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杰：戚蓼生《石頭記序》寫于何時？

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

戚蓼生《石頭記序》

這就是戚蓼生《石頭記序》的開篇。雖然全序僅四百六十多字，但文筆優美，概括精妙，深得《紅樓夢》（即《石頭記》后來最流行的書名）的旨義和真諦。難怪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夢新證》中稱贊此篇序文“筆調非凡，見地超卓，已足名世不朽。”

大家首次見到戚蓼生的《石頭記序》，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它出現在清末石印本《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的開卷之處。

實際上，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有正書局的老板狄葆賢先生（1873—1939）主持印制了這套八十回的《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石印本。

它的攝影底本是晚清人張開模先生（1849—1908）曾收藏過的一本《石頭記》舊抄本。石印本二十冊分兩次印刷發行，1911年10月底至11月初先出版了前四十回的十冊，1912年8月底至9月初再出版了后四十回的十冊。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紅樓夢》有正書局石印本是八十回脂本系統的首次印刷本，在《紅樓夢》研究和傳播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給社會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閱讀范本。

《國初抄本原本紅樓夢》

正因為此書開卷就是《石頭記序》，末屬“德清戚蓼生曉堂氏”，所以人們為了與當時流行的一百二十回程本系統的各種本子相區別，便簡稱此書為“戚本”。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魯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國小說史略》里，只要引用到《紅樓夢》正文的段落時，都會注明采用的是“戚本”的某一回，可見魯迅先生對此書也是情有獨鐘。

既然“戚本”曾如此受關注，序文又如此得精彩，人們必然想知道兩個相聯系的問題，第一，這個序末寫了籍貫、署名的戚蓼生究竟是誰呀？第二，遺憾的是，序末雖有了籍貫、署名，卻沒有通常的紀年，那么，這篇序文又是寫于何時呢？

俞平伯先生最早打破了僵局，原來他也是浙江德清人，與戚蓼生是老鄉呀！在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里，俞平伯先生就講到，查閱了余姚戚氏家譜，才知道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的進士。

后來，周汝昌先生、周紹良先生等研究者不斷地耙梳史料，基本搞清楚了戚蓼生本人和家族的大體情況。

戚氏家族原本生活在浙江省余姚縣，后來戚蓼生的祖上這一支遷居到了浙江省德清縣。經過兩百年的繁衍，到了雍正八年，戚蓼生的父親戚振鷺（1699—1778）高中進士，后官至知府。

巧的是，四十年后，兒子戚蓼生也高中進士，并留京任職，后又外放福建當官。因此，周汝昌先生最早提出，戚蓼生在乾隆三十四年到京應試，就從廟市上購買了一部《石頭記》抄本，并寫了《石頭記序》。

戚蓼生像

多年后，周汝昌先生的看法放開了，將以前認定的時間只作為上限，而將下限推到乾隆五十六年，即幾乎涵蓋了戚蓼生從北京到福建生活、工作的全過程。

這里，我們根據戚蓼生生平史料和“戚本”版本源流綜合來看，戚蓼生得到“戚本”并撰寫序文，不是在前期的北京，而應在后期的福建。

尤其是在福建福州的官場，戚蓼生與自己的上級徐嗣曾都十分喜愛《石頭記》，互相分享閱讀的體會和收獲，也為寫作《石頭記序》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下面，我們從介紹戚蓼生與徐嗣曾的簡歷入手。

戚蓼生（1740—1793），字念功，號曉塘（堂），浙江德清人。

作為乾隆三十四年的新科進士，他入戶部（不知什么原因，浙江新舊各地方志此處均誤為“刑部”）學習；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任戶部河南司主事（正六品）；乾隆三十九年任四川鄉試副主考官；乾隆四十年五月升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從五品），十二月升戶部福建司郎中（正五品）；乾隆四十二年任河南鄉試正主考官，考試剛結束，就派往云南，接任云南學政。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父親戚振鷺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歲。九月，戚蓼生從云南回北京奔喪，然后辭去官職，扶父靈柩歸故鄉，并為父守制二十七個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起復，任戶部江南司郎中。

鄧慶佑先生從《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中，找到了戚蓼生三件任職文件：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

（1）戚蓼生，浙江人。年四十二歲。由進士以主事用；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內用戶部主事；四十年五月內用本部員外郎；本年十二月內用本部郎中。四十三年五月內回籍。四十五年九月內服闋，仍用戶部郎中；四十七年二月內用江西南康府知府。

（2）知府，沖，簡缺：戚蓼生，浙江湖州府德清縣進士。年四十二歲。現任戶部江南司郎中。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本年十二月，分簽升江西南康府知府缺。

（3）臣戚蓼生，浙江湖州府德清縣進士。年四十二歲。現任戶部江南司郎中。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四十六年十二月，分簽升江西南康府知府缺。敬繕履歷，恭呈御覽。謹奏。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三十日。

第一件是吏部為戚蓼生升職作的基礎檔案卡片，以后可在其中不斷增加信息，比如，吏部人員不久就在行間增加了一段文字：“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內引見，竟可。道員人明白而不厚。”

第二件是吏部奉旨為戚蓼生這次升職作的具體安排，當時府、州、縣有“沖、繁、疲、難”治理情況的劃分，官缺有繁缺和簡缺的區別，要求吏部選官作到“人地相宜”。

第三件是戚蓼生按吏部原有安排寫的恭呈御覽的奏文。

關于戚蓼生的生年，曾有過爭議。我們認為，應以吏部當年選官安排來定，即按第二件文件為準。以乾隆四十六年為四十二歲反推，可知戚蓼生出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注意：新編浙江各地方志此處均誤為1730年。）至于跨越到次年初抄錄奏文、引見任命、填寫卡片就都是沿用原有年齡了。

徐嗣曾（1734—1790），字宛東，號兩松，又號雁隅，浙江海寧人。原生家族姓楊,過繼為江蘇徐氏后代。乾隆二十八年考中進士。

我們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2冊243頁上，找到了吏部為徐嗣曾升職作的基礎檔案卡片：

徐嗣曾檔案

徐嗣曾，江蘇人。年四十一歲。由進士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內用戶部主事；三十四年三月內用本部員外郎；三十五年十月內用本部郎中；四十年二月內用云南迤東道。

在行間還增加了一段文字：“乾隆四十年二月內引見，此人竟可。”依戚蓼生文件里跨年之例，應以吏部三十九年選官安排來定，即以乾隆三十九年為四十一歲反推，可知徐嗣曾出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

比較一下可知，戚蓼生與徐嗣曾都是浙江人，他比徐嗣曾小六歲。考中進士也比徐嗣曾晚六年，等他入戶部時，徐嗣曾已是戶部員外郎。此后，他們兩人在戶部有七個年頭的同事關系，雖然徐嗣曾的職務一直高于戚蓼生，但不一定都在同一個司里工作。可想而知，兩人闖蕩京城，同鄉加同事，必定多有交往。

乾隆四十年徐嗣曾外放任職，離開了戶部。后來，他從云南迤東道升任安徽按察使，又任云南按察使，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升任福建布政使（從二品）。

看前面的三個文件可知，到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戚蓼生也外放任職，升任江西南康府知府（從四品）。未及半載，又升任福建鹽法道（正四品）。

可知就在乾隆四十七年下半年，徐嗣曾、戚蓼生兩人又先后被朝廷任命為福建官員。當然，布政使徐嗣曾是上級，鹽法道戚蓼生是下級。說不定，戚蓼生突然從江西轉福建任職，就是徐嗣曾招攬人才、極力推薦的結果。

徐嗣曾畫像

在徐嗣曾升職的基礎檔案卡片上，吏部人員還增加了一段文字：“乾隆五十年七月內用福建巡撫。”可知徐嗣曾那時升任巡撫（從二品）。乾隆五十五年秋季，徐嗣曾參加了乾隆皇帝八十大壽活動，然后從北京回福建的路上，于十一月初一日在山東臺莊病逝。

這樣，徐嗣曾、戚蓼生兩人在福州官場又共事了幾乎整八年。戚蓼生在福州官場還有一位長期的上級。

乾隆五十年徐嗣曾升巡撫時，清宗室的伍拉納（1739—1795）由河南按察使升任福建布政使，接了徐嗣曾的職務，其職級高于戚蓼生。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伍拉納升任閩浙總督（正二品），又由徐嗣曾的下屬變成為他的上級。

在戚蓼生升職的基礎檔案卡片上，吏部人員還增加了一段文字：“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內用福建按察使。”可知戚蓼生當了十個年頭的道員，這時才升任按察使（正三品）。

在此之前，戚蓼生還曾多次兼任過“署按察使”，“署”就是代理的意思，即暫時代理一段時間按察使的工作，因此署按察使并不是正式的官職。后來戚蓼生在按察使任上還曾兼任過一段時間的署布政使。

很可惜的是，戚蓼生在按察使職位上只干了一年半多一點，即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二月初三日就病卒于任上，按舊的算法，享年五十三歲。要說明的是，按公歷計算，病卒日期已進入1793年一月。

《閱紅樓夢隨筆》

劉世德先生在《曹雪芹研究》2018年第3期上發表了《周春乾隆甲寅中元日記事辨證》一文，引述了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中的一段文字：“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記。”

周春（1729—1815），字芚兮，號松藹，晚號黍谷居士。這段文字中提到的楊芬（號畹耕）、周春（自稱“余”）、徐嗣曾（號雁隅）三人不僅都是浙江海寧人，而且互相之間還有親戚關系。徐嗣曾是楊芬的本家堂兄，而周春是徐嗣曾、楊芬兩人的表兄。

由此表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秋天，楊芬告知周春關于徐嗣曾監臨省試時必攜帶《石頭記》《紅樓夢》抄本入闈的閩中佳話，應該是可信的。

省試就是鄉試，三年一次，在各自省城的貢院舉行。對于各省鄉試，朝廷是非常重視的，正、副主考官通常由朝廷派員擔任。但各省鄉試最高主持者是監臨，一般由本省巡撫擔任。

因此，徐嗣曾自乾隆五十年七月至五十五年十一月之間任福建巡撫時，所能監臨的鄉試，共計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正科）、五十三年八月（預行正科）、五十四年八月（改作恩科）三次。其中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徐嗣曾尚在臺灣辦事，由署福建巡撫伍拉納監臨。

所以，徐嗣曾監臨鄉試，發生在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乾隆五十四年八月這兩年里。有意思的是，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徐嗣曾監臨時還率領了兩個協助自己工作的道員，其中之一正是戚蓼生。

戚蓼生《石頭記序》

由此看得很清楚，徐嗣曾、戚蓼生兩人在福州任職期間，如果誰先閱讀了八十回《石頭記》抄本，必定會將喜悅分享給對方（注意：從戚蓼生序文中所謂“以未窺全豹為恨”來看，當時還沒有見到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抄本，換句話說，兩部抄本不是同時買的，先得到八十回《石頭記》抄本，后得到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抄本）。

或許是徐嗣曾出差京城先購得《石頭記》，很喜歡，遂告知并借給戚蓼生，后者便命下屬精抄出一本，才有了《石頭記序》的誕生；或許是戚蓼生出差京城先購得《石頭記》，很喜歡，便命下屬精抄出一本，面呈徐嗣曾，才有了“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的佳話。

當然，如果相信楊芬的話，即徐嗣曾重價購書，就是前一種情況了。

徐軍華女士在《紅樓夢學刊》2021年第2輯上發表過《試論戚蓼生仕閩期間獲得〈石頭記〉抄本》一文。不過，她似乎只知道戚蓼生與徐嗣曾在福州有幾乎整八年同鄉加上下級的關系，卻不知道戚蓼生與徐嗣曾早年在北京就有了七個年頭同鄉加同事的往來。

《南京圖書館藏戚蓼生序本石頭記》

我們推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因為巡撫徐嗣曾喜歡《石頭記》，而且鹽法道戚蓼生還寫了精彩的《石頭記序》，也許會形成一個福州官場讀紅圈。

那個時候，閩浙總督伍拉納的長子舒坤（1772—1845），正在北京皇家任三等侍衛，只要回閩省親，在福州官場就很容易借閱到《紅樓夢》抄本。

他在《批本隨園詩話》中有一段批語：“乾隆五十五、六年間，見有鈔本《紅樓夢》一書。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書中內有皇后，外有王妃，則指忠勇公家為近是。”

現在看來，得到“戚本”并撰寫序文都應發生在戚蓼生任職福州期間。具體時間雖無法確定，但大體應在乾隆五十年前后（而徐嗣曾得到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抄本要更晚一些）。

這樣，徐嗣曾乾隆五十一年八月第一次監臨就與下屬戚蓼生一起，攜帶《石頭記》抄本，進入貢院欣賞閱讀了。

其實，“戚本”在版本源流上，并不是一個早期的版本。早期版本的書名應該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就如現存的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之類抄本一樣。

只是經過了一段時間，才出現了外人的整理本。比如，立松軒的整理本（整理時間不明），夢覺主人的乾隆四十九年整理本，舒元煒、舒元炳兄弟的乾隆五十四年整理本等等。

《清乾隆舒元煒序本紅樓夢》

這些整理本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在書名中刪除了“脂硯齋”名號，然后，或直接定名《石頭記》，或直接定名《紅樓夢》。雖然有些整理本還保留了部分脂硯齋等人的批語，但卻將脂硯齋等人的名號完全刪除干凈了。

書稿確實是首先從北京傳播開來的，不過，早期抄本只在宗室旗人圈小范圍的流傳，故而戚蓼生當時即便在北京，也不一定就知道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本小說。

而分析“戚本”版本文字和特征可知，它是立松軒整理本的一個后代本，已經完全沒有脂硯齋等人的名號了，所以“戚本”出現在乾隆五十年前后恐怕比較合乎情理。

沒想到的是，徐嗣曾、戚蓼生相繼離世后，福州官場讀紅圈竟然被福州官場貪腐圈取而代之。

乾隆六十年四月，福州官場貪腐窩案被揭發。五月，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徐嗣曾職務的繼任者）、布政使伊轍布、按察使錢受椿（戚蓼生職務的繼任者，當時已升任廣西布政使）等人皆被革職查辦。伍拉納、浦霖兩人解赴京城審訊后即行處斬；伊轍布驚嚇而亡；錢受椿也被處以極刑。

伍拉納、浦霖、伊轍布、錢受椿四人之子悉數發往新疆伊犁充當苦役，四年后才赦歸。其中舒坤五兄弟回來時只剩四人，原來只有十六歲的老四舒斌在和兄弟們一起去新疆伊犁途中，走到蘭州，突發惡疾，哀嚎十余日，慘死于旅店。

《墨紙紅樓：〈紅樓夢〉版本DNA新探》，張杰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9月版。

故而有人說，幸虧戚蓼生早亡兩、三年，要是活到乾隆六十年，即便他真的潔身自好，也難免革職追責，甚至殃及晚輩，后果不堪設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