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老師撐腰，硬剛誣告外還需破除四個障礙

吐槽青年出品

摘要：堅持師德違規問題零容忍，對誣告和污名也要零容忍。從教育部門到大學，全社會給老師撐腰，才有了很多硬剛惡意舉報的勝利。但我覺得，要勝利，更要避免耗費巨大成本的慘勝——包容的環境，責任邊界清晰的法規，理性成熟善待教育的輿論，是教師最硬的底氣。勇氣是一種奢侈品，期待這些結構性的障礙被打破，讓學校和老師硬剛時無須什么“勇氣”，而堂堂正正地依靠制度底氣挺直腰桿。

從這一次“復旦副教授沈奕斐被小學家長舉報”所引發的輿論反應看，輿論和公眾對那種濫用舉報損害教師權益的行為，已經深惡痛絕。正當舉報應受尊重，但惡意污名不可接受，評論區一邊倒對沈老師硬剛和復旦應對的支持，便是這種輿論水溫的體現。實際上，這不只是廣大網友的輿論態度，也是教育部門一直以來秉持的態度。

這事兒說起來并不復雜，是非很清晰：一個家長將孩子間普通的社交摩擦誤讀為“校園霸凌”，沈奕斐客觀地從專業角度作出判斷，孩子因分享零食未獲回贈而發生推搡，遠未達到霸凌的界定標準。然而家長拒絕接受這一判斷，憤而啟動“舉報機器”反復撥打學校各部門電話，投訴沈老師侵犯隱私、不務正業。據報道，連續兩個月，沈老師撰寫情況說明、配合調查，連正常工作都無法開展。在查清真相之后，復旦校方還了沈老師清白。

熱搜對這件事的標簽不過十多個字，我用不到100字就概括完了前因后果，但可想而知，身處被舉報漩渦中的當事人，這兩個月經歷了怎樣的折騰與消耗。不只是“間接躺槍”的復旦沈老師，還有被舉報者“奪命連環呼”直接糾纏的相關學校、老師、家長，不處理人絕不停止舉報，他們又承受了怎樣恐怖的壓力？吊詭的是，那個舉報者一直在暗處，只有“小學家長”這個抽象的面孔，而受害者沈老師卻在明處，有名有姓有單位，承受著具體的指控與聲譽壓力。幾個電話，輕敲幾行字，一張A4紙上的無中生有，卻要讓無數人耗費數月去調查，讓一個無辜者以近乎崩潰的方式去自證清白，零門檻舉報帶來的不對稱，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沈老師硬剛之后能站在鏡頭前“反殺反制”舉報者，而那些不夠硬、不夠剛、不夠強大而被“犧牲”的，也許只能在評論區默默敲出幾個字又刪掉了。

平心而論，當一個父母聽孩子說在校園受到欺負時，即使帶有偏信的主觀感受，但保護欲帶來的應激反應是正常的，每個學校都有這種糾紛處置和問題反映機制，對問題是零容忍的。——但如果在還原事實和解決問題后，仍不斷以舉報的方式進行糾纏，已經脫離了正當舉報范疇，而滑向惡意的騷擾，甚至是誣告。它披著合法的外衣，利用舉報程序的剛性，抓住公共機構的軟肋，形成一種“拋開事實不說，起碼在程序上拖垮你”的程序糾纏暴力。正如沈奕斐視頻評論區一位教師的留言：“很多班主任連續十幾年被認知偏執的家長折磨。”這絕非危言聳聽——《半月談》2024年10月的報道里提到，西南某基層教育局2024年前八個月收到的128條教師舉報中，僅七條基本屬實，查證率不足5.5%。這些子虛烏有的舉報，既傷害了老師，破壞了教學秩序，耗費了巨大社會成本，也侵蝕著正常反映問題的舉報空間。

舉報反映問題并無原罪，是應受保護的正當權利，但這類纏鬧式不實舉報傷害著正當根基。實際上，不只是教師群體對這種莫須有式的舉報深惡痛絕，從大學到教育主管部門，一直以來都在給教師撐腰。此次復旦大學核實后回應“內容專業客觀、不逾越合規邊界”“未給予任何行政處分”，就是一種撐腰。2023年8月，教育部新聞發布會就指出，要對教師的不實舉報及時澄清，公開正名；對惡意歪曲事實，誹謗詆毀教師的蹭流量行為堅決回擊，維護教師的合法權益。2025年教師節前夕，教育部教師工作司提出，會同公安部嚴厲打擊詆毀、污名教師等違法行為，維護教師良好形象，這些都是制度性的撐腰。

因作業布置得太少，有老師被投訴；因“性格太溫柔”，有老師被投訴；一學生丟了塊橡皮，家長見了兩次校長，打了兩次“12345”，警察來了三次。——舉報投訴很奇葩，讓人欣慰的是，這些奇葩投訴受到各地教育部門的狙擊：比如無錫設學校初核+教育局復核兩級核查，無證據不立案，避免教師被“掛案”消耗；張家口快速核查，不讓教師自證清白，心理咨詢“教師應援團”24小時響應；威遠縣等要求實名舉報，舉證責任倒置，從源頭減少惡意舉報；近來山東省濟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關于歸還教師管理權，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議》作出積極答復，拒絕“犧牲教師換和諧”；多地明確支持教師正當管教，不得因合理懲戒被追責，被誣告后澄清正名納入師德考核正面康，不影響評優評先，為教師履職減負松綁。這些都著眼于教師的現實痛點，從立體層面給教師撐腰！

從教育主管部門到大中小學，再到主流輿論，都在給老師撐腰，為什么很多老師仍感無力？問題在于，集體硬剛惡意舉報之外，還須破除以下幾個障礙，在輿論和制度層面為老師創造包容的環境。

其一，以消費思維看待教育關系的觀念障礙。很多人習慣于將市場那套思維照搬到教育關系中，覺得送孩子接受教育，自己是消費者，而學校和老師是“服務提供者”——既然我是消費者，你就得滿足我的各種需求，哪怕它是苛刻的、無理的、超出可滿足限度的。這種關系認知下，“信不信我投訴你”這種消費場景中的施壓邏輯就會掛在嘴上。實際上，絕不能用市場化那套邏輯來看待教育，教育關系是一種信托關系，信任與托付，信任老師，把孩子托付給老師，這個過程需要保持對育人者的信賴，信賴老師對孩子的良善用心與公正裁斷。不在觀念上理清這種關系，消費的優越感自然會滋長出濫用舉報的戾氣。用戶至上，家長至上，家長可以舉報老師，受委屈的老師能向哪里去舉報家長？家校需要一種平等的關系。

其二，標簽綁架、偏見先行、情緒裹挾的情緒障礙。因為這一次沈老師是在復旦查清事實后將此事公之于眾，沈老師在輿論先發聲，輿論才一邊倒站在她這一邊譴責舉報者。試想一下，如果是那個小學家長先通過小作文帶節奏，說自家孩子在學校被霸凌，將事實移花接木添油加醋，校方和老師保持沉默，網民會站在哪一邊？——“拋開事實不說，如果自家孩子被霸凌了怎么辦？”那種家長身份的輕易代入，很容易就會淹沒理性。輿論場每天上演太多的戲碼，多是情緒先行和標簽綁架，讓人有理無處講，逼得老師和學校只能息事寧人。這種情緒障礙，讓老師、學校陷入一種結構性的弱勢位置，很多時候只能選擇沉默或犧牲權益來進行自保。這也助長了一種個別綁架多數、偏執裹挾正常的“按鬧分配”惡劣行為。

其三，舉報代表正義、被舉報身陷污名的結構障礙。這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對稱打擊，舉報的成本近乎為零，打幾個電話，發幾封郵件，就可以完成，無須精準與窮盡舉證。而被舉報者則陷入無窮無盡的麻煩，污名之下承受沉重的精神壓力，不得不疲于應對各種舉證。打破這種障礙，需要為舉報設置門檻，課以舉證責任，并讓誣告者付出沉重的代價，才能避免這種合法性傷害讓老師失去腰桿。其實問題很多時候不僅在舉報的家長，更在缺乏原則擔當的學校，如果學校能夠貫徹舉證倒置，有處置問題的事實自信和法規自信，老師也不至于被程序所拖累。

其四，動輒得咎、缺乏包容、充滿潔癖的輿論障礙。本來孩子間發生一點小沖突，應該可以在教室和校園內形成解決的，這也是教育應有之義，卻在不斷舉報中“被敏感化”，逼得老師和學校戰戰兢兢地保持沉默，沈老師一句“這不是霸凌”的客觀事實判斷好像都冒了極大的勇氣。很多人覺得當下的學校有輿情潔癖和應激反應，其實輿論首先就是不容錯的，有一種潔癖氛圍，缺乏對爭議與討論的耐受度。這種潔癖形成了一種互相強化的閉環，各自處于一種繃得太緊的應激狀態。舉報更是將這種應激發揮到極致，老師便成為最大受害者。

堅持師德違規問題零容忍，對誣告和污名也要零容忍。從教育部門到大學，全社會給老師撐腰，才有了很多硬剛惡意舉報的勝利。但我覺得，要勝利，更要避免耗費巨大成本的慘勝——包容的環境，責任邊界清晰的法規，理性成熟善待教育的輿論，是教師最硬的底氣。勇氣是一種奢侈品，期待這些結構性的障礙被打破，讓學校和老師硬剛時無須什么“勇氣”，而堂堂正正地依靠制度底氣挺直腰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