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的十年：一個“首富”是怎么成為時代注腳的

2016年，王健林在牛津大學演講，他說了一句讓全場觀眾都為之沸騰的話——“萬達進入的行業，無論國企、央企，都沒法做我們對手。”

那時的王健林，確實有資本說這樣的話，那一年他不僅再次成為中國首富，還超過李嘉誠成為了華人首富，在全球富豪排行耪中更是上升到了第21位。

但泰極否來、物極必反，墜落的種子也就此埋下。

十年后的2026年4月，萬達電影正式更名“儒意電影”。那個曾讓王健林豪擲26億美元買下美國AMC、高喊“讓好萊塢顫抖”的院線帝國，換了招牌。

從“買下世界”到“賣掉一切”，前后不過十年。

曾經的中國首富，如今深陷6000億債務泥潭；曾經說“先定一個小目標，掙它一個億”的人，如今被法院追債近39億。

回頭來看，王健林走過的每一步，都踩在中國經濟最深層的結構性變遷上。他的墜落，比他的巔峰，更值得我們認真審視。

01

三個“小目標”，三次戰略錯判

看一家企業，不要看它最高處“說什么”，而是看它最低處“做什么”。

而王健林和他的商業帝國之所以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可以說是源于王健林過去十年的三次關鍵押注。

第一注：押注實體商業地產永遠漲。

曾有人將萬達的看家本領稱為“訂單式商業模式”，即拿地、建商場、招商戶、收租金，環環相扣，教科書級別。鼎盛時期，一座萬達廣場，就是一個城市的中心，這不是吹牛，這是事實。

但任何模式都有它的缺陷，而萬達商業模式的缺陷在于，它把重資產杠桿拉滿，賭的是經濟永遠高速增長、地價只漲不跌。

當2015年后電商全面崛起、線下消費被大規模分流后，萬達廣場的客流和租金收入同步承壓，之前高價拿地的巨額資金成本卻一分不能少。

2023年起，萬達三年內累計出售超80座萬達廣場，回籠資金約1050億元，曾經的“現金奶牛”淪為還債的“救命稻草”。

第二注：押注文旅的“中國迪士尼”夢。

當然，王健林并非沒有預見地產下行的風險。

事實上，早在2012年，萬達就大舉進軍文旅，在全國砸下重金建設大型文旅城，試圖打造“東方迪士尼”。

但文旅的本質不是地產，是內容運營。

萬達用造商場的方式造樂園，即標準化、可復制、速度優先，卻恰恰忽視了文旅產業最核心的競爭力，文化IP的長期孵化、運營團隊的精細化管理和持續的內容創新能力。

最終，文旅項目同質化嚴重，客流慘淡，不僅沒能成為新的增長極，反而加速了萬達現金流的消耗。

2017年，13個文旅項目91%的股權以438.44億元賣給融創，77家酒店以199.06億元“骨折價”賣給富力。那個曾豪言“讓上海迪士尼20年內盈不了利”的男人，親手關掉了自己的迪士尼。

第三注：押注資本市場的對賭時鐘。

這也是讓王健林深陷泥潭最致命的一注。

2016年，已在港股上市的萬達商管（當時叫萬達商業地產），因為王健林認為港股“低估值對不起投資者”，選擇私有化退市，轉頭沖擊A股。

為了順利完成私有化，萬達與投資人簽下約300億元的對賭協議，如果在2018年8月底前不能回A股上市，萬達必須回購全部股權并支付巨額利息。

結果，監管政策收緊，A股大門對房地產企業實質性關閉。萬達回A失敗，王健林只能引入騰訊、蘇寧、融創、京東等戰略投資者，以約340億元收購舊股東股份，同時簽下第二份對賭協議，把上市時間延至2023年10月。

2021年，珠海萬達商管再引380億元戰投，簽下第三份對賭，最后期限是2023年底。但珠海萬達商管四次遞表港交所，四次失效。

三次對賭，三次失敗。

回頭來看，王健林的每一步決策在當時都有邏輯，港股低估所以要退市，A股不讓進就轉港股，第一份對賭沒完成就簽第二份。

但把這些“局部的合理性”串聯起來看，就會發現一條清晰的軌跡：

他用越來越高的杠桿去賭自己無法控制的東西，比如政策風向、審批節奏、資本市場窗口期。這是典型的路徑依賴加沉沒成本謬誤，因為已經下了重注，所以必須加注翻本。

但賭徒的結局，從不取決于他下注那一瞬間的決心，而取決于他能承受多少次“不開”。

02

2017：一個時代的拐點

如果要在中國商業史上找一個“時代切換”的精確時刻，2017年7月19日的那個下午可能會被反復提及。

那天，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酒店，萬達、融創、富力三方的簽約儀式原定下午4點開始，卻整整推遲了1小時30分鐘。

據現場記者描述，工作人員急匆匆抱著打印機鉆進工作間，新文件剛打印出來就被送進休息室，舊文件邊走邊撕得粉碎。背景板上的“富力地產”名字出現又消失，最后又神奇回歸。

這就是后來被稱為“摔杯為號”的名場面。王健林事后辟謠說“三人在會議室談笑風生”，但現場所有人都知道，這不是一場風平浪靜的交易。

因為最終的交易結果是：融創以438.44億元接盤13個文旅項目，富力以199.06億元拿走77家酒店。兩項合計637.5億元。

富力的酒店價格，僅為9天前融創最初報價的六折。

很明顯，王健林被狠狠“砍了一刀”，但他說這是“主動調整”。

不過，他說得也對，這確實不是被動等死，是在主動斷臂。但問題在于，他低估了需要斷的肢體數量。

為什么要斷臂？

因為萬達當時背著2016年港股退市時簽下的對賭協議：回A失敗就要回購300億的股權。而2017年正是監管層收緊房企海外并購、排查萬達境內外融資風險的關鍵節點。銀行抽貸、融資渠道收窄，萬達的債務鏈一夜之間從“可控”變成了“高危”。

637.5億的“世紀交易”，與其說是一次戰略撤退，不如說是政策轉向之下的應激求生。它標志著中國經濟的一個深層轉變：從“大而不倒”的資本狂歡，轉向“去杠桿、防風險”的系統性調控。

只不過，王健林是第一個被沖擊的商業巨頭而已。

03

800天甩賣80座廣場

如果說2017年的637.5億交易是“放血求生”，那2023年至今的資產甩賣則可看作“割肉換命”。

自2023年起，萬達累計出售超過80座萬達廣場，覆蓋北京、上海、廣州等一二線城市核心商圈。

2025年5月，萬達一口氣打包48座核心廣場，交易金額約500億元，接盤方包括太盟投資、騰訊、京東等。2026年，王健林以20.48億元再售上海顓橋萬達廣場。

三年甩賣，萬達回籠資金超過1050億元。

但這些錢到哪里去了？

還債，以最新一筆發債為例：2026年1月，萬達商管發行3.6億美元高級有擔保美元債券，票面利率高達12.75%。

這個利率是什么概念？

相當于萬達每借100塊錢，一年就要付12.75元的利息，這幾乎是把經營產生的利潤全都吃光了。

以債養債，以高息換生機。這是金融教科書里經典的“明斯基時刻”：當借新還舊成為唯一的生存策略，你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命運的掌控。

2023年底，王健林因一筆1.86億元的未償債務被法院下達“限制高消費令”，連乘飛機頭等艙的權利都被暫時剝奪。雖然36小時后限高令解除，但這個信號也折射出，曾經的商業巨擘，已經走到了信用體系的懸崖邊上。

2026年5月，永輝超市正式向法院申請對王健林、孫喜雙等強制執行，追討超38.6億元的欠款，法院已立案受理。

這筆債務之所以把王健林個人綁進來，是因為他為合作伙伴孫喜雙做了個人連帶擔保。一筆對老友的人情擔保，讓72歲的王健林個人資產直面司法追償。

什么叫“個人連帶擔保”？

就是萬達哪怕破產清算，債主還能追到王健林個人的銀行賬戶和名下資產。顯然，這不是企業的危機，這是一個人的危機。

04

萬達不再姓“王”

在所有資產甩賣中，有一筆交易最意味深長：2024年9月，太盟投資聯合中信資本等機構注資約600億元入股萬達商管。交易完成后，投資方合計持股60%，萬達系持股降至40%。

萬達的核心資產，不再姓“王”了。

2025年7月，太盟投資集團合伙人黃德煒接任大連新達盟及珠海萬達商管首席執行官，萬達商管的管理層完成調整。

隨后，萬達電影控股權分步轉讓給儒意系，先以22.62億元轉讓49%股權，再出售剩余51%股權，儒意系以約44億元拿下萬達電影完整控股權。

2026年4月，萬達電影正式更名為“儒意電影”。

接盤者柯利明，80后，香港科技大學金融碩士出身，曾在對沖基金工作。

他的打法和王健林截然不同。

王健林用地產的邏輯做文化，買買買、建建建；柯利明則用金融加IP的邏輯做文化，先拿頂級內容版權，再做全產業鏈運營。

目前，儒意旗下擁有《瑯琊榜》《北平無戰事》等頂級IP，電影《你好，李煥英》更是一舉斬獲54億票房。

王健林放棄了夢想，換回救命錢。柯利明則完成了從IP到院線的閉環拼圖。

年輕的資本玩家，“抄底”了上一代實業巨頭的遺產。

05

一個時代的注腳

梳理完王健林和他曾建造的商業帝國的興衰起伏后，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他到底錯在哪里？

從個人能力來看，王健林絕對算得上攪動時代的風云人物。

34歲接手一個負債149萬的爛攤子，靠舊城改造賺到第一桶金，在“別人不敢去的地方，用別人想不到的方法，賺別人賺不到的錢”。

2000年力排眾議從住宅轉向商業地產，2006年又前瞻性地推出“城市綜合體”模式，四次戰略轉型，每一步都踩在風口之前。

論商業嗅覺和執行力，他屬于中國企業家里的頂尖梯隊。

但他也犯了一個所有“時代的幸運兒”都容易犯的錯誤：把時代的β當成了自己的α。

什么意思？

簡單說，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進程。在這個超級β面前，任何做地產的公司只要不太笨，都能獲得遠超正常水平的回報。王健林把這種時代紅利，理解成了自己個人能力的必然結果。

所以他說出“萬達進入的行業，無論國企、央企，都沒法做我們對手”，所以他認為港股“低估值對不起投資者”，所以他一次次加注對賭，因為他相信，自己肯定能贏。

而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賭徒心態之間，有一條極細但清晰的線：

前者有對風險的敬畏和止損的紀律，后者只有“這次一定贏”的僥幸。

2026年3月，《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王健林家族財富跌至100億元。從2016年的2150億到2026年的100億，十年蒸發超2000億。

但比金錢更殘酷的，是時間的嘲弄。

2016年王健林在牛津說“國企、央企都不是對手”的時候，大概怎么也不會想到，十年后接盤萬達廣場的，恰恰是央企“中建系”，中國建筑及其工程局以資產抵償工程款的方式，一家一家地收入囊中。

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王健林深陷債務泥潭的同時，當年被他視為“小兄弟”的企業家們，正在各自書寫新的故事。

劉強東的京東不僅參與收購了48座萬達廣場的股權，還在萬達廣場里開設京東折扣超市，成為白衣騎士。

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王健林的悲劇，不在于他“做錯了什么”，而在于他做了那個時代里所有人都會做、都認為對的事，但時代本身，已經不需要這些事了。

重資產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杠桿游戲被“房住不炒”終結，而資本市場的對賭游戲本質上是用未來的錢賭今天的命——贏了繼續加注，輸了滿盤皆輸。

一個時代的退場，往往不在它最壞的時刻，而在它最好時刻就已經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