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80年來，日本如何系統性給天皇脫罪？看完才知，啥叫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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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昭和天皇又活了很多年，直至1989年1月去世。天皇去世的消息傳來，大批日本民眾在皇宮外聚集，表達悲痛之情。歐美國家的人們通過電視鏡頭驚訝地看到，平常在他們的國家以西裝革履、出手闊綽的面目出現的日本人，竟然以無比虔誠的悲痛面容，跪拜在皇宮外的地面上。黑壓壓一片的日本“臣民”，看上去與他們幾百年前的祖先毫無二致，似乎也與二戰時的日本人沒有區別。

1、“天皇傀儡”論

不久，在美國懷俄明州卡斯珀，一位名為寺崎真理子(真理子·寺崎·米勒)的日本裔美國人發現了家里所藏的昭和天皇的口述書。寺崎真理子是戰后不久擔任宮內廳官員的寺崎英成與美國女子格溫德琳·哈羅德所生的女兒。

其全文發表在1990年12月號的《文藝春秋》上，這就是后來發行的《昭和天皇獨白錄》。

它是由宮內大臣松平慶民、宗秩寮總裁松平康昌、侍從次長木下道雄、內務部長稻田周一以及擔任宮內廳職員的寺崎英成聽取并記錄的，從1928年9月直至戰敗大約15年間，昭和天皇就發生的諸多重要事件發表的感想。實際上，它是在東京審判期間為使戰爭責任追究不到昭和天皇頭上而作為辯護書被急忙擬定的。裕仁還進行了自我辯護。

在1950年9月的記者招待會上，對于記者提出的“在日本關于結束戰爭的決斷中陛下做出了哪些貢獻”問題，他的回答是：

“本來這應該是內閣做的事。我雖然聽了報告，但在最后的御前會議上，大家還是爭論不休，結果請求我做出決定。我以我的意愿決定結束戰爭。”

1975年9月20日，裕仁接受記者伯納德·克里舍采訪時又說：

“雖然是按我的意見決定的，但是當時總理大臣自己拿不定主意，所以我只是說了自己的意見。在戰爭以前，這都是由內閣會議決定的。所以，已經做出的決定，不可能因為我的意見而推翻，這是日本的憲法里寫著的。所以要遵守憲法嘛!”

天皇將戰后反復主張的“天皇傀儡”論從自己的口中說了出來。還有許多天皇免罪論的典型事例。天皇曾指出：內閣“正式”決定后上奏的事情，即使是天皇也不能否定。確實，《日本帝國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各國務大臣輔弼天皇并對其負責”，如文字所述，輔弼者即內閣優先的原則遵循立憲主義。但果真如此嗎？的確，基于內閣一致的原則，內閣成員即全體閣僚的同意必不可少。

但實際情況是，身為天皇臣下的閣僚都是在弄清天皇的意志后才上奏的。沒有人可以對抗天皇的意志。簡而言之，天皇是“神”，遵循天皇的意志就是日本戰前和戰時的“國體”。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上奏不是形式上的，實質是由天皇的親信準備好一定的結論，這就是為什么作為天皇親信的內大臣林戶的權柄如此之大，“宮內集團”可以成為日本政壇上難以撼動的巨大勢力。

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過程也是如此，天皇最終以接受內閣上奏的形式間接接受《波茨坦公告》。昭和天皇對采訪的回答顯然只是一種形式邏輯，隱瞞了實情。不過，這種形式邏輯在戰敗后能夠被接受的政治背景，正是問題之所在。

關于東京戰犯審判，在日本被叫作“勝利者的審判”或者“基于國際法的公正審判”，但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都無法否認，這次審判追究的對象都是昭和天皇的“幕僚”，而非昭和天皇本人，甚至就連擁有軍事指揮權、實際犯有戰爭罪行的皇室成員都予以放過。其背景是盟國方面尤其是美國，著眼于戰后國際秩序重建的政治意圖，美國最遲在1944年末至1945年初就確定了打敗日本后的占領政策，其中就包括赦免天皇罪行，利用其為占領和利用日本提供“潤滑作用”的內容。

無論如何，作為最高戰爭責任者的昭和天皇被免于起訴的事實本身，已成為戰后“圣斷論”的主要根據，這是毫無疑義的。“圣斷論”產生本身或許并非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方面的意圖，但其結果不僅是昭和天皇的免責使戰爭責任問題變得不透明，也使戰后日本社會應該面對的戰爭責任被擱置。

從“圣斷論”到“天皇無罪論”，發展到把日本戰爭后期為“維持國體”做出的無謂掙扎異化為所謂“保衛祖國”，以至于從昭和時代末期開始，日本軍國主義“還魂”的思潮甚囂塵上，總理大臣、閣僚去靖國神社“拜鬼”，8月15日的“全國戰歿者紀念”儀式以及廣島、長崎核爆紀念儀式上，日本政要大言不慚，“日本今天的和平繁榮建立在過往戰歿者的寶貴犧牲上”，對于被日本軍國主義荼毒的千萬受害者不屑一顧。

日本投降后被世俗化的天皇，與他此前作為萬世一系的神圣血統后裔的化身相比，成為一個擁有更少權勢的象征。裕仁從他那匹有名的白馬的馬背上下來，永遠脫下了他習慣穿著的那件缺少裝飾的陸軍軍服，在1945年9月一系列精明籌劃的巡游活動中，搖身一變，作為憂國憂民的最高統治者行走在普通民眾之中。

2、日本的半個世紀“包裝”

昭和天皇巡幸地方，是旨在保持戰后象征天皇制權威的行為，使天皇失去神的性質之后獲得了親和性，這樣的結果將“圣斷論”提升到不可動搖的地位，并變得根深蒂固。但是，這給日本的侵略主義蒙上了一層面紗，剝奪了戰后一代人追問戰爭本質的機會。在這樣的結果下，不僅無法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就連質疑天皇制本身也與戰前一樣被視為禁區。

因此，就連美國的歷史研究學者也不客氣地指出，戰后“日本帝國的統治體系”依然完整，保留了作為個體的天皇與作為制度的明治特色“王權”。戰后，有20萬日本人由于曾擔任軍職或與極端民族主義組織有關聯，從公共職位上被清洗，但日本最高統治者仍高居寶座。

當戰后日本陸軍與海軍完成復員工作被解散時，日本帝國的“民族一國家”結構繼續保留下來。因為天皇雖然仍是大和民族純粹精神的象征，然而以他的名義在昨天采取軍事行動的那些人，實際掌握著“神之權柄”的人，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戰敗的替罪羊與“惡魔”勢力。軍國主義者、狂熱的愛國主義思想家戰后被日本的文官群體與美國征服者一道，描繪成扭曲了“皇道”純粹本質的有權勢的腐敗者。

這場波及半個地球的戰爭是他們的戰爭，是“昭和參謀的戰爭”，他們是日本近代歷史上參與陰謀操縱帝國機構使侵略合法化的越軌者。

《“天聲人語”的天皇與戰爭》指出，在戰前的日本新聞界，有“天皇、革命和性”三個討論禁區。而到了戰后，就只剩下天皇了。不用說，這種有關天皇報道的管理和控制狀況，正是導致戰后日本缺乏反省的毒瘤。

曾談及天皇戰爭責任的長崎市長遇刺(1990年1月18日)，明治大學研究生院籌劃了有關天皇制問題的集中講習班和研討會時，發生右翼陣營暴力事件。另外在地方議會，日本議員如果對天皇的戰爭責任提出疑問，就會被問責或受到警告處分。對于這些封殺言論的行為，日本戰后社會從未嚴肅對待，知識分子冷眼旁觀。

森喜朗擔任首相時發表所謂“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國”論斷，仍讓全世界的人記憶猶新。在職的首相竟否定以“主權在民”為基本原理的戰后民主主義，但在日本根本沒有造成大問題。森喜朗至今仍是日本最有權柄的政客之一。歸根結底，因“圣斷論”而保留的戰后天皇制正是戰后保守政治體制的產物。日本人似乎普遍無視昭和天皇自己明確指出的“圣斷”的真相一“維持國體”，保住天皇制國家統治體制是第一位的，而解救國民于毀滅的目的意識則是第二位。

到1964年，光鮮亮麗的新干線列車疾馳在富士山下的盛景之下，昭和天皇的“圣斷”是戰后復興與繁榮的契機成為日本不可動搖的“定論”，亞洲首次舉辦奧運會就是其現實的成果，再難有人進行反駁。至于過去不到20年的戰爭，日本有沒有進行徹底的反省和改過，在日本成為幾乎無人關心的問題。

當麥克阿瑟領導的美國占領當局對日本魔術般的轉換表示支持時，就相當于為這樣一種論點做好了鋪墊:既不是災難性的戰爭，也不是占領軍當局本身的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獨具特色的“國家政體”。天皇與據稱是永恒的國體，仍然是過去的非軍事精英階層可以避難的攻不破的堡壘。在更加世俗的層面，這樣的操縱更加冷酷。例如在1945年8月，預感到盟軍占領軍即將到來，內務省打算通過創辦“慰安營地”——更準確地說，是性剝削貧窮的女——再次以“凈化”的名義，努力保護日本“上流社會”的婦女。

有統治權威的內務省，這個戰時警察國家的堡壘，命令組織起明確為外國人服務的“特殊慰安協會”，它就是戰時日本軍部強制性“慰安婦”制度的延續。

日本下層社會的女性——許多是以前被征募到戰爭工廠里做工的戰爭孤兒或戰爭寡婦——現在被要求通過為美國占領軍士兵服務來“報效國家”。在東京，甚至在皇宮前舉行了“特殊慰安”協會正式從業儀式，大約30名年輕女性宣讀文辭華麗的誓言，“為數百年的未來而護持和促進民族血統的純潔”獻身自己，由此為社會安寧、為護持確保國體做出貢獻。

這些婦女沒有從事過性服務行當。然而，那些不久前還進入特攻飛機座艙的青年男性也沒有具備多少自殺的經驗。與戰爭時期一樣，日本統治集團在和平時期再一次證明他們能夠熟練地要求國民做出無條件的自我犧牲，鼓動年輕人的狂熱情緒，與種族問題結合在一起。另外，日本人在西方人眼中，以前“全是壞人”，甚至應該“全部送入地獄”，現在他們全部變成了什么呢？在美國人看來，日本人變成了勤勞、熱愛和平、親美，以及反對亞洲“赤化”的積極合作者。

3、不知反省的后果

1950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東京建議日本人轉變他們的想法，開發美國市場以部分替代那個美國剛剛在1949年“失去”的中國。日本可以向美國輸出什么商品呢?杜勒斯建議，可以向美國出口襯衫與睡衣，也可以考慮餐巾紙。當這種明顯帶有藐視態度的看法，被20世紀60年代日本有活力的經濟繁榮、熱鬧非凡的世博會、奧運會帶來的認可替代時，西方人仍然在嘲笑日本人。日本人似乎變成了“經濟動物”，一個咄咄逼人甚至令人印象深刻但依然不能融人“西方文明”的“物種”。

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遙遠的東南亞叢林中流失了大量金錢和年輕子弟生命的同時，西方人面對日本人在全球貿易戰爭中一個接一個勝利這種意想不到的壯觀景象，日本人的形象才再次徹底改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在亞洲發生的情況幾乎一樣，一個嶄新的“日本超人”突然隱約出現在地平線上。

西方評論員詳述有關日本的奇異神話，許多日本人也把他們引人注目的成就從根本歸因于獨特的不可言喻的“大和民族精神”另外一些讓人回憶起戰爭年代，并在西方和日本社會廣泛流傳的想法和觀念就不怎么有趣了。在美國，當貿易赤字失控，日本商品開始充斥大街小巷時，“打壓日本”變成了國民娛樂，正如當年狩獵商店出售“獵殺小日本證”。

例如，1983年到日本訪問的美國國會商務代表團負責人在一次聚會上談到“那個黃色的男人，你知道的，本田”——這在日本成為引發廣泛憤怒的惡意評論。

白宮幕僚長、財政部前部長把日本人比作他的牧羊犬，必須要“敲擊腦袋”以便讓它老實，這讓人聯想起史汀生在1941年秋的比喻說法，史汀生當時說日本人是只會“在鞭子下屈服的小狗”。相對于西方人“卡通化”的種族主義攻擊，日本人表達種族傲慢的方式更為生硬。

例如1982年底，一名日本高官說：“日本人是能制造質量穩定且上乘的產品的民族，因為日本人是一個血統純正的種族，而不是像美國人那樣是一個血統混雜的種族。”

隨著經濟規模的膨脹，20世紀80年代初崛起、綽號“紅武士”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徹底扭轉了戰后日本的“謙卑”。1983年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周年紀念儀式上，中曾根康弘宣稱他的國家“完全不存在外來種族，因此兩千年來日本人一直保持完美”。在擔任首相之前，1978年，中曾根康弘寫過一本小冊子，在其中描繪出一幅屹立于世界的和平“新文明”的藍圖，在他的規劃下，在整個亞太地區，日本將負責總體的經濟管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專門負責生產。這其實就是新版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1945年沒有終結昭和時代，因為天皇沒有被追責，日本的“國體”也沒有在1945年結束，換了一套由美國制造打造的“馬甲”之后，日本人努力數十年后又開始做建設“新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這一次是依靠不見硝煙的經濟武器。但是，在1989年天皇去世，結束昭和時代后不久，規模龐大的“泡沫經濟”崩潰，日本的“新大東亞共榮圈”之夢也終結了。

進入21世紀，與鄰國一樣，日本也面臨“百年未遇之變局”。自從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從未將中國視為能與其比肩的大國。即使20世紀70年代新中國重獲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位，80年代進入“中日蜜月期”，在當時日本的眼中，中國無非一個未來在“新大東亞共榮圈”生產大量廉價產品的“被指導國家”。2010年，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日本。日本的“1945年”至此才算徹底完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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