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牛X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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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祐二年（1057），來自江西的“考神”劉幾，竟然落榜了。

消息傳出，不僅劉幾本人驚訝，舉國學子都驚訝。要知道，劉幾在國子監(jiān)讀書時經(jīng)常考第一名，他的寫作風格——喜用怪異之語和生僻字詞——更是被其他士子效仿，形成了一股名為“太學體”的寫作風氣。

但壞就壞在，劉幾遇上了另一個江西人：這一年的貢舉，恰好由翰林學士歐陽修主持。

歐陽修向來提倡平實文風，對艱澀怪異的詩文深惡痛絕。因此，他決定，在這次科舉中整治一番，凡作文有“太學體”之風的士子，概不錄取。

堂堂考神，于是名落孫山。

兩年后，一個名叫劉煇的江西人參加科舉，并順利走到了最后一關。

很巧，這一年的主考官，又是歐陽修。歐陽修對劉煇的文章大加贊賞，并將其答卷評為第一。

到了殿試奏名環(huán)節(jié)，當喊出“狀元劉煇”時，眾人循聲望去，卻頗覺面熟。

“這是劉幾啊，他改名了！”有人認出來了。

歐陽修知道自己親選的狀元竟然就是改了名字、改了文風的劉幾，一時驚愕不已。

沒辦法，考神就是考神。

或許歐陽修只能安慰自己說：“區(qū)區(qū)彼江西，其產(chǎn)多材賢。”誰叫咱們江西人考起試來這么牛呢。

▲江西風光。圖源：攝圖網(wǎng)

北宋時期，科舉大興，朝堂上曾圍繞科舉發(fā)生過多次爭論。

最著名的一次，是山西人司馬光和江西人歐陽修的爭吵，關于科舉錄取方法是否公平。

▲歐陽修（左）與司馬光（右）。圖源：網(wǎng)絡

司馬光說，北方有的路（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幾十年來竟然連一個考上進士的人都沒有，可見全國一張卷統(tǒng)一錄取，這種做法看似公平，實則太不公平。應該按照人口比例，給各路分配名額，逐路錄取。

歐陽修對此辯駁說，科舉都是匿名考試，中榜后才知道籍貫，這么公平的制度去哪里找？北方進士少，只能說明北方人書沒讀好，說明不了其他問題。國家考試選進士，一定要在全國范圍內(nèi)把最好的人才選出來，而不要搞成地區(qū)間的分豬肉。

雙方各有道理，但最終決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爭的勝利者。

在同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科舉沿襲了全國統(tǒng)一錄取的做法；到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司馬光上位，就開始試行“分省錄取”。

即便如此，整個北宋，南方人將九成進士收入囊中，北方進士僅占10%左右。南宋時期，因為北方基本淪陷，95%以上的進士都來自南方地區(qū)。

為南方人霸榜作出最大貢獻的，是福建、浙江、江西三省，進士人數(shù)高居全國前三。

盡管從進士人數(shù)來看，江西（5328名）比福建（7043名）少了將近兩千人。但從人才影響力的角度來看，江西絲毫不遜色。

兩宋期間，通過科舉入仕的晏殊父子、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庭堅和楊萬里等人，不僅撐起了大宋政壇、文壇的半壁江山，更是直接推動了江西文化輻射到全國。

江西科舉，牛的不僅是數(shù)量，更有質(zhì)量。

回溯到兩宋以前，江西的科舉成績并不出彩。

自隋朝始開科舉，到唐朝逐步完善，三百多年間有籍貫可考的江西進士，僅僅64名，全部為唐時錄取。有學者統(tǒng)計，唐代共開進士科263科（有說270科），取進士將近7000人。可見，這一時期，江西進士人數(shù)占全國比例還不到1%。

這也是整個南方地區(qū)在隋唐科舉史上的縮影。

當時，科舉最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區(qū)。包括現(xiàn)在的陜西、河南、河北及山東這幾個省份，產(chǎn)生了全國近70%的進士。尤其是西京長安和神都洛陽所在的關內(nèi)道和河南道，兩地作為國家的政治和經(jīng)濟中心，考試政策和教育資源都傾斜在此，比別的地區(qū)擁有更多的錄取名額。

▲唐代能考的地方都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寂寂無聞。底圖：中國歷史地圖集

政治本位決定錄取名額，唐朝科舉的公平性多少差了點意思。

不過，盡管當時江西進士人數(shù)少，但也有過十分亮眼的成績：會昌三年（843），江西宜春人盧肇首度奪科舉桂冠，成為狀元；兩年后，又一名江西宜春人易重，再次考得狀元。

在“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三兩枝”的唐朝，得中進士已屬不易，更何況是考上狀元？而偏遠的江西宜春竟然包攬了連續(xù)兩榜的狀元，更是讓人愕然。

但這并非單純的好運，而是江西科舉崛起的前奏。

元和十四年（819），韓愈因諫迎佛骨遭貶廣東潮州，后改貶至江西袁州（宜春），擔任袁州刺史。

▲韓愈。圖源：網(wǎng)絡

民國《宜春縣志》稱贊韓愈：“左遷來袁州，矯矯賢刺史。惠政紀豐碑，書院自公始。”韓愈到袁州后，積極興學，發(fā)展教育。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對袁州一帶好學重舉風氣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江西地域文學的發(fā)展奠定基礎。

在韓愈來到袁州以前，袁州只出過5位進士，而之后，出了21位進士。還曾有過一種說法，稱盧肇、易重兩位狀元是“韓退之之教也”。越來越多人及第，激勵著當?shù)厥孔优ψx書，讀書風氣愈發(fā)濃厚。

唐末，由于戰(zhàn)亂，中原一帶的經(jīng)濟、文化遭到了嚴重破壞。這時，原來遠離朝堂的南方地區(qū)，反而成為了社會相對安定的凈土。不少北方人遷入江西，在此定居，為江西在接下來的科舉爆發(fā)持續(xù)蓄力。

趙宋取代李唐，真正的布衣時代來了。

宋朝統(tǒng)治者喜好讀書，在政治上，實行“崇文抑武”政策。科舉制度上，在考試門檻、錄取名額等各方面，朝廷盡力摒除過去世家大族對科舉的壟斷，讓寒門學子有途徑上位。

而隨著大宋政治、經(jīng)濟中心的南移，江西受到的文化輻射更強。曾經(jīng)因地理位置不好而經(jīng)濟匱乏的江西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這個改變個人和家族命運的機會。

比起唐朝，兩宋年間，在中央興學運動的推動下，江西地方官員興建州縣學：北宋，江西建州縣學（地方官學）覆蓋率達83%，其中13個州一級（北宋江西共78個州縣）行政單位全部建學；南宋，江西新創(chuàng)建了14個州縣學，并修建、重建或遷建55個受戰(zhàn)火損毀的州縣學。

在官學以外，政府也鼓勵民間教育發(fā)展。

江西民間有責任感的士人，紛紛擔當起培養(yǎng)人才、發(fā)展教育的職責。宋代江西書院，在全國范圍內(nèi)占有絕對優(yōu)勢。以顧宏義先生的統(tǒng)計為例，兩宋全國書院共762所，其中江西259所，遠高于第二名浙江的164所。

若是北宋和南宋對比，由于南宋理學發(fā)展，在朱熹、陸九淵等人講學活動的影響下，江西書院的數(shù)量接近翻倍。江西書院中，著名的有白鹿洞書院、雷塘書院、豫章書院等等。

▲白鹿洞書院。圖源：圖蟲創(chuàng)意

在政、經(jīng)、文的多重利好促進下，兩宋時期，江西迎來了第一次科舉考試的高峰。

根據(jù)學者統(tǒng)計，北宋全國進士有19071名，其中江西有1734名，占全國比例約9%；南宋全國進士有23319名，江西有3594名，占全國比例約15%。與唐朝相比，顯然是質(zhì)的飛躍。

江西這5000多名進士中，出了些什么人物？

晏殊，景德二年（1005）進士，官拜宰相，江西詞派領袖。

歐陽修，天圣八年（1030）進士，官拜參知政事，領導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掃西昆體、太學體等貧乏空虛、缺少真情實感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氣，開創(chuàng)了內(nèi)容充實、抒情述志等文風，影響數(shù)代。

王安石，慶歷二年（1042）進士，官拜宰相，主持熙寧變法，以一己之力拯救帝國財政危機，北宋最偉大的改革家。

黃庭堅，治平四年（1067）進士，雖仕途坎坷，卻開創(chuàng)了江西詩派，構(gòu)建并提出了“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等詩學理論，對后世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深遠影響。

楊萬里，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歷任國子博士、廣東提點刑獄等，一生作詩兩萬多首，被譽為一代詩宗。

文天祥，寶佑四年（1256）中進士，且為狀元，為窮途末路的帝國挺身而出，以身殉國……

▲文天祥從容就義。圖源：網(wǎng)絡

這樣一群人，創(chuàng)造了江西文學與政治的黃金時代，不僅給大宋，也給后世留下了一筆偉大的財富。

在文天祥殉國后，宋史終于合上了無盡嘆息的最后一頁。

接替的元朝，不興科舉，常被稱為文化荒漠。但兩宋興建的江西書院，默默為江西人的再次崛起保留了無數(shù)讀書種子。

明朝開國后的前100年，江西一舉超越閩浙兩省，成為了全國最能考的省份。

據(jù)統(tǒng)計，明朝兩百多年間，全國共有進士24595人，若15省平分，每省應有1639名，平均水平為6.7%。其中，考籍為江西的進士有2719名，占全國總數(shù)11%；若從原籍角度統(tǒng)計，則江西進士有3067名，占全國總數(shù)12.5%。也就是說，不管從哪個角度統(tǒng)計，江西進士人數(shù)都比全國水平高出約一倍。

在巔峰期，即明初的89年間，江西進士（938名）是同期全國進士人數(shù)（4369名）的21.5%。相當于，全國每5個進士中就有1個是江西人。

從江西內(nèi)部各府的角度對比，考試最牛的要數(shù)吉安府，其次為南昌府。

▲明代江西地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數(shù)據(jù)上看，吉安府共有進士818名，南昌有625名，兩者加起來1443人，超過全省進士人數(shù)的一半。

曾經(jīng)，在1400年和1404年連續(xù)兩次科舉殿試中，共有一甲進士6名，而吉安人包辦了5名。

全國科舉看江西，江西科舉看吉安，是真的。

明初江西科舉，為什么這么牛？

歷史學者何炳棣曾指出，明初江西科舉的盛況，尤其吉安府，是空前絕后的紀錄：“目前只能粗略地揣測這現(xiàn)象或與宋代江西人文之盛不無關系。”這種猜測無疑是準確的，江西過去幾百年的文化積累，是江西人在明朝初年迅速崛起的基礎。

但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因素。

當時流傳“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說法，這是因為，明朝前期，江西士大夫不僅出仕者多，還有很多人（尤其是吉安人）進入了明朝政治中心，在中央決策中起著重要作用。

從永樂至景泰的五十余年間，內(nèi)閣共有宰輔23人，江西人多達8人，分別為胡廣、解縉、楊士奇、金幼孜、胡儼、陳循、彭時和蕭镃，超過了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其中，胡廣、楊士奇和陳循為吉安人。

與此同時，江西人擔任首輔的時間也很長，尤其是楊士奇，長達二十年，歷經(jīng)四朝統(tǒng)治。

可以說，江西人在明初，長期處于國家權(quán)力的中心，對江西士子參加科舉的積極性有著極大的鼓勵。

而明初，以楊士奇為首的“三楊”所開創(chuàng)的“臺閣體”，一度統(tǒng)治了整個文壇。臺閣體是一種以江西文學傳統(tǒng)為內(nèi)核所發(fā)展的創(chuàng)作風格，作家以江西文人為主。在當時，大盛的臺閣體對科舉考試的判卷標準也產(chǎn)生了影響，考官會更傾向于這種寫作風格。那些從小受江西文化熏陶的士子們，自然比其他地區(qū)的考生更能寫出高分答卷。

不過，江西科舉從天順朝開始，逐漸走向了沒落。

從天順初至崇禎末，187年間，共有宰輔136人，其中，僅有13位江西人，占比急劇下降。影響較大的有夏言、嚴嵩等少數(shù)幾人，但遠不及明初江西人在朝堂那般叱咤風云。江西人逐漸淡出明朝政治中心，與之對應的是臺閣體的衰微，它在文學復古運動的大潮之中，逐漸被淹沒。

▲嚴嵩。圖源：影視劇截圖

這個階段，浙江、江蘇輪番崛起，取代江西，成為全國最能考的省份。

到了清代，江西進士人數(shù)（1886名），在全國人數(shù)（26849名）中僅占7%，比宋、明兩代都低。

而后，隨著科舉制度的日漸式微，直到廢止，不管是進士身份，還是中國古代教育，都走向了末路，轉(zhuǎn)而是近代教育的發(fā)展。

可惜的是，文化底蘊如此深厚的江西，并沒有跟上近代教育的步伐。

在戰(zhàn)爭毀城、經(jīng)濟封閉和書院轉(zhuǎn)型緩慢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江西失去了與沿海地區(qū)齊頭并進的機會。從此，再也不復當年“考神”的輝煌。由于存在感薄弱，這個失落的省份還被網(wǎng)友戲稱為“阿卡林省”。

但愿，大家都記得，兩宋到明初之間的400多年，那個群星閃耀的黃金時代。

那個永恒的“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江西。

那個還在默默蓄力、等待一飛沖天的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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