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斗法，誰是危機中的最終大贏家？

當西方大國的總統為中東危機焦頭爛額、需要靠敲擊鍵盤發Truth Social舒緩心情時，在距離遙遠的東方大國，一場影響更深遠的能源革命正在悄然加速。

因為美伊戰爭，從霍爾木茲海峽傳導的世界能源危機到現在都沒有結束。全球約25%的海運石油、20%的液化天然氣供應患上了嚴重的“腸梗阻”。這場被國際能源署（IEA）署長法提赫·比羅爾稱為“歷史上最嚴重的石油供應危機”，正在考驗著世界各國的經濟和民生，卻“意外”地成為東方大國加速能源結構優化的“助推器”。

一、風暴眼中的東方大國

這場由美伊戰爭引爆的能源危機，根源在于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戰爭以來霍爾木茲海峽近乎實質性關閉。海灣產油國原油日供應量合計縮水約1400萬桶，3月至5月間，累計供應損失超過10億桶，導致全球原油庫存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蒸發，全球石油庫存下降超過2.5億桶。截至5月底，全球原油庫存已跌破業內公認的“百日警戒線”。IEA、IMF、世界銀行和WTO聯合發出警告：如果海峽封鎖持續，在夏季的用能高峰期，多個國家將面對能源短缺風險。

當然，也有人發現這場能源危機雖然影響很大，但并不如戰爭一開始預測的那么嚴重。從2月戰爭爆發到6月草案公布這四個月里，原油期貨價格并沒有如一些分析師預測的那樣迅速沖破150美元甚至200美元，除個別緊張時刻短暫突破100美元外，大部分時間WTI和布倫特原油運行在100美元以下的區間。原油減少的供應量與油價上漲的幅度并不成比例，很多人開始尋找原因：這種預測的差距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結果發現，一個關鍵變量是東方大國的原油進口量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4月份，我國原油進口量同比銳減20%，5月又同比驟降29%，達到2017年10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我國是世界最大的原油進口國，占到全球原油貿易量的28%–30%。進口量降低20%到30%，對世界原油的供求狀況影響巨大，相較于2025年日均進口量約1160萬桶，5月份的日均進口量減少了約380萬桶，這個數字相當于伊朗日均出口量的兩倍多。國際原油市場的供給確實受霍爾木茲海峽的影響，但我國原油進口量的急劇收縮，也緩解了世界原油的供需矛盾，成為抑制油價失控的重要平衡力量。如果東方大國保持原來的進口量，油價很可能長期停留在100美元以上。

為什么我國能夠在霍爾木茲海峽危機期間大幅減少原油進口？直接原因是動用了部分戰略石油儲備。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2026年1月發布的《國際能源展望》估算數據，截至2025年12月，我國的石油儲備總量約為13.97億桶，而同期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只有4.13億桶。近14億桶的“家底”，為我們應對能源危機提供了戰略緩沖。

但動用儲備并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真正讓我國有底氣減少進口的，是新能源產業已經深刻改變了國內的能源結構。截至2025年底，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達23.37億千瓦，占總裝機比重60.1%，超越火電。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新增發電量已完全覆蓋全社會新增用電量。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增能耗，可以全部由綠色電力支撐?；痣姲l電量占比已經從2020年的68.5%逐步下降至2025年的59.8%，意味著全社會用電量中每10度電就有4度來自新能源。

從消費終端看，對石油產品的需求也在下降。據《證券時報》2026年5月下旬報道，我國石化4月汽油銷量同比下降約8%，柴油銷量下降6%。國際投行高盛在5月底發布的研究報告中估算，同期我國汽油及相關產品使用量下降約20%；而國內咨詢機構隆眾能化推算的降幅約為15%。各家機構的統計數據雖有差異，但趨勢高度一致，我國對石油的依賴在持續減弱。

這些數據共同指向一個結論：我國的能源結構正在發生巨變。雖然核聚變時代尚未到來，但能源革命的上半場已經在我國大規模展開，我國成為這場革命的引領者。

這場能源轉型是世界性的。各國新能源發展速度有快有慢，但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IEA預測2026年全球石油投資將連續第三年萎縮，跌破5000億美元；而可再生能源投資卻逆勢飆升至6650億美元，僅太陽能一項就達3650億美元——相當于每天有10億美元投入這個賽道。

二、一場早有謀劃的跨越

如果沒有這場能源革命，即使我國建成了中俄、中哈、中緬三條陸上管道，構建起俄羅斯、中亞和非洲等多元化的進口來源，并儲備了世界最大的石油庫存，我們依然會成為這場中東能源危機中的“受害者”。畢竟2025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約73%，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的進口量占原油進口量的33%。

正是對新能源的提前布局，我們才能在這場危機中從“被動防御”切換到“主動應對”。

這場影響深遠的能源轉型，實現起來當然不是一日之功。早在1995年，我國已將新能源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頒布了《1996—201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綱要》；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的頒布，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新能源的優先發展地位，設立了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和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被視為我國新能源發展的里程碑事件。到2015年初，我國風電裝機已突破1億千瓦，光伏裝機達到4218萬千瓦——這是“早有謀劃”的第一塊基石。

2014年，我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年度碳排放第一大國，西方將減排矛頭主要對準我國，以應對氣候變化為由醞釀碳關稅，試圖以此建立全球貿易新壁壘，鎖死我們發展的天花板。

2015年，柴靜發布了《穹頂之下》的紀錄片，播出僅24小時，網絡點擊量逼近一億次。這部福特基金會提供了部分資金支持的紀錄片，內容和數據多有偏頗之處，最后開出的還是私有化的藥方，因此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而柴靜本人在2010年的哥本哈根會議期間采訪中科院丁仲禮院士的視頻也被人扒出來，因為她帶有明顯傾向與西方國家的提問與反駁，與丁仲禮院士的國家立場形成強烈對比，特別是他那句“我國人是不是人”的反問，引發了國人的強烈共鳴，柴靜的人設疊加《穹頂之下》的紀錄片一起崩塌。但圍繞這部紀錄片的大討論，也客觀上引發全民對能源和環保問題的廣泛關注。

站在2026年回望，2015年是新能源發展的重要分水嶺。我們既要應對國內霧霾治理的“內在倒逼”，又要沖破西方碳關稅壁壘的“戰略突圍”。正是在2015年前后這個內外壓力疊加的窗口期，我國新能源布局開始全面提速。也是在這一年，我國向聯合國承諾2030年碳排放達峰，為新能源發展確立了長期制度框架。2015年也是新能源從“行業政策”升格為“全民共識”的重要時間節點。

新能源發展的下一個重要節點應該是2020年，我國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正式作出了“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承諾，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從2015年至2025年，僅僅10年時間，我國新能源虧實現了不可思議的跨越式發展。風電裝機從2015年約1.3億千瓦飆升至2025年的6.4億千瓦，連續15年全球第一；光伏從約0.4億千瓦猛增至12.02億千瓦，成為國內第一大電源。

如果從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頒布算起，我們用了二十年時間，就從世界能源轉型的被動跟跑者成為了主動引領者。在更前沿的核聚變領域的競賽中，我們也同樣在積極布局，處于全球核聚變競賽的第一梯隊。“人造太陽”EAST裝置屢次刷新世界紀錄，為能源革命下半場的突破積蓄著力量。2025年1月20日，我國有“人造太陽”之稱的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EAST）成功讓等離子體在1億攝氏度的極高溫度下，高質量穩定持續運行了1066秒，創造新的世界紀錄。“我國環流三號”作為我國“新一代人造太陽”裝置，實現了離子溫度1.2億攝氏度、電子溫度1.6億攝氏度的“雙億度”，聚變綜合參數達到10的20次方量級。中科院和中核集團等“國家隊”規劃2027 年實現燃燒實驗、2035 年建成首個工程實驗堆、2045 年前后部署首批商用堆 。正在建設中的BEST 裝置，是EAST的升級版，目標是2030 年實現并網發電演示，聚變功率約 200MW 級。

我國在能源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同時，也在全球新能源制造業中確立了絕對領先地位。我國為全球提供80%以上的光伏組件和70%的風電裝備。光伏組件價格已降至0.60-0.65元/瓦，度電成本屢創新低，儲能與光伏的協同正在重塑新能源并網的生態邏輯。

2026年，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的報告展望：預計全年風電、光伏新增裝機約3億千瓦，新型儲能新增并網超5000萬千瓦。按照這一速度，我國的風光發電總裝機將繼續以碾壓姿態超越火電，能源轉型從量變積累開始，已經接近從局部質變到全面質變的時間點。

中東能源危機給世界經濟造成壓力的同時，也為新能源轉型加速創造了條件，更是給我國加速實施新能源戰略提供了歷史機遇。高油價越持續，新能源的相對經濟性優勢就越凸顯，市場驅動下的替代就越迅猛——這是一場“愈壓愈強”的正向循環。

三、街道正在發生能源革命

這場能源結構的轉變在我國已經不是普通的能源轉型。當新能源占據了能源的主導地位，那就是完成了一場能源革命。本文更愿意將其視為能源革命的上半場，把核聚變視為能源革命的下半場。

對這場能源革命的廣度和深度，通過數字感知或許是枯燥的，但在馬路上飛馳的新能源車，可以給我們最直觀的感受。

2026年5月，我國新能源乘用車的零售滲透率攀升至62.9%的歷史新高。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滲透率更是達到了81.4%，乘用車零售榜單的前十車型全部為新能源車。從2019年的約5%到2026年的62.9%，這個變化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我國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對此評價說：“電動化替代速度超預期?！?/p>

這場能源革命開始從國內向外溢出。5月我國汽車出口93萬輛，同比大增68.7%，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44.6萬輛，同比增長1.1倍。我國新能源乘用車的全球市場份額已升至61%，自主品牌海外份額從2025年的15.8%躍升至23%。

因為中東能源危機導致的油價跳漲，讓那些還在燃油車和電動車之間搖擺的消費者也投向了新能源車的懷抱。而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從上游的鋰礦、電池材料到中游的電機制造、電控系統，再到下游的整車制造和充換電網絡——已經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集群，全鏈條優勢不可復制。

我國新能源車的優勢不僅表現在市場份額上，更體現在由全產業鏈形成的話語權和定義權。

四、被動危機，主動布局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笆逦濉币巹澗V要明確提出“實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動”，2035年非化石能源發電量需達到8.94萬億千瓦時，較2025年翻一番。屆時風電及光伏發電量需達到約5.2萬億千瓦時，較2025年提升約120%。為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十五五”規劃綱要確立了“碳排放雙控”框架，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重控制，對二氧化碳排放的管控更為精準。與以前的“能耗雙控”主要為了節約能源、提高效率相比，碳排放雙控是為了更加精準地實行二氧化碳排放管控，加快能源和經濟的綠色轉型。

當霍爾木茲海峽的硝煙彌漫全球能源市場時，我國在碳排放問題上的主動選擇就更是順勢而為，能源安全的壓力可以更為順暢地轉為能源轉型的動力。

同時，綠電消納的最大瓶頸——電網調節能力——也在加速破解。全國新型儲能裝機已達1.36億千瓦，規劃到2030年抽水蓄能將大幅擴容。此外，跨區域特高壓輸電通道的建設正在提速，省間電力互濟機制也在不斷完善——這些措施共同構成了“源網荷儲”一體化的新型電力系統骨架，為更大規模、更高比例的新能源并網掃清了物理障礙。2026年全球電網投資預計接近5500億美元，我國在這一浪潮中正扮演著引領者的角色。

這場危機對我國政策的催化作用，與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對西方能源戰略的沖擊如出一轍。IEA署長比羅爾的判斷切中要害：中東沖突促使各國政府重新思考能源戰略，其帶來的沖擊“可與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的能源格局重塑相提并論”。對于決策者而言，每一次“石油危機”都像是掛在墻上的化石能源倒計時——秒針每跳一格，都在宣告依賴單一化石進口的能源體制正在走進歷史。

有意思的是，就在伊朗媒體公布諒解備忘錄14點草案的同一天，我國國家能源局悄然發布了一份文件——“十五五”新型電力系統建設方案，明確了2030年前新增數億千瓦風光裝機的硬指標。

五、全球投資的轉向與我國的賽道卡位

這場能源危機最大的歷史影響，或許不是它造成了多少經濟破壞，而是它徹底改變了全球能源投資的底層邏輯。

IEA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資報告》給出了一個極具指標意義的趨勢：盡管油價高企，全球石油投資卻連續第三年萎縮，跌破5000億美元。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投資逆勢飆升至6650億美元，占全球發電投資總額的70%以上。投資決策的考量因素正在發生根本性轉向——安全、信任和多元化替代了成本和價格，成為最優先的關鍵詞。

更具長期意義的是，IEA的報告指出：“電力時代”正加速到來。全球與電力相關的投資已占能源投資總額的近60%，終端電氣化、電網智能化與儲能規模化，正在構成新的能源生態的基礎設施框架。

我國在這場變革中已經占據了先發優勢——從全球80%的光伏組件制造到全球61%的新能源乘用車市場份額，從最完整的新能源產業鏈到全球領先的特高壓輸電技術，我國已經在新能源產業鏈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卡住了位置，構筑起我國在新能源領域的“戰略縱深”。

能源轉型不再是“未來的選擇題”，而是“當下的硬道理”。當華爾街的石油交易員還在分析海峽封鎖的持續時間時，上海的基金經理已經在為下一個光伏儲能項目募集資金了。這兩個畫面疊加在一起，勾勒出全球資本流向最真實的切換。

七結語：危機即轉折

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當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發出第38次“協議即將達成”的聲明時，他也許不知道，因為這場他親手點燃的中東戰火，高油價加速了全球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歷史進程，加速了消費者心智中“油車淘汰、電車真香”的認知轉變，正在幫助一個東方大國加快完成一場持續數十年的能源戰略轉型。

中東的危機放大了所有依賴單一能源進口國家的脆弱性，也放大了那些擁有戰略縱深國家的韌性。正如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張玉清所言，中東局勢正促使油氣資源供應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對我國而言，“安全優先”的最高境界，不是囤積更多的石油，而是讓自己不再那么需要石油——能源安全的終極形態，不是把別人手里的籌碼搶過來，而是你自己不再坐在賭桌上。

對于已經在新能源產業鏈上建立起全鏈條優勢的我國來說，這場危機無疑是機遇大于挑戰。

一場讓世界霸權區域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的戰爭能夠加速世界格局的演變，但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世界格局基本面貌的，還是越來越近的工業革命。誰能掌握工業革命的主導權，誰就能成為未來世界的最大贏家。

我們所處的世界正處于一場新的工業革命的前夜。前幾次工業革命都包含著能源革命，這一次也不例外。雖然人工智能等技術被廣泛認為是新工業革命的重要標志，但人工智能對能源的巨量需求，已經不是傳統能源能夠滿足的。在核聚變的應用仍需驗證、更要跨越很多技術關隘的情況下，一場能源革命已經在東方大國發生。因為我國在新能源產業上有了先手，才具備了化危為機的能力。我國在核聚變領域的主動布局，則為能源革命的下半場積蓄著突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