些消費與低端領域有本質區別，某種程度上具有人力資本投資屬性。當前這些領域仍存在管制嚴格、私人投資受限的問題，應探索更具包容性且風險可控的監管方式，引導私人資本有序進入。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高收入群體消費僅占社會總消費的一小部分，但其消費行為對市場結構有深遠影響。通過引導和促進這類群體在具有人力資本屬性的領域消費，不僅能滿足其高層次需求，還能創造新就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助推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三)以完善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為保障，著力推進“雙投”結構優化

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與完善政策體系，打破兩者間的制度隔閡，釋放協同效能。

一是在投資于人的重點方向上持續用力。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各類要素的初次分配機制。收入分配制度是連接“投資于人”的投入與產出、激發人的潛能與創造力的關鍵制度紐帶。初次分配作為國民收入分配體系的基礎環節，直接對接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等各類生產要素的投入與回報，是保障人力資本價值實現、引導資源持續向人的能力提升與價值發揮傾斜的主要抓手。在投資于人的重點方向上持續用力，核心要義之一便是通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各類要素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強投資于人、推進要素高效配置、合理分配激勵、進一步提升人力資本的良性循環，讓人力資本的增值與經濟發展同頻共振，讓個體的能力提升與價值實現成為推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具體包括強化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制度，優化生產要素分配機制，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壁壘、促進公平競爭，加強勞動者權益保護等。要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縮小區域間、城鄉間、群體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顯著提高民生類政府投資比重，特別是增加生育養育、教育醫療、職業培訓、普惠養老、文化體育等領域的公共投入，擴大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資。加強人力資源開發投資，一體推進教育、科技、文化、體育人才發展。要優化財政支出責任和財力配置，將對人的投資納入統計核算范圍，調動全社會、各方面投資于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二是創新一體化規劃與協同決策機制。建立高位統籌的規劃協調機構，做好頂層設計，建立健全跨部門、跨層級的“物人協同”投資規劃與項目生成機制。構建動態監測與模擬推演系統，通過智能算法評估政策聯動效應，支撐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共建、關鍵核心技術聯合攻關等決策，實現從“各自為政”到“系統研判”的轉變。在編制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重大區域戰略及行業專項規劃時，必須同步論證并明確物質資本項目與配套人力資本開發的關聯要求與投資安排，實現“一個項目、雙重目標”，從源頭上確保“硬投資”與“軟投資”的協同部署。

三是構建激勵相容的多元化投融資體系。推動構建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并重的財政金融服務新模式。從財政政策看，要優化政府投資結構，對兼具基礎設施提升與人力資本積累效應的綜合性項目給予優先支持與傾斜。完善財政補貼、以獎代補等方式，激勵企業加大職工技能培訓、研發創新等的“對人投資”。從金融政策看，要鼓勵金融機構開發支持人力資本建設的信貸產品、債券工具，如“技能提升債券”。在基礎設施ＲEITs、PPP等模式中，探索將職業培訓設施、研發平臺等“軟性資產”納入項目包，吸引社會資本長期參與。從社會參與看，要完善企業研發投入加計扣除政策，進一步擴大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范圍與比例，激勵企業、社會組織及個人捐贈投入教育、健康、科研等人力資本領域。

四是健全全過程的績效評估與動態調整機制。改革政府投資項目的績效評價體系，將就業創造質量、勞動生產率提升、居民收入增長等“人本指標”納入核心考核范疇，并與項目審批、資金撥付及后續運營支持掛鉤。建立投資效能的后評估與動態反饋機制，根據“物”與“人”的投資協同效果，及時調整優化政策與資源配置。

五是強化數據支撐與法治保障。構建覆蓋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綜合統計監測體系，建立統一的信息共享平臺，為科學決策、精準施策與效能評估提供數據支撐。推動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在法律層面明確“物人協同”投資的原則與責任，保障各類投資主體的權益，規范投資行為，營造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四)以補齊民生短板為出發點，著力推進“雙投”結構優化

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盡快縮小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及不同群體、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讓每一位居民都能有機會提升能力、增進福祉、實現價值。

一是構建全生命周期、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夯實發展根基。積極推動基礎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投資重點向薄弱地區、鄉村學校傾斜，大幅改善辦學條件，同時通過校長教師輪崗交流、高水平師資定向培養與待遇保障等，實質性縮小城鄉、區域、校際差距，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大力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與吸引力，緊扣地區產業升級需求，升級實訓基地、數字化教學資源，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同開發課程、培養“雙師型”教師、完善學徒制，培養大批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破解結構性就業矛盾。努力提升高等教育創新與服務能力，在支持“雙一流”建設的同時，引導高校優化布局與學科結構，加強基礎學科、交叉學科和“問題導向”關鍵急需領域人才培養。

二是實施健康中國行動，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強化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服務體系，加強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標準化建設，同時著力補足全科醫生、公共衛生人才數量短板并提升其能力，推動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實現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轉變。關注重點人群健康保障，針對“一老一小”，擴大普惠性托育服務與養老服務供給，建設社區托育點、老年日間照料中心等設施，加快培養專業的保育員、養老護理員隊伍，并支持職業發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家庭養育成本。

三是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網，兜牢民生底線。實現社會保障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安全規范和可持續性，穩步提高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統籌層次與保障水平，加快將新市民、靈活就業人員等納入保障體系。運用數字技術提升經辦服務便捷度與精準性。加強困難群體精準幫扶，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在提供物質援助的同時，注重通過技能培訓、就業輔導、社會融入等服務，增強其內生發展動力，推動從“生存保障”向“發展支持”轉型。

四是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拓展發展空間。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將促進就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政策，在安排產業布局、重大項目時同步評估就業影響。完善創業扶持體系，以創業帶動就業。構建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面向產業變革和勞動者轉崗需求，政府、企業、社會共同投入，提供普惠性、可持續的技能提升機會，保障勞動者在技術迭代中不被淘汰或妥善安置，實現職業生涯可持續發展。

五是推動文化繁榮與精神富有，豐富發展內涵。擴大優質文化產品與服務供給，建設更多普惠便民的公共文化設施，如城市書房、鄉村文化禮堂，并依托設施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藝術普及教育，培養基層文化人才。支持文藝精品創作，推出全景式全方位展現新時代精神氣象的精品力作。營造促進全面發展的社會環境，投資于全民健身場地設施，廣泛開展體育健身活動。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特別關注青少年等重點群體的心理健康發展，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五)以人工智能促進生產和生活方式變革為基礎，著力推進“雙投”結構優化

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深入理解人工智能對資本勞動比的影響。人工智能總體上提高了我國資本有機構成，即勞動替代機制發揮了主要作用。這可以解釋近些年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下降和“內卷化”競爭現象。著眼于“十五五”時期，必須有一些適應性、預判性的政策與制度安排。

一是著力構建與人工智能時代新型生產關系相匹配的制度基礎。推動會計準則革新，建立對數據資產、算法模型與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科學分類、評估與入表規范，使其價值可以通過市場顯性化并得到公允計量。完善數據產權界定、流通交易與收益分配機制，并前瞻性構建適應人機協同創新的知識產權規則，清晰界定各方貢獻與權益歸屬，從而系統性地為“智能資本”的積累、保護與交易提供堅實的法律與制度框架，引導資本投向更具長期競爭力的知識創造領域和未來智能產業。

二是持續推進貫穿勞動者職業生涯的人力資本再培育工程。實施以政府為主導、行業企業深度參與的國家級技能升級行動計劃。通過構建模塊化、學時累積與認證銜接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重點提升在職人員在人工智能應用、人機協作及復雜問題解決等方面的核心能力。深化教育體系改革，推動校企共建實體與課程，發展跨學科專業，培養復合型人才，最終形成以人力資本升級反哺技術迭代與應用的良性生態體系。

三是設計精準協同的政策激勵工具箱，有效激發市場微觀主體內生創新動力。對同步實施重大智能技術投資與系統性員工技能結構升級的企業，給予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政策支持。同時，由政府或行業組織牽頭，在重點領域建設并開放共享高質量的公共數據集、仿真測試平臺與工具庫，實質性降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進行技術驗證與融合創新的門檻與成本，為人機協同的實踐探索與價值創造提供普惠化的基礎設施與試驗空間。

四是加快建設能夠適應技術變革與就業形態演變的社會保障支撐體系。探索建立與個人身份相關聯、可攜帶可接續的社會保障機制，為勞動者在職業轉換與技能轉型期提供穩定可靠的保障，化解其后顧之憂。將普惠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至戰略高度，建設廣泛覆蓋的高效算力與網絡服務，這既保障各類主體公平參與智能化轉型的公共基礎設施，也為全社會終身學習與遠程協同提供了必要條件，有利于為經濟社會的包容性轉型夯實根基。

（載于《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6年第2期）

【作者：趙昌文、岳宗偉、李兵。其中 趙昌文系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原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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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驊琛；初審：邱詩懿、 許雪靖 ；復審：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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