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周純全在四方面軍職務不突出，能進入政治局不是靠軍職？

1935年，沙窩會議上，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政治部副主任周純全被增補為政治局委員。要知道他倆過去不是中央候補委員，更不是中央委員，而是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被整補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

陳昌浩作為四方面軍政委，進入政治局多少也能理解，可政治部副主任周純全為何能跳過總指揮、副總指揮、政治部主任、參謀長等人被選入其中呢？
如果單從軍職來說，雖然在方面軍領導層，但資歷、職務并不算突出。有人或許認為是張國燾強行加碼的緣故，這話也對也不對。
認為對，是因為周純全只支持張國燾的工作，張國燾在看到一方面軍的兵力，認為四方面軍力量大更有發言權，更想奪取更大權力。他建議將四方面軍9位干部增補到政治局，這樣就打破原有的格局，按照會議上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可將高層改組，讓張國燾的意見能得到更多支持，自然而然就可能成為最高負責人。
認為不對，按照組織原則不能毫無道理將一個干部塞到政治局，政治局可是權力中樞，沒有能力、職務，僅憑個人關系就能進去，也是不可能的。
從軍職來說，政工干部自帶天然屬性，就是“黨指揮槍”的原則。那時候一般軍事主官能成為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都可能是上限，就算能進入政治局，占比數量也是少數，因為很容易造成槍指揮黨的局面。政工干部不一樣，過去是被稱為黨代表，如今改為政委，依然抓黨務、思想等各方面工作，在當時非軍事干部在政治局的占比很大。

這也決定了徐總指揮、王副總指揮、倪參謀長作為軍事將領在當時的上限，從增補政治局委員陳昌浩、周純全；中央委員徐向前；中央候補委員傅鐘、李先念來說，5個人就有4個是政工干部。
不過，周純全能進入政治局絕不僅僅因為只是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他還有一個職務就是川陜省委書記。
按照槍指揮黨的原則，省委可以領導轄區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工作。舉一個例子，四方面軍主力走后，鄂豫皖根據地重建紅25軍、28軍，都是在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領導下，在一般軍事方面，省委書記不做干預，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發動群眾、建設根據地為主，但大是大非問題上是絕對領導。中央紅軍離開蘇區，湘鄂贛軍區以及下轄部隊一直都在湘鄂贛省委領導下開展工作。西北紅軍也是這樣，劉志丹創建的紅26軍在陜甘省委領導下工作，后來，西北的陜甘蘇區和陜北蘇區連成一片后，成立陜甘晉省委領導紅15軍團工作。
從這幾個方面來說，川陜省委的職權很大，與四方面軍能不能形成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暫且不說，至少與四方面軍是平級單位，一個屬于地方，一個前線部隊。那時候四方面軍和川陜省委都是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下，張國燾擔任一把手，管軍隊也管地方。
從這一方面來說，陳昌浩作為軍隊代表被選入政治局，周純全作為地方一把手被選入政治局。可以說地方包含部隊，地方是部隊堅強的后盾，比如兩大紅軍會師，后勤保障方面主要由地方來負責。

后來，當一方面軍要北上，張國燾要讓部隊南下時，是以川陜省委名義批判中央是右傾，從原則來說，下級無權批判上級的決定。為何他要以地方名義呢？
如果他本人發電批判中央，索要軍權、等同于他個人公然挑戰中央權威，換成川陜省委出面，名義上是地方組織向上級提意見，反應基礎呼聲，他本人可以置身幕后，一旦上級進行斥責，可以推脫責任等。
從軍地兩方面來說，大家是不是明白周純全為何能進入政治局，很大原因是代表川陜省委，而不是軍隊。這也是上級為何同意他們倆進入政治局的原因，可以直觀反映地方和部隊問題。
只可惜張國燾嫌權力不夠大，還南下時“另立中央”，成立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等單位，但隨著南下碰壁一切也都相當于不存在。沙窩會議增補出來四方面軍干部，是否在日后在履行責任，至少張、陳、周等政治權力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