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中國高校整頓，影響深遠

今天的高考、今天的教育乃至今天的大學格局，幾乎都源自70多年前的一次巨大變革。

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

在此之前，中國的高校充滿了精英教育、傳統教育、西式教育的色彩。

在此之后，中國的高校不僅有了公平的制度、統一的教材，更是完全向工農子弟開放，成為中國現代化人才的培養基地。

時至今日，1952年的院系調整仍然有一些爭議，也對中國的某些方面造成深遠影響，但在那個時候，院系調整其實是歷史的必然結果。

1

說院系調整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中國舊社會的高等教育，到底是一番什么樣的光景。

總體來說，當時的中國高等教育存在三個嚴重的不平等。

第一個不平等是文科和理工科的不平等。

清末民國創辦的大學，延續了“科舉重文章”的歷史慣性，以至于全國的人文、財經、政法類大學生，能占到所有大學生的46%左右，理工類大學生只有17%，每年的畢業生不足一萬人。

這兩個數字意味著，中國將近一半的大學生，都在學習寫公文、撥算盤、打官司，能煉鋼、修路、制造的大學生是鳳毛麟角。

對于一個積貧積弱且急需發展工業的國家來說，“指點江山的人太多，實踐操作的人太少”，不僅比例不合理，對國家前途命運的影響更是災難性的。

第二個不平等是地域的不平等。

當時，中國的高校有兩百多所，但華東地區就占了85所，其中上海一地又占了43所，差不多是全國高校總數的五分之一份額。而在占地廣袤的中西部省份，高校的數量極少，西藏甚至落后到一所中小學都沒有。

高校匯聚在華東和上海，加劇了中國的地域矛盾，也給人才和用人單位造成了實際困難。

第三個不平等是中國和外國的不平等。

近代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所以中國境內有20多所外國設立的教會大學，例如燕京大學是英美基督教會聯合開辦、圣約翰大學由美國圣公會的上海主教創辦、輔仁大學的上級是羅馬教廷、震旦大學歸屬法國天主教，等等等等。

這些教會大學，辦學經費從外國匯來，教職人員要向外國述職，對他們來說，中國的法律、法規、政令只是一份參考文件而已。

換句話說，中國的土地上，有一批不受中國管轄的大學，他們是潛在的外國傳播意識形態基地、培養在華代理人的搖籃。

以上的三個不平等，如果不能完全消除，那么中國的教育就是不公平的，如果不能大力整治，中國的革命就是不徹底的，如果不能改弦更張，中國的發展就沒有人才儲備。

在這樣的背景下，整頓中國高校，勢在必行。

2

做為一個趟過刀山火海、歷經千錘百煉的政黨，我黨很早就認識到，中國的高校存在嚴重的問題，所以在1949年1月，解放軍進駐北平時，軍事管制委員會便派出軍代表，接管了清華大學等高校，并對高校做了初步整頓——

1、學校經費，由軍管會按月供給。2、廢除國民黨黨義、六法全書等反動課程。3、設立馬列主義等革命課程。

再過數月，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相繼解放長江以南的大部省份，于是上海的軍事管制委員會也派出代表，陸續接管了復旦、同濟等高校，并推行了和北平一樣的政策，對上海高校做了初步整頓。

人不動、錢照發、課微調，這就是中國整頓高校的第一步，先把高校的管理權握在手里，再做徹底的整頓和改造。

但，推遲整頓不等于沒有作為。

就在接管全國的舊高校時，我黨要創立的一文一理兩所新高校，也在穩步推進。

1949年7月，少奇同志出訪蘇聯期間，便代表教員給斯大林寫信，商量共同創辦大學。

這件事，立即得到斯大林的回應。

到了12月，新中國的政務院便決定把華北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和政法干校合并起來，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準備把教學和實際相結合、蘇聯經驗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將其辦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基地。

此后十年，中國人民大學培養了3000余名理論專家、12000余名財經和政法類干部，成為中國整頓高校的人才庫。

而在理工方面，新中國和蘇聯合作，把哈爾濱中俄工業學校改組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并聘用蘇聯專家，培養出一大批重工業部門的工程師和中國高校的理工科教師。

哈爾濱工業大學，由此奠定了中國理工科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

可以說，接管舊高校和創辦新高校，是整頓中國高校的一體兩面，只等時機成熟，這兩件事便能共同發力，一舉改變中國高校的格局。

3 整頓高校的時機，很快到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爆發，中國人民志愿軍開赴朝鮮，向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宣戰，緊接著，美國宣布凍結中國在美的一切資產，事實上和中國斷絕關系。

這件事，對教會大學的打擊是災難性的——

外國的支票再也匯不過來，教會大學的經費斷絕，并且不能向外國的上級單位匯報工作了。

既然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發生了改變、外國和中國教會大學斷了聯系，那么，外國留在中國的高校體系，也到了清算的時候。

面對這一整頓高校的絕佳時機，新中國的反應相當迅速，當即宣布教會大學必須進行國有化改造，僅用一年時間，就把輔仁、燕京、圣約翰、震旦等高校轉為公立或國人自辦的私立院校。

從此以后，中國的土地上，再也沒有外國開辦的高校了。

但，形式上的整頓還不足以改變中外的不平等，必須對高校做進一步的思想改造，才能夯實整頓高校的成果。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1年9月，周總理對京津地區的高校教授，做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號召他們走出書齋，到工廠和農村去，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重新認識知識分子的立場和態度兩個問題，做一場深刻的自我思想改造。

周總理的報告，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起強烈反響。

12月，北大校長馬寅初就在《人民日報》發文，積極響應周總理的號召，決定在全校師生中發動一次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改造思想、提高業務水平，將來承擔更重要的任務。

次年2月，一封《關于在高等學校中進行三反運動的指示》發出，矛頭直指全國高校中普遍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行為，全國高校由此開始了一場思想洗澡。

清華教授潘光旦，是第一批做檢討的高校教授之一。

他在10個月的時間里，足足做了四次檢討，并在報紙上發表《為什么仇美仇不起來》的檢討書，從親美、崇美、恐美等方面剖析自己親美思想的根源，才勉強過關。

經過這兩次風起云涌的群眾運動，到了1952年秋，中國高校有91%的教師和80%的學生，完成思想改造，基本清理了崇拜英美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及宗派主義、個人主義等觀點。

中國高校里的中國和外國的不平等，就此消除。

4

隨著中國高校的思想改造進入尾聲，另外一項整頓改造也隨之而來，正是這次整頓，消除了中國高校的另外兩項不平等，徹底改變了中國高校的格局。

它就是院系大調整。

因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的出色表現，讓斯大林確信，中國可以做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支柱，也有能力應對美國的挑戰，保護蘇聯的東部不受美國侵犯，完全是值得投資的。

于是，經過數次談判，中國換來了影響深遠的156項工程，即將全面開啟工業化的進程。

但問題是，理工科高校的數量少，無法提供全面工業化需要的人才，如果不改變現狀，156項工程是無法落地的。

為了順利推動中國的工業化，教員隨即提出“以工業建設培養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最高指示。

根據這個指示，教育部擬定了《關于全國高等學校的調整設置方案》，決定保留少數綜合大學以外，其他的全部改為單科性高校，并大力發展工科院校，重點建設鋼鐵、地質、航空、水利等專業。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2年6月，中國高校的院系調整全面啟動——

教會大學全部關停，私立高校全部并入公立。

清華大學的人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并入北京大學，工程學院和燕京、北京大學的工程系合并。

清華、天津、廈門、西南工業、四川等大學的航空系，合并為北京航空學院。

清華、北大、天津大學的相關院系，合并為北京石油學院。

南京大學做為曾經的國立中央大學，成為華東地區的主要改組對象，其師范學院、工學院、醫學院、航空系、水利工程系、哲學系、法律系等院系都被剝離出來另組院校。

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手術，但效果很明顯，到了1953年初，中國的高校總數變成182所、共開設215種專業，其中工科107種、理科16種、財經13種、政法2種。

中國高校的文科和理工科的不平等，至此基本消除。

從此時起，中國高校不再培養坐而論道的“讀書人”，而是要培養能以學識報國的專家。

但這次院系調整，并沒有改變地域之間的不平等，北京、上海、廣州等東部城市仍然有97所高校，占高校總數的50%左右、學生占總數的62%。

這樣的高校格局，顯然不利于中國工業的平衡發展。

于是在1955年，中央頒布了第二次高校調整方案，計劃用三年時間，從江蘇、浙江、廣東、山東、上海等省市抽調一部分高校和專業，遷往武漢、蘭州、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城市。

經過這次調整，上海的高校數量減少到19所，中西部地區的絕大部分省份都有了一所綜合大學以及工、農、醫、師的專門院校，甚至出現了西安交通大學、重慶醫學院、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等一大批知名高校。

中國高校的地域不平等，也被消除了。

5

隨著三次整頓相繼結束，中國高校的三個不平等被徹底消除、格局被徹底重塑，中國的高校第一次擺脫了精英教育，向千千萬萬的工農子弟敞開大門。

而在嶄新的高校格局下，新的制度也建立起來——

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到每所高校擔任政治理論課教師，為中國高校提供了統一的思想。

教育部直接領導所有高校，為中國高校提供了統一的制度。

蘇聯翻譯來的教材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畢業生，進入各院校各專業為學生授課，為中國高校提供了統一的教育資源。

一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工業化發展提供人才的高校體系，就此建立起來。

蘇聯官員曾說，他可以明確知道哪一間教室在上哪一門課，現在，中國也可以做到了。

而做為這個體系的入口，全國統一的高考，便應運而生。

每年到了招生季，符合要求的中學生都去參加高考，一旦考中，便能進入國家的高校體系接受培養，等到學成畢業，國家再根據各地區各單位的需要，把合適的畢業生分配到合適的崗位上。

正是這個招生—培養—分配的人才循環，幫助中國逐漸完成工業化，擺脫了一窮二白的困境。

不過，這一切都是有代價的。

1952年院系大調整的時候，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已經成熟的人文學科，幾乎被連根拔起，教授們轉行去教美術、看倉庫，直到改革開放以后，面對和西方國家重新接軌的局面，這些曾被視為無用之學的人文學科，才重新設立起來。

這一來一去，人文學科的研究便停滯了三十年。

為什么會這樣呢？

在我看來，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人文學科，和政治的關聯極深，而在1950年代，我黨正領導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將政治生活覆蓋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高校傳授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的功能。

于是，“學在校舍”的儒家精英教育被拋棄，“以吏為師”的法家作風成為人文學科的主流。

但到了改革開放以后，群眾運動逐漸遠離日常生活，“以吏為師”便失去了存在的空間，意識形態面臨轉型，那么融合了西方人文學科的“學在校舍”，必然重新回歸。

現在中國高校的人文學科出現種種亂象，或多或少都與此有關。

而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落地，招生—培養—分配的人才循環被打破，再加上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紅利逐漸消失，盡管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選拔方式，但改變命運的機會已經相當有限，對個人的重要性也大不如當年。

不過，總的來說，院系調整是特定時代的特定事件，它有歷史的必然性，在那個時代也有其合理性。

那個時代的人，用院系調整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任務。

后來的人，也必須思考新的方式、新的調整，來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