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15年少800萬人，他們為何離開后很少回來，南方人總想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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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自2022年起已連續多年進入負增長模式。

而人口流失最嚴重的省份，正是位于版圖最北端、冬季氣候最寒冷的黑龍江省。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從2010年到2020年，黑龍江常住人口從3831萬降至3185萬，銳減超過646萬，降幅高達16.87%，遠超其他省份。

▲黑龍江

到2025年，黑龍江省的人口已經跌至3001萬，15年間失去800萬人，稱黑龍江為“中國人口流失最嚴重的省份”并不夸張。

每到冬天，黑龍江人“南飛”過冬的話題便會在互聯網上周期性升溫。

▲黑龍江20年流失了800萬人口

從三亞到北海，再到西雙版納，到處都能看到黑龍江人分享異鄉過年的短視頻，“黑龍江省三亞市”的調侃也成了評論區里的常見段子。

更有不少人干脆在海南、廣西、云南當地買房置業，舉家南遷。不少網友都注意到了一個趨勢：很多黑龍江人一旦離開，回去的次數就越來越少，最后干脆定居南方。

關于這種現象，互聯網上最常見的解釋無非是兩個層面。其一是氣候——黑龍江冬季漫長而嚴寒，對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的社會而言，“逐暖而居”幾乎成了一種自然選擇。

▲全國冬季平均氣溫

其二是經濟——資源型產業衰退、就業機會收縮、年輕人外流，導致越來越多人不得不去南方尋找工作和生活空間。

這些解釋當然都有道理，但似乎仍不足以解釋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同樣面臨經濟壓力，同樣是勞動力輸出大省，廣西、湖南、云南、貴州等地的人們外出打工，大多保持著與故鄉緊密的聯系——老家的房子要翻新，逢年過節要回去，賺錢的終極目標往往還是“回家”。

▲在回家這方面最有執念的就是廣西人了

可在黑龍江，越來越多人卻是“走了就不回來了”，不僅年輕人離開，甚至整個家庭都會遷走。這種差異，單靠經濟和氣候似乎不足以完全解釋。

為什么同樣是人口外流，黑龍江人的離開，卻總顯得比很多地方更加徹底？

▲黑龍江2010-2020的人口普查數據，人口負增長最嚴重

一、不過百余年的移民史

今天的黑龍江省約有3000萬人口，其中漢族占比超過95%。然而，這片土地上出現成規模的漢人聚落，至今不過一百五六十年。

在漫長的古代中國，漢人的核心聚居區長期集中在長城以南、青藏高原以東的所謂“漢地”。

▲明朝時期的東北依舊也是少數民族居住為主

東北雖然有遼闊的東北平原，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漢人的實際分布范圍基本沒有越過今天的遼寧省。

遼河平原一帶自戰國時期燕國設郡以來，斷斷續續有漢人農耕定居，但再往北，松花江、嫩江、黑龍江流域，則長期是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民族的活動范圍。這一格局從先秦一直延續到明代，幾乎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

▲清朝末年的東北三省

真正改變東北人口結構的轉折點，出現在清朝——但首先要經歷一段長達200年的封禁期。

清朝入關后，對東北實行了嚴格的封禁政策。在清廷眼中，這片土地是“龍興之地”，是滿族的發祥地，需要盡可能維持其原有秩序，因此長期限制漢人大規模進入墾荒。

順治年間（1644—1661年）開始修筑“柳條邊”，劃定封禁邊界，禁止漢人越界墾荒。

▲柳條邊

因此在整個清朝前期和中期，東北腹地除了駐防的八旗官兵、少量驛站人員和被發配的流人之外，幾乎看不到成規模的漢人聚落。今天的黑龍江省境內，更是地廣人稀，大片平原尚未得到充分開發。

封禁政策一直維持到19世紀中后期，才在內憂外患中逐漸松動。

原因主要有兩個：外部壓力來自沙俄。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沙俄通過1858年的《璦琿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割占了中國東北超過1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邊疆危機日益嚴峻，清廷意識到“移民實邊”已成為鞏固邊防的重要手段。

▲《璦琿條約》被迫簽訂畫面

內部壓力則來自華北地區，尤其是山東、直隸、河南一帶，從1850年代起頻繁遭受旱災、蝗災和黃河泛濫的沖擊，其中1876年至1879年的“丁戊奇荒”更是造成巨大人口損失，大量農民流離失所，急需尋找新的土地謀生。

于是，從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5年）開始，清廷逐步放寬乃至默許漢人進入東北墾荒。一場持續數十年的人口大遷徙就此啟動。

▲沙俄割占東北的部分領土

這些移民主要來自山東，其次是直隸和河南。他們或從山東半島乘船橫渡渤海到遼東半島，再逐步北上；或沿著遼西走廊步行出關，一路向北推進。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闖關東”。

▲闖關東

“闖關東”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黑龍江地區才開始出現成規模的漢族農業定居點。

從那時算起，黑龍江的漢人定居史，至今不過一百五六十年。這個時間放在中國其他地區來看，是非常短的。

▲從清末開始的闖關東，數百萬漢人涌入東北

對比一下南方諸省，情況就更加清楚了。

以嶺南為例，廣東、廣西地區自秦朝設立南海郡、桂林郡開始，就已經納入中原王朝的行政體系，漢人陸續南遷定居。此后歷經兩漢、唐宋、明清等朝代的持續開發，嶺南大部分地區逐漸形成穩定的農耕定居社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當中原陷入戰亂或改朝換代，就會引發大規模的人口南遷，而這些遷徙往往是整個宗族一起行動。到達南方后，他們聚族而居，逐漸形成了以祠堂、族譜、族田為核心的宗族社會結構。

▲東北地形

在許多南方村落，一個姓氏可以上溯幾十代人，祖墳、祖宅代代相傳，人與土地之間形成了長期穩定的世代聯結。

闖關東的移民模式則與此截然不同。

▲闖關東路線圖

當時北上東北的，絕大多數是自發前往的個體農民，很少出現整個家族共同遷出的情況。

一個屯子里可能聚集了來自山東好幾個縣的移民，大家操著不同的口音，彼此之間沒有血緣關系。他們當然知道彼此是“山東老鄉”，但不會有“同一個村”“同一個宗族”“同一個姓”這種概念。

▲闖關東

在這種情況下，南方那種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組織幾乎沒有形成的條件。東北農村的社會聯結更多依靠地緣——大家都是這個屯子的人——而不像南方那樣依靠綿延數百年的血緣網絡。

▲嶺南地區的宗祠

于是，東北形成了一種相當特殊的社會形態：人們在這里生活、勞作、成家，但人與土地之間的關系，更偏向一種近代移民社會，而不是傳統宗族社會。

這種社會結構本身并沒有優劣之分。相反，它也塑造出了東北開放、平等、流動性更強的社會氣質。在那個所有人都忙著開荒種地的年代，這一點并不會顯得特殊。但有些伏筆，往往要等到很多年后才會顯現它的分量。

而很快，東北就將迎來一場改天換地的巨變——20世紀上半葉，工業化的浪潮席卷而來。

二、短暫的輝煌

闖關東的移民潮在20世紀20年代達到頂峰。東北三省的總人口從19世紀末的約300萬激增至1930年前后的3000萬以上，三十年間增長了近10倍。

黑龍江省所在的松嫩平原，也從一片荒原變成了阡陌縱橫的農耕區。但真正改變東北社會形態的，并不是農業，而是幾乎同步到來的工業化。

▲中東鐵路，對東北地區的影響極其巨大

東北的工業化并非從零開始。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后，扶植偽滿洲國，出于資源掠奪和軍事擴張的目的，在東北建立了相當規模的近代工礦企業和鐵路系統，煤炭、鋼鐵、機械、化工等行業都有了初步的底子。

這種“建設”本質上是殖民性質的，但客觀上為后來的工業發展留下了基礎設施和產業工人儲備。1945年日本戰敗后，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接管并協助恢復了一部分工業產能，部分設備和技術的轉移也進一步鞏固了東北的工業基礎。

真正讓東北成為“共和國長子”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五”計劃（1953—1957年）。由于緊鄰蘇聯、工業基礎較好、資源稟賦突出，東北成為蘇聯援華項目最集中的地區——156個重點項目中，超過三分之一落戶東北。

▲一五計劃

大慶的石油、大興安嶺的木材、松嫩平原的糧食，再加上從蘇聯轉移過來的重型裝備制造能力，讓東北迅速成為全國工業化的發動機。

▲20世紀30年代的哈爾濱

在那個年代，黑龍江省的輝煌是實實在在的：哈爾濱是排在全國前列的經濟重鎮，齊齊哈爾是舉足輕重的裝備工業基地，大慶的人均GDP更是常年位居全國榜首。在整個計劃經濟時期，黑龍江的經濟總量穩定排在全國前十，部分年份甚至進入前五。

伴隨著工業化進程，東北的城市化率和教育普及率也長期領先于全國大多數地區。工礦企業和國營農場體系遍布全省，城市人口占比較高，廠辦學校的普及讓基礎教育走在了全國前列。

▲香坊火車站，哈爾濱的第一個火車站

然而，這種輝煌的背后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特征：東北的經濟體系是自上而下“嵌入”的。

投資來自中央規劃，產品流向全國，價格由國家統一制定，整個經濟循環并不依賴于本地的市場網絡和民間資本。這臺龐大的工業機器，在計劃經濟體制內能夠高效運轉，卻天然缺乏應對市場波動的自我調節能力。

▲改革開放后，迎來了下崗潮

改革開放之后，經濟邏輯發生了根本轉變。國家逐步放開價格、削減指令性計劃、引入市場競爭，東北重工業結構偏重、國有企業比例過高、民營經濟發育不足的短板開始顯現。資源型產業進入衰退周期，石油和煤炭產量下降，替代產業遲遲未能培育起來。

國企改制帶來大規模職工轉崗，卻缺乏足夠的中小企業來吸納就業。曾經的經濟高地出現了明顯下滑：黑龍江省的GDP排名從全國前十一路后退，跌落至全國下游；哈爾濱的經濟總量在全國城市中的排名，從最高時的全國前五跌出了前四十名，被不少南方地級市超越。

從改革開放至今不過四十余年，一個曾經的經濟大省便經歷了從巔峰到低谷的完整周期。

▲黑龍江從全國第十名跌落到全國27名

經濟的轉折，也讓其他一些因素逐漸浮出水面。不過，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并不是立竿見影的——它們更像是一種緩慢積累的過程，在5年、10年的尺度上可能并不顯眼，但拉長到20年、30年，就會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推力。

互聯網上討論最多的是氣候。在計劃經濟時代，冬季取暖由單位統一保障，漫長寒冬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相對有限。

▲中國年均氣溫

但經濟下行之后，取暖逐漸轉為家庭自擔，哈爾濱的供暖期長達半年，這筆固定開銷對普通家庭來說并不輕松。加之嚴寒對老年人健康的潛在威脅，氣候的劣勢隨著時間推移被逐步放大。

另一個緩慢發酵的因素是人口結構。由于城市化早、教育普及率高、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嚴格，東北比全國大多數地區更早進入了低生育率階段。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似乎不是一個問題，甚至被視為社會進步的標志。

但進入21世紀后，當經濟增速放緩、就業機會減少時，老齡化問題便同步浮現——退休人口比例不斷上升，勞動力人口比例持續下降，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日益加重。

▲ 黑龍江的勞動力人口年紀也是全國最高

還有一層更隱蔽的因素，是社會結構。改革開放初期，沿海地區借助外資和外貿迅速起步，但福建、浙江、廣東等地的民營經濟，在早期階段往往依托于本地的宗族網絡——親戚之間籌措啟動資金、同鄉之間共享市場信息、宗族信用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契約。

這種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的經濟協作模式，天然具備一定的資源配置和風險分擔功能。而在東北，闖關東形成的是多姓雜居、宗族關系相對松散的社會形態。當國企體系出現大規模調整時，社會層面缺乏類似的民間自組織網絡來提供緩沖。

以上這些因素——經濟的、氣候的、人口的、社會的——在20世紀末尚處于積累期，影響還不算明顯。但進入21世紀之后，它們開始疊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復合效應。而黑龍江人口外流的加速，正是這個復合效應最直觀的體現。

三、候鳥南飛與不歸的遠行

進入21世紀之后，此前幾十年緩慢積累的各種因素，開始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顯現出來。

最先引起大眾關注的，是“候鳥式”養老群體的壯大。每年10月前后，哈爾濱飛往三亞的航班便進入旺季，機上老年乘客的比例高得驚人。他們在海南、廣西、云南等地度過整個冬天，次年四五月份再返回東北。

這個現象之所以能成氣候，有幾個現實基礎。東北的城市化進程起步早，退休職工群體龐大，相比農村老人，他們有更穩定的養老金收入和一定的儲蓄積累，具備異地購房或長期租房的經濟能力。

▲房地產擴張時期，經常見到的房產宣傳

與此同時，航空和鐵路網絡的完善讓遠距離出行不再困難，南方城市的商品房市場又恰好提供了充足的供應。2000年代海南房地產一度火熱，其中來自東北的購買力不可小覷。

但更值得注意的，還不是規模有多大，而是遷徙的方向和邏輯，與其他人口輸出省份有著明顯的區別。

中國勞務輸出大省并不少。廣西、湖南、江西、貴州、云南，都是常年向外輸送大量勞動力的地方。但這些省份的人口外流，基本上是年輕人先出去——去廣東、浙江、江蘇打工，老人則留在老家守房子、帶孫輩。這種模式可以概括為“年輕人先走，老人留守”。

▲人口流出省份

但在南方，很多外出務工者的規劃是“在外面賺夠錢，回老家縣城買房”，也就是“離土不離鄉”或“暫離終歸”。

黑龍江的情況則剛好倒過來。最先走出去的不是年輕人，而是老人。老人帶著積蓄南下買房或租房過冬，子女隨后因照顧年邁父母、或是看到老人在南方生活得不錯而跟著遷過去。

老人先動，家庭重心隨之南移，年輕人再跟進——這是一個“老人先走，子女跟隨”的鏈條。在海南一些黑龍江人聚居的社區，許多人在這里已經安家置業，不少家庭已經好幾年沒有回過黑龍江，與故鄉的日常聯系越來越稀薄。

▲海南三亞天涯小鎮

這種差異的成因，當然可以列出很多條。但追溯到最后，還是要回到闖關東留給東北的“遺產”，是一個先天缺少血緣紐帶的社會。一個屯子里住著來自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彼此之間沒有宗族關系，沒有共同的祠堂和祖墳。

在這里扎根，就是開一塊地、蓋一間房，靠的是個人的力氣和運氣，而不是幾代人的積累和庇護。

▲東北黑土地

這樣的社會形態自有其優勢——它開放、平等、沒有沉重的傳統包袱，人與人之間更容易以“鄰里”而非“族親”的身份相處。但它也有一個隱藏的特點：當人們需要再次做出遷徙決定的時候，缺少那種把人往回拽的力量。

在南方宗族綿延數百年的地方，祖宅要有人守著，祖墳要按時祭掃，祠堂里的族譜還記著你的名字。這些看似日常的細節，實際上構成了一張無形的網，把人和土地緊緊地綁在一起。一個人可以暫時離開，但要徹底割斷這些聯系，需要極大的決心。而在黑龍江的大部分地區，這張網從一開始就沒有織起來。

▲嶺南地區的祠堂

大多數家庭的“老家”，往上追溯不過三四代，而且很可能已經搬過不止一次。“故鄉”是一個真實的坐標，但它的情感重量，天然要比那些宗族社會輕上幾分。

這當然不是說黑龍江人對故鄉缺乏感情。但感情和羈絆畢竟不是一回事。羈絆需要時間的積累——祠堂、祖墳、族譜，這些物理和精神上的錨點，需要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的傳承才能形成。

而在黑龍江，大規模的漢人定居不過一百五六十年，闖關東所形成的社會從一開始就是多姓雜居、血緣關系松散的。大多數家庭的“老家”往上追溯不過三四代，且往往已經有過不止一次的遷移經歷。換句話說，人與土地之間的聯結，天然就不像南方那些宗族綿延數百年的地區那樣緊密。

▲東三省地圖

這種差異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顯眼，但當一個人或一個家庭需要做出“是否離開故鄉”的決定時，它的影響就會浮現。

經濟機會的差距提供了離開的理由，寒冬和老齡化構成了外部的推力，而相對松散的社會羈絆，則在無形之中降低了離開的心理門檻。這不是決定性因素，但它是讓其他推力更順暢地發揮作用的一個條件。

回過頭來看，黑龍江的人口流失，是多重因素在幾十年間緩慢積累、最終交織在一起的結果。

闖關東所塑造的這種移民社會特征，或許并不是決定黑龍江人口流失的唯一原因，但它可能解釋了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為什么當經濟與氣候壓力同時出現時，這片土地上的很多人，會更容易再次踏上遷徙之路。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