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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表、喊停、上新,十天之內完成。
AIX財經(AIXcaijing)原創
作者 | 陳丹
編輯 | 魏佳
向SEC秘密遞交了IPO文件三天后,Anthropic突然拋出一篇萬字長文,呼吁全世界為前沿AI開發準備一個“剎車”。又過了五天,它上線迄今最強的模型Claude Fable5,同時發布不設限版本Mythos5。
遞表、喊停、上新,都發生在十天內。
這篇6月初發表的文章名為《When AI Builds Itself(當AI開始構建自身)》,由Anthropic研究負責人Marina Favaro與政策負責人、聯合創始人Jack Clark共同執筆。其核心概念是“遞歸自我改進”,即AI幾乎無需人類介入,就能自行設計、訓練并升級出下一代自己。
過去幾年,AI流行的風險被視為“AI替代人”。Anthropic這一次把問題往前推了一層,當AI開始替代AI研究者,技術進步就不再只是線性加速,而可能進入自我加速。
另一家AI巨頭OpenAI,也加入了這場剎車討論。
6月8日,OpenAI發布由首席執行官Sam Altman與首席研究官Jakub Pachocki聯署的戰略愿景文件,提出應建立一個國際組織,協調全球領先AI開發,并在必要時“放緩前沿開發”,讓社會韌性、安全和對齊研究跟上技術進步。
一邊是估值逼近萬億美元、沖在公開市場最前面的賽車手;一邊是提醒全世界“我們手里只有油門,沒有剎車”的吹哨人。兩種身份,集于一身。
于是問題來了:這究竟是發自良知的警告,還是領先者在為下一程競爭,提前劃賽道規則?
01.Anthropic到底在怕什么?
Anthropic這篇長文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它把風險的發生地,從外部世界拉回到了AI公司內部。
在Anthropic內部,一個人資歷越深,接到的任務就越開放。打個比方,新人的任務如果是“導出按鈕壞了,修一下”;那么資深員工則要查清“為什么高負載下網絡會變慢”;更高層的可能要回答“團隊下個季度該做什么”。
如果把AI比作一名普通員工,那么它正順著這個金字塔一步步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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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AI只是補全工具,人類寫代碼、搭系統、訓練模型。后來,它能生成代碼片段、修復Bug。再往后,編碼智能體開始自己運行代碼,把幾小時的工作交給另一個智能體完成。Anthropic稱之為“閉環”——未來,智能體可能具備自行構建和訓練模型的能力。若真如此,Claude的后續版本,將由Claude自己持續改進。
這就是“遞歸自我改進”。
這并非科幻推演,它來自Anthropic自己的生產數據。
截至2026年5月,Anthropic代碼庫中合并的代碼,超過80%由AI寫成;2025年初Claude Code還是研究預覽版時,這個比例只有個位數。落到具體的人身上,2026年第二季度,一名典型工程師每天合并的代碼量是2024年的8倍。一位員工說,他已大約五個月沒有親手寫過一行代碼。
Claude寫的也不只是簡單代碼。在最開放、最難定義的任務上,它的成功率在2026年5月達到76%,半年內提升了50個百分點。舉個例子:一次例行升級讓數萬個訓練任務接連崩潰,工程師幾乎只丟給Claude一段說明和集群權限,它逐個環境變量測試,兩小時內揪出一個冷僻的調試參數,復現并修復。這放在以前,通常是兩三天的工作量。
更讓Anthropic警覺的是研究環節。每次發布新模型,它都讓Claude做同一道題:把一段訓練小模型的代碼改到盡可能快、又不出錯。通常來說,一個熟練的人類研究員,要花四到八小時才能做到4倍。2025年5月,Opus4平均提速約3倍,還略遜于人類;到2026年4月,這個數字變成約52倍。不到一年,Claude在這件事上就從接近人類,變成了把人類遠遠甩在身后。
把這些曲線連起來,是一條人類不斷后撤的路徑。
即便是這家全球前沿的AI公司內部,員工也經常產生虛無感。一位員工說:“在一切順利的日子里,我忍不住覺得自己做的事都不重要了。”
今天人類還守得住的,是所謂的研究品味與判斷力:判斷哪個問題值得做、哪個結果可信、哪條路是死胡同,以及看見眼前任務之外那張更大的圖景。但Anthropic對這塊最后的陣地也并不樂觀。所謂“品味”,或許只是又一項AI先失敗一陣,然后就能學會的能力。
基于此,Anthropic拆解了三種未來:其一,趨勢停在今天,但現有能力被廣泛擴散;其二,AI大量接管開發,人類仍掌著方向盤,組織效率成倍放大;其三,AI具備完整的自我改進能力,開始設計并訓練自己的繼任者,即“遞歸自我改進”。
Anthropic說,第三種尚未到來,也并非注定,“但可能比多數機構準備好的時間更早到來”。
那么,該怎么辦?
Anthropic的答案是希望世界保留一個選項——必要時能放慢甚至暫停前沿開發,讓社會結構和對齊研究跟上技術的腳步。
02.呼吁暫停,但很難暫停
Anthropic設計的暫停鍵,分三層。
公司內部,設立更嚴格的安全評估、紅線與發布門檻;行業層面,前沿實驗室彼此協調,不能一家踩剎車、另一家繼續加速;國際層面,讓政府、科學家、倡議組織與競爭對手坐到同一張桌前,討論如何核實“暫停”是否真的發生。
它把自己的態度也寫得很清楚:只要這樣的驗證機制存在,且其他同處前沿的開發者也以可驗證的方式停下,它就愿意一起放慢,甚至暫停。
但每一個前提,都指向同一句潛臺詞,它不會一個人停。
這像是一個囚徒困境。
Anthropic認為,如果沒有全球協調機制,公司和政府都會在競爭壓力下做安全決策。而訓練前沿模型,不像看守一口導彈發射井,算力可以租,任務可以拆,云服務可以跨境調用。只要有人停下,偷偷往前跑的那一方,就可能順勢接過領先位置。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Anthropic和OpenAI的貼身肉搏。
4月23日,OpenAI發布GPT-5.5,同時推出編程助手Codex,正面狙擊Anthropic的Claude Code。一個多月后,Anthropic把旗艦模型升級至Opus4.8。外界普遍認為,這一步正是被GPT-5.5和Codex逼出來的。
當地時間6月9日,Anthropic又上線了Fable 5版本,同時發布Mythos5系列模型和新一代智能體開發工具,繼續把戰線推向代碼生成、復雜任務執行和企業級工作流。Anthropic稱,Fable5的能力超過它此前公開發布的所有模型。一邊警告前沿AI可能失控,一邊把最強模型推向市場,中間只隔了五天。
現在,這場競爭已經蔓延到了資本市場。
就在更新Opus 4.8的同一天,Anthropic宣布完成新一輪650億美元融資,公司投后估值9650億美元,逼近萬億。6月1日,它搶在OpenAI前面,向SEC秘密遞交了IPO文件。OpenAI也很快跟上:6月8日,宣布秘密提交S-1招股書草案,最快9月、最晚今年四季度上市,市場給出的估值預期最高到1萬億美元。
兩家公司爭的是誰能先成為資本市場上“前沿模型公司”的標桿,在這種量級的資本競賽里,沒人敢主動松油門。
還是拿Anthropic來說,它的最新估值已經超過了OpenAI在3月融資后8520億美元的估值,但兩家的用戶規模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今年3月,ChatGPT移動端月活約9.61億,Claude約2350萬,相差40倍。撐起這個估值的,是企業客戶和單用戶價值。按第三方測算,每個Claude用戶貢獻的年化營收約808美元,是ChatGPT用戶的30倍。
它現在的估值、融資能力和IPO預期,都建立在同一個前提上:它能持續推出更強模型,并把模型能力轉化成收入、客戶和平臺地位。如果它真的單方面停下來,估值邏輯會被削弱,企業客戶會擔心迭代放緩,開發者可能流向OpenAI、Google或其他平臺,人才也會重新判斷自己是否還站在最前沿。
所以,Anthropic真正呼吁的不是“我先停”,而是“如果大家都能被驗證地停,我也停”。
OpenAI的態度也是如此。
在Sam Altman和首席研究官Jakub Pachocki聯署文章里,OpenAI提出應建立一個國際組織協調全球領先AI開發,在必要時放緩前沿開發,讓社會韌性、安全和對齊研究跟上技術進步。
OpenAI說的是國際協調,不是單方面減速;Anthropic說的是可驗證暫停,是確保別人停了我也停。兩家公司都承認剎車有必要,但都把前提放在“大家一起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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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這條賽道上不只有兩家公司。它們身后連著云廠商、芯片商、主權AI、軍工需求、金融資本和國家戰略。模型越強,利益鏈越長,任何一環都可能成為減速的反對者。在這樣的結構里,“暫停”很難是一個簡單的道德選擇。它更像一份高難度的多方協議,所有人都要相信別人真的停了,也要相信自己不會因為先停而失去未來。
停不下來,卻偏偏在這個節點提出來。于是很多人質疑的,不是Anthropic對不對,而是它真不真誠。
NYU教授Gary Marcus的批評頗具代表性。在他看來,Anthropic并不真想暫停,這不過是一場配合IPO的修辭表演,用一個“幾乎零成本”的姿態,讓人們認真討論一個它本就沒打算執行的選項。
03.為什么一邊喊“狼來了”,一邊繼續加速?
一邊警告風險,一邊加速迭代,幾乎成了前沿AI公司的標準動作。臺面上,它們反復談安全、對齊、監管與社會準備;臺面下,模型照發、算力照擴、開發者照搶、融資和上市照常推進。
過去一年,這種矛盾變得越來越明顯。
Anthropic的CEO Dario Amodei頻繁警告,未來幾年內,AI可能獲得足以改變社會結構的能力,甚至帶來失控風險。他呼吁政府和行業提前建立更嚴格的安全機制。但與此同時,Anthropic并沒有放慢腳步,而是在一年內連續推出更強大的Claude模型,不斷刷新上下文長度、代碼能力和智能水平,并積極爭奪企業客戶和開發者市場。
OpenAI的表現同樣典型。CEO Sam Altman長期強調超級智能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多次表示人類需要為AGI做好準備,甚至支持建立針對前沿模型的監管框架。但在現實中,OpenAI持續加快產品發布節奏,從GPT-4到GPT-4o,再到后續更強模型和Agent能力的開放,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把競爭門檻再往前推一步。
圍觀的人,開始不買賬了。
在不少人看來,兩家頭部模型公司是趕在上市前,先把自己擺到“負責任玩家”的位置。
另一種批評更直接。有媒體稱,Anthropic等公司是想把“安全”變成護城河。
當一家已經站在第一梯隊、即將進入公開市場的公司反復強調“前沿模型過于危險”,討論很容易轉向更高的準入門檻、更復雜的評估制度、更昂貴的合規成本。對頭部公司來說,這些都不難實現,甚至可以變成優勢;但對開源社區、中小團隊和后發者來說,可能會面臨出局的風險。
站在這個角度,問題就從“AI是否危險”變成了“誰有權定義危險”。一旦標準由少數前沿AI公司參與制定,最后被擋在門外的,未必是最危險的玩家,反而可能是最沒有話語權的玩家。
這也是為什么英偉達CEO黃仁勛多次批評Dario Amodei等人的災難敘事。在他看來,把AI說得過于可怕,只會放大社會恐慌。
黃仁勛的觀點背后,其實代表著兩種生意的對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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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偉達來說,AI越開放、越擴散,芯片、開發者和云生態越繁榮。對Anthropic這樣的前沿模型公司來說,AI越被定義為高風險,行業越可能走向許可制、評估制和高合規成本,而頭部公司天然更能承受這種成本。
所以,反對者真正介意的,是Anthropic同時占據了三個位置:前沿競賽的領先者、風險敘事的提出者,以及未來規則的潛在受益者。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寫道,人們在努力按照崇高理想塑造未來時,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創造出與初衷截然相反的結果。把這句話放到今天的AI行業,幾乎像一句精準的預言。
OpenAI在2015年以非營利身份成立,使命是確保AGI“造福全人類”。但隨著模型競賽加速、算力成本膨脹、資金需求上升,它在2019年設立“有限盈利”子公司,隨后被更深地卷入商業化、融資和平臺競爭。
一個把“為全人類”寫進章程的組織,十年里也被競爭和資本不斷改寫。
Anthropic今天面對的是同一個結構。它可能真心相信AI風險正在逼近,也可能真心想為行業爭取時間。但在這個行業里,崇高的初衷很難單獨對抗激烈競爭。
前沿AI競賽的現實是:誰先停,誰就可能失去市場、人才、資本和話語權。于是,所有公司都知道速度危險,卻都繼續加速;所有公司都討論剎車,卻都希望別人先踩剎車。
因此,Anthropic未必是在撒謊,也未必只是作秀。它可能既害怕自己正在制造的東西,又無法停止制造它。
*文中配圖來源于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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