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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一部交織著溫情與裂痕的樂章。它有幸福的旋律,也有被誤解打亂的節拍。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婦聯“為家護航”婚姻輔導工作室,我常常見證這樣的場景——夫妻間的愛還在,只是被生活的塵土掩蓋,需要有人幫他們輕輕拂去。
那天,推門而入的是一位挺著足月孕肚的母親和她的女兒。母親的臉色蒼白、眼神慌亂,女兒緊緊攥著她的手,害怕地望著我。“老師,我馬上就要生了,卻找不到回家的路。”她帶著哭腔向我求助。
求助者叫小潔,7年的婚姻一路坎坷,而這一次的沖突尤為激烈,幾乎讓整個家庭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我與她的談話持續了近兩個小時。她情緒激動地訴說5個月前的一個傍晚,一次誤會,引發了她與丈夫的激烈爭吵。爭執中,丈夫提出離婚,情緒失控的她砸壞了電視機等物品。丈夫隨后報警。當晚,懷有身孕的她便帶著5歲的女兒回了娘家,至今未歸。
此后,丈夫將她的微信和電話全部拉黑,夫妻關系徹底陷入僵局。三天前,她找到丈夫單位尋求領導調解,卻依然無果。婆家也始終無人過問。
小潔說:“我不是沒反省,可他為什么就不能回個電話?我懷著他的孩子啊……”話語間交織著委屈、憤怒與被拋棄的痛苦。
首先,小潔對丈夫的感情是真實的,愛意在她的敘述中表露無遺。然而她也坦言,每當問題出現時,她的情緒總會被瞬間點燃,常常口不擇言或行為過激,事后又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更關鍵的是,她幾乎從不主動道歉,這種“知錯而不認錯”的背后,是一種深層的自我防御——恐懼示弱,更害怕因此遭受否定。
在每一次婚姻調解中,我都會深入探尋夫妻雙方的原生家庭——那里藏著人們最早關于愛與沖突的印記,也埋藏著婚姻困境的深層原因。我通過提問式的引導,逐漸了解小潔內心極度不安的根源——她成長于一個特殊的家庭環境。
現在的父母并非她的生身父母,他們在年過四十后才抱養了她。養父母對這個遲來的孩子格外珍視,近乎溺愛。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她既享受著無微不至的呵護,又在得知自己身世后,內心滋生出復雜難言的情緒——一方面極度渴望被愛,另一方面又深藏著作為“被撿來的孩子”的不安與怨懟。這種長年累積的矛盾心理,讓她在親密關系中對“被拋棄”的訊息格外敏感。
我隨后聯系了她的丈夫阿軍。在電話里,他語氣生硬地甩出一句:“離婚就離婚,沒什么好說的。”我沒有打斷,只是安靜地聽完他的宣泄。
待他情緒平靜一些后,我用平和的語氣對他說:“我理解你的心情。但無論婚姻中出現什么矛盾,你的妻子即將分娩,你即將成為另一個孩子的父親。請你先來一趟,我們面對面地談一談,好嗎?”這樣的勸說既肯定了他的情緒,又喚醒了他作為父親的責任感;既為他留下臺階,也為我們創造了當面溝通的可能。
不久,阿軍來到了工作室。他推門進來時眼神躲閃,整個人顯得局促不安。當看見那個在爭吵中從不落淚的妻子正靜靜地抹著眼淚,又聽到女兒小聲喊出“爸爸”時,他眼圈一下子紅了,俯身抱起了孩子。孩子小小的身體靠在他肩頭,我注意到他的手微微發抖。那一刻,掩飾不住的親情在空氣中無聲流動,讓人不由得心里一酸。
我安排阿軍和小潔進行了一次“情緒溫度計”練習與角色扮演。在這個環節中,兩人需要輪流擔任“分享者”與“傾聽者”。分享者只能談論自己的感受而不能指責對方;傾聽者需要將注意力完全放在對方身上,克制辯駁或回應的沖動,用眼神等身體語言表達接納。這讓夫妻倆的溝通方式從“吵架和指責”轉向“正面表達感受”。
隨著交流深入,這對夫妻的核心矛盾逐漸清晰。對小潔而言,積壓多年的“被忽視感”,其實源自產后抑郁未被及時看見。在角色扮演中,小潔努力克制著情緒,聲音微顫卻清晰:“我不是要和你爭輸贏,我只是希望……你能多關心我。”阿軍低著頭,沉默了許久,終于輕聲吐露:“我怕你生氣,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對。”
我順勢引導阿軍看見,過去每當妻子情緒激動時,他總會本能地以“你又鬧什么”“你總是這樣”來反擊,或干脆沉默逃離。他原以為不回應能避免沖突,卻不知這種回避會讓妻子更加確信“他根本不在乎我”。而她的憤怒與不安,也正是在這一次次逃避中被不斷放大。
當小潔哭著把話說完時,阿軍終于抬起頭,眼圈通紅。兩人相對流淚,空氣中緊繃的氣氛悄然松懈。他們終于完成了婚姻中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溝通”。
夫妻倆情緒的疏通只是開始,真正的修復還需要讓愛流動到整個家庭。小潔和阿軍居住的房子并不在他們名下,而是在阿軍父親名下——老人早年傾盡積蓄為兒子成家購置房子后,仍在承擔房貸。
老人眼見小兩口頻繁爭吵、情緒失控,甚至出現砸東西等過激行為,心寒之下決定將房子掛牌出售。小潔和阿軍兩人既擔憂無處安身,又不敢與老人溝通,于是我主動撥通了老人的電話。
“房貸是我在還,孫女是我在帶,我連手機都舍不得換新的,他們倒好,把婚姻當兒戲!”電話那頭的聲音時斷時續,伴隨著老式手機沙啞的雜音,老人的話語里滿是疲憊與心酸。這正是典型的“付出型長輩”困境——他們用物質上的全情投入替代了情感上的邊界建立。
我首先真誠肯定了老人為家庭的付出與不易,經過一番共情與疏導,他因為掛念孫女,態度有所緩和,然而對于兒子和兒媳能否真正改變,仍持觀望態度,只說了一句“看情況吧”,留下了轉圜的余地。
我建議小兩口立即帶著孩子去老人家登門拜訪。他們聞言明顯緊張起來,我耐心解釋:老人這些年來雖然性子急,卻始終在用行動默默支撐著這個家,從未真正舍棄他們。兩個小時后,我的手機收到了他們發來的照片:溫暖的客廳,阿軍正為父親斟茶,小孫女親昵地趴在爺爺膝頭。照片里,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20天后,喜訊再度傳來——新出生的男嬰安靜地躺在姐姐懷里。后來老人悄悄告訴我,那天孩子們登門時,兒媳特意買了一部新手機送給他,輕聲說:“爸,您的手機早該換新的了。”
這個案例讓我深切體會到:婚姻調解從來不是簡單的“勸和”,而是要像剝洋蔥一般,層層深入,看清每個人包裹在情緒外殼下的真實需求:當妻子學會不再用“砸東西”來表達無助,丈夫開始用“我在”代替沉默逃避,曾搖搖欲墜的家,才真正尋回了守護彼此的溫度與力量。
作為調解者,我要做的是手持一盞燈,照見矛盾背后未曾言說的愛與期待。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本文摘自《婚姻與家庭》雜志2026年1月上
原標題:婚姻崩潰邊緣,重拾守護彼此的微光
口述:李曉文,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婦聯執委,寧夏婚姻家庭咨詢師協會會長,國家二級婚姻家庭咨詢師
編輯:肖敢
一審:王云峰
二審:李津
三審:趙海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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