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漢口水災紀實：遲到了七天的警報，和一場本可以避免的人禍

這幾天，一直在整理一批1931年漢口水災的歷史影像。昨天把修復好的片子又看了一遍，心里頭沉甸甸的。那些畫面里，渾濁的江水漫過街道，人們在屋頂上求生的身影，看得人心里不是滋味。

這場水災，如今知道細節的人不多了。但在當年，那可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民國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夏天，老天爺像是發了瘋。從六月底開始，長江中上游就沒完沒了地下雨。那雨下得邪乎，不是咱們平常見的淅淅瀝瀝，是瓢潑似的往下倒，一下就是幾十天。有人統計過，漢口那個地方，7月份的降雨量是往年同期的兩倍還多。你想想，天上下這么多水，地上哪還盛得下？

當時漢口的情況，用“危如累卵”四個字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

到了7月底，長江水位已經高得嚇人。7月28號，法租界和大智門火車站一帶先成了澤國。老百姓開始慌了，但當時主事的人里頭，偏偏有幾個不信邪的，或者說是心存僥幸，覺得水未必能進得來。這種心理，在咱們面對大事的時候，最是要不得。它一冒頭，準壞事。

果不其然，8月2號凌晨，要命的時刻來了。漢口后湖方向的單洞門鐵路路基，因為泡水太久，轟隆一聲就垮了。據說決口的地方起初并不大，但因為負責監工的和工人鬧別扭，幾塊錢的宵夜費沒談攏，大家伙兒消極怠工，硬是看著那口子越撕越大，最后“轟然一聲，水勢傾注，驟若奔馬”。

當時天還沒亮，城里幾十萬人在睡夢里就被洪水給淹了。那種絕望，你沒法想象。水不是慢慢漲上來的，是像一堵墻一樣拍進來的。

這一下，漢口算是徹底完了。整個市區，除了地勢最高的幾處地方，全泡在了水里。最深處能有一丈多，淺的也有好幾尺。那些平日里車水馬龍的街道，像中山大道、江漢路，轉眼間就成了河道，汽車漂在水里，人們劃著小船在樓房間穿行。一個在武漢生活了八十多年的老人說，這場水比1870年那次還要大三尺。繁華的“東方芝加哥”，一夜間成了水鄉澤國。

水災里頭，最見人心，也最見世態。

當時武漢警備司令叫夏斗寅，算是個大人物。水一來，這位將軍沒去指揮搶險，反倒信起了迷信。他聽人說，1931年這場大水，是因為先前拆了漢江邊上的龍王廟，龍王爺發怒了。為了消災，這位夏司令居然親自跑到龍王廟的舊址，擺上香案，冒著大雨，撲通一聲跪在泥水里，沖著江面三跪九叩，嘴里還念念有詞，求龍王爺大發慈悲。

你說這事兒荒唐不荒唐？可在那樣的巨災面前，人就顯得特別渺小，什么主義、什么科學，都頂不上心里頭那點求生的念想來得實在。

比夏斗寅跪龍王廟更荒唐的，是當時中日兩方在漢口租界里的對比。同樣是面對大水，日租界因為防范得力，水勢一直堵在外頭。而華人居住的市區，由于當局事先漠不關心，事后又手忙腳亂，一潰千里。當時有報紙就感嘆，日租界的地勢明明比華界還低，人家卻偏偏能守住，這臉打得，啪啪響。

大水一來，社會秩序也跟著亂了套。開始是有人偷東西，趁著人家房子倒了，去撈浮財。后來就發展成公開的搶劫，甚至有人組了“匪船”在積水里打劫，鬧得人心惶惶。漢口市商會本來組織了不少義渡船接送難民，結果軍隊一來，二話不說先扣下幾條。你說這兵荒馬亂的，誰說了算？槍桿子說了算。

這場水災，還恰好趕上了一個要命的時間點——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那邊嗷嗷叫著要動手，這邊廂卻借著“人道主義”的名義，派出醫療隊、送來賑災糧，假惺惺地表演“救災恤鄰”。日本天皇還捐了十萬日元，在當時可是筆巨款。中國老百姓不傻，報紙上直接罵他們是“貓哭老鼠的假慈悲”。果然，9月18號那天，水還沒退利索，沈陽那邊的炮聲就響了。

大水給漢口留下的，除了滿目瘡痍，還有沉痛的教訓。洪水退后，國民政府總算明白過來，光靠求神拜佛沒用。后來成立了湖北水災善后委員會，開始正經修堤。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程，就是修筑環市防水堤，全堤高度要超過1931年最高水位5公分。當時修的這段堤，一直沿用到解放后。

還有一個讓人心里暖一點的事兒。為了安置水災里失去父母的孤兒，武漢商界的頭面人物陳經畬、賀衡夫等人，在武昌胭脂山搭起席棚，收容了五百多個孩子。后來，又把這些孩子并入了慈善會孤兒院，改名叫“漢口孤兒院”。這個孤兒院一直辦到1955年，前后養大了上千個孩子。咱們今天講這個故事，不是為了歌頌誰，而是說，在任何巨大的災難面前，只要人心里頭那點善念沒被洪水沖走，這個民族就還有希望。

1931年漢口水災，死了多少人，倒了多少房，現在說起來，就是些冷冰冰的數字。可你要是看那些老照片，看水面上漂著的木板，看屋頂上蹲著的災民，看他們臉上那種欲哭無淚的神情，你就能明白，那是一場多么可怕的劫難。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就是一面鏡子，照見過去，也照見咱們自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