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費占GDP太低，張軍認為是低估了虛擬租金和服務價格低所致

請記得點贊、轉發！未關注的，請關注“火星宏觀”賬號，謝謝！

內容提要：

文章評析張軍關于“中國居民消費占GDP偏低主要源于統計低估”的觀點，認為其關于服務消費、虛擬租金和公共服務價格的三項核心論證均存在邏輯漏洞，混淆了統計口徑與經濟現實，無法否認居民消費占比長期偏低這一客觀現象。

這些年，關于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為何長期偏低的問題，經濟學界一直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徑。

一種研究路徑是承認問題客觀存在，并進一步研究這一問題會對經濟持續發展產生什么影響，以及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來解決。另一種研究路徑則恰恰相反：不是研究問題本身，而是試圖證明這個問題實際上并不存在，或者問題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么嚴重。

然而，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如果要論證它其實不存在，那么無論研究者擁有多么豐富的經濟學知識、多么縝密的邏輯推理能力，其論證過程往往都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邏輯漏洞。

“贏學大師”張維為所在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最近在一次關于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為啥這么少的演講中（詳見6月26日New Economist發表的《張軍：為何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偏低》一文），就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目前我國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大約在39%左右。如果放在國際上比較，這個比例確實低得非常突出：比美國低近30個百分點，比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平均低20個百分點以上，比歐盟27國平均水平也低15個百分點以上。

面對這一現象，張軍并不認為這是中國居民消費水平真實偏低所導致，而認為更多是統計方法和核算口徑造成的結果。為了證明這一觀點，他進行了層層遞進的論證，并最終得出了三個核心結論。

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筆者認為，這三個結論的推理過程都存在嚴重的邏輯漏洞，其結論本身也難以成立。

第一，服務消費占比低，并不是居民消費占GDP偏低的原因。

張軍首先提出，中國居民消費占GDP偏低，并非因為實物消費不足，而主要是因為服務消費占比偏低。

為了支持這一觀點，他引用了亞洲開發銀行學者莊巨忠的研究，認為中國與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相比，在食品消費占比上差別并不大，真正的差距主要集中在服務消費領域。

按照他的說法，2018年至2019年，中國居民服務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僅為26%左右，而美國達到55%，歐盟平均達到38%，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平均也達到33%。

于是，他得出了第一個結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偏低，主要是服務消費占比偏低造成的。

但是，這一推論存在一個明顯的問題。

眾所周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最經典、最常用的指標之一，就是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消費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例。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恩格爾系數往往越低，服務消費占比越高。

然而，張軍雖然提到了各國食品消費占比研究，卻沒有直接比較各國恩格爾系數的具體數據。

如果把中國與美國、日本、韓國以及歐洲國家進行比較，會發現中國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例依然明顯高于發達經濟體，而服務消費占比明顯偏低。這恰恰反映的是居民收入水平、消費能力和消費結構存在差異，而不是簡單的統計問題。

更重要的是，從邏輯關系上看，“服務消費占比低”本身并不是居民消費占GDP偏低的原因，而是居民消費能力不足所形成的結果。把結果當成原因，本身就是一種邏輯倒置。

第二，將居民消費偏低歸因于虛擬租金低估，難以成立。

為了進一步解釋服務消費占比偏低，張軍提出了第二個論點。

他認為，中國居民大多數居住在自有住房中，但國家統計局采用成本折舊法計算自有住房的虛擬租金，導致居民居住消費被嚴重低估。目前中國虛擬租金占GDP比重僅約2.4%，而許多采用市場租金法核算的國家，這一比例通常達到7%至10%。

因此，他得出結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租金被低估了。

這一觀點表面上看似合理，但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存在明顯問題。

首先，虛擬租金本質上是一種國民經濟核算中的估算項目，它確實會影響居民消費總額和GDP的統計結果，但并不會改變居民真實消費能力和實際消費水平。

其次，即使按照國際通行的市場租金法進行重新估算，中國虛擬租金占GDP比重是否為2.4%，國家統計局并未公布該數據，張軍也未給出數據來源，更未披露數據推算的方法，因為該數據本身便存在巨大爭議。

更重要的是，近年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最終消費支出與住戶調查消費支出之間確實存在較大差額，但這部分差額雖然不能簡單等同于虛擬租金。它還包括金融中介服務、非營利機構消費以及統計調查誤差等多個組成部分，但不可否認，虛擬租金占到這個差額的大部分。

如果將這些差額推導出虛擬租金，我們或許會驚訝地發現，原來我們的GDP中，家庭虛擬租金占比并不比發達國家低。

換句話說，虛擬租金核算方式可能會影響統計結果的精確程度，但很難解釋中國居民消費占GDP長期低于國際平均水平這一宏觀現象。

第三，將公共服務價格偏低解釋為居民消費占比低，是典型的概念混淆。

張軍的第三個論點是，中國居民消費占GDP偏低，還與公共服務價格長期偏低有關。

他認為，中國醫療、教育、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務價格長期處于較低水平，而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公共服務價格明顯更高。

例如，美國大學學費遠高于中國，高收入國家醫療服務收費也普遍高于中國。因此，他認為中國服務價格偏低，導致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偏低。

這一推理過程的問題在于，它混淆了“價格水平”和“消費能力”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如果按照這一邏輯，那么房價越高、醫療費用越貴、大學學費越昂貴，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就應該越高。

但現實并非如此。居民消費占GDP的高低，本質上反映的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以及居民是否擁有足夠的購買能力，而不是簡單取決于某些商品或服務的價格水平。

事實上，教育和醫療價格越高，并不一定意味著居民福利越高。相反，高昂的醫療和教育成本，往往意味著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被進一步擠壓。

從這個角度看，把公共服務價格偏低視為居民消費占比偏低的原因，本質上是一種“偷換概念”的論證方式。它討論的并不是居民消費能力，而是服務價格本身。

第四，真正需要討論的，或許不是統計口徑或統計方法問題。

客觀地說，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確實存在不斷完善和調整的空間，虛擬租金、服務價格指數等統計方法，也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但問題在于，當一個經濟現象已經持續存在幾十年，并且在國際比較中表現得如此突出時，我們更應該研究的是：這一現象為何形成、會產生什么影響、又該如何改善。

如果不斷試圖證明問題并不存在，那么最終可能討論的就不再是經濟問題本身，而只是統計口徑和概念解釋。

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偏低，究竟是統計問題，還是收入分配、消費能力和經濟結構問題？這個問題本身，或許比任何統計技術爭論都更加值得深入研究。

為什么三郎認為張軍結論為謬誤，推論過程有BUG？請閱讀三郎隨后發表的以下文章：

1，將恩格爾系數和服務消費占比作為消費偏低的原因，存在邏輯錯誤！

2，居民消費占比低是因為虛擬租金低估？公開數據給出了另一種答案！

3，把服務價格當成消費不足的原因，是一種典型的偷換概念。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