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讀過字數最少，殺傷力最強的是哪句話？

有時矯枉必須過正。

你看，五四新文學運動剛起來的時候，那些激進的知識分子為了提倡新文學，便把靶子對準了舊文學，喊出了打倒“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這一字數雖少，但殺傷力極強的口號。

1915 年 9 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次年改名《新青年》），發刊詞為陳獨秀寫的《敬告青年》，指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

并寄語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陳獨秀

《新青年》創刊不久在當時已是小有名氣。

這時遠在大洋彼岸留學的胡適給《新青年》寄來了一篇文章，陳獨秀如獲至寶，很快就在1917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號上全文發表，這就是那篇拉開了新文學運動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

胡適在文中系統地提出了所謂“八事”的主張：

須言之有物；
不摹仿古人；
須講求文法；
不作無病之呻吟；
務去爛調套語；
不用典；
不講對仗；
不避俗字俗語。

文末胡適自謙，特別強調“其所主張有矯枉過正之處”“謂之芻議，猶云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

胡適的這篇文章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胡適

陳獨秀隨即在次月的《新青年》二卷六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與之相呼應，并旗幟鮮明地打出了“革命”的口號，把胡適扭扭捏捏的“改良”一腳踢開，提出了“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命的目標和方向。

陳獨秀所說的“三大主義”即：

推倒貴族文學 建設國民文學
推倒古典文學 建設寫實文學
推倒山林文學 建設社會文學

而就在同一期的《新青年》“通信” 專欄，還刊出了當時著名學者、訓詁學大家錢玄同致陳獨秀的一封公開信。

頃見六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謂文法之結構為講求 Gramma，今知其為修辭學，當亦深以為然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雖然得此輩多咒罵一聲，便是價值增加一分也。

此信因錢玄同看到《新青年》二卷五號發表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有感而發。

信的開頭對胡適極表佩服，認為他的主張白話文學的觀點非常精辟。然后筆鋒一轉，提到不知那些“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對此有何觀感。

錢玄同的這封信無異于是一場及時雨，因為正如陳獨秀在信后的回復所說的那樣，“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之不景從也？”

因為，錢玄同師從著名的音韻訓詁學大師章太炎，舊學根底深厚，而像錢玄同這樣的舊派學者也改弦更張，響應胡適的提倡白話文的號召，這叫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其影響力自然不可小覷。

估計那些“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們，尚無暇閱讀《新青年》這樣的新銳雜志，對于“文學革命”似乎也多少有點無動于衷，陳獨秀他們便好像是在空中揮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因此《新青年》的編者們決定來個“引蛇出洞”的陽謀，當時的說法叫唱了一出“雙簧戲”。

在1918年3月《新青年》四卷三號上，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模仿舊派文人的口吻給《新青年》寫信，把他們反對新文學與白話文的種種觀點匯集起來。又另外安排劉半農復信，對這些守舊派的觀點逐一加以辯駁，將對手妖魔化，借此引起廣泛的注意。

別說，這一招“引蛇出洞”還真管用，沒過多久，各種舊派的牛鬼蛇神們便再也按捺不住，紛紛跳將出來了。

“選學妖孽”的矛頭直指以劉師培、黃侃為代表的 “文選派” 學者。

黃侃（黃季剛）是錢玄同的同門師兄弟，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是當時 “選學”（以《昭明文選》為宗的駢文研究）的權威。他極度推崇駢文、反對白話，在課堂上公開譏諷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學陣營的直接批判對象。

劉師培也同樣是北大教授，駢文大家，以《文選》為治學根基，與黃侃等人形成了反對白話的 “選學” 陣營。

林紓

而“桐城謬種”主要指的是林紓（林琴南），以及他在北大的追隨者。林紓他是晚清民國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人物，時任北京大學文科教員。

林紓不僅公開撰文反對白話文，揚言要“拼此殘年以衛道”，還寫小說《荊生》《妖夢》影射、攻擊新文化運動領袖，是舊文學陣營最激進的代表。

新文學運動正是在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撻伐聲中，逐漸形成規模和氣勢，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當然，現在看來，錢玄同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說法未免刻薄，用魯迅先生的說法，“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斗”，何況一棍子都打死，肯定也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