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開宗明義，筆者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在任何時期，任何條件下，都堅決反對極端民族主義，這個立場毫不動搖。
關于民族主義的論述很多，在筆者看來，民族主義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
一定范圍內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正當合理和必然存在的社會意識和群體情感，但超出了一定范圍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也就是常說的極端民族主義，不但不能體現為愛國，反而可能誤國。而這二者之間，并沒有什么不可跨越的鴻溝，他們的界限極其模糊可疑，非常容易“越界”，甚至完全可以等同置換使用。
二者的界限之所以模糊，是因為它們共享同一個內核：對“他者”的界定。極端民族主義將民族成員資格視為由出身、血緣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宿命，而非基于價值觀的主觀選擇。這種將民族視為“有機體”的迷思，使其必然排斥普世主義與個人自由，轉而訴諸于虛構的“民族靈魂”與“遠古榮光”。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言，這種原生的、非理性的情感極易被動員，成為政治操弄的工具。
極端民族主義不僅是一種社會情緒，更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政治病理。
具體到中國，其特殊性在于，在近代史上，既擁有“天朝上國”的輝煌記憶，又經歷了“百年屈辱”的深重創傷。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導致了一種獨特的集體心理結構：受挫的優越感。當國力上升時，積壓的壓抑感會轉化為一種報復性的“強國幻覺”（如網絡上泛濫的“雖遠必誅”與“口水淹死”論）；而當遇到外部壓力時，又會迅速滑向受害者的悲情敘事。這種二元搖擺，使得理性的外交討論空間被極度壓縮。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指出，群體往往缺乏理性，需要簡單的口號與情緒的宣泄，極端民族主義完美契合了這一需求。它與排外主義、威權主義同構，通過制造外部的敵人來確證內部的團結。在這種氛圍下，理性被視為“綏靖”，溫和被視為“軟弱”，“漢奸”、“賣國賊”的高帽成為消滅異見的武器。這不僅是思想的懶惰，更是公民精神的退化。
自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興起以來，“網絡民族主義”呈現出新的特征。網絡的匿名性與回音室效應，加速了極端情緒的發酵。受長期以來深層政治文化中“左”的殘余影響，以及現實社會中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帶來的焦慮，極端民族主義成為了一部分人轉移視線、發泄不滿的出口。機會主義者樂于利用這種情緒，將復雜的結構性問題簡化為“外部敵對勢力”的陰謀，從而回避對內部治理機制的反思。這種“閉關鎖國論”的隱性回歸，是對改革開放成果的巨大威脅。
愛因斯坦曾言：“民族主義是一種發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類的蠹蟲。”這句話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
民族主義解決不了中國面臨的深層問題，原因在于民族主義情緒化特征使其從根本上無法提供關于國家的建設性的意見和問題解決辦法。過分強調民族國家的權力，忽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也與現代政治發展趨勢相背。客觀公正地講，民族主義者對于如何建設一個民主的、正義的社會，確實沒有提出成熟的方案。一個真正強大的現代國家，不在于民眾能否齊聲高喊口號，而在于是否具備健全的法治、對個體權利的尊重以及對多元思想的包容。將國家命運寄托于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狂熱，無異于飲鴆止渴。
作為現代公民，我們的責任不是沉溺于虛幻的“民族復興”迷夢中，而是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識，警惕任何以“愛國”之名行“誤國”之實的運動。只有徹底祛除極端民族主義這一“政治病毒”，中國才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讓我們平靜，清醒，理性，做一個思想成熟、行為負責的公民，消除我們頭腦中暴力愛國、非我族類的極端民族主義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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