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中美合作是現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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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全球矚目的中美元首會晤落幕，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為期三天的對華國事訪問，乘機離開北京。這是兩國元首繼去年10月釜山會晤后再度面對面就事關兩國和世界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并達成一系列新共識。

會晤結束后，鄭永年教授梳理了雙方在經貿等領域的溝通進展，并結合臺灣問題、中東局勢及其他國際熱點，分析中美互動可能帶來的影響，同時對未來中美關系發(fā)展趨勢及其國際影響作出前瞻評估。IPP評論特作整理，供讀者參考。

中美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關鍵是打破零和邏輯

5月14日上午，中美元首會談開場，習近平主席就中美關系提出三個問題，其中位于首位的是中美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這一問題引發(fā)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在鄭永年教授看來，這一問題關系到中美兩國的戰(zhàn)略選擇。

5月14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新華社記者 丁林 攝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不容忽視。改革開放以來，學界一直存在類似討論，甚至不乏“中美之間難免一戰(zhàn)”的聲音。然而，在鄭教授看來，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維。

如今，世界已進入“事實上的G2”時代，中美關系最重要的命題，就是能否打破零和邏輯，走上“雙贏”道路，跳出所謂“歷史的鐵律”。習近平主席此前曾指出，“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后來又進一步強調，“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發(fā)展”。這體現了一套系統性的戰(zhàn)略哲學，即中美之間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共存共進”。

就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而言，穩(wěn)定是中美關系的“基礎中的基礎”。中美之間需要進一步探索未來國際秩序應如何構建。在鄭永年看來，未來中美關系可從三個層次理解：最低限度的穩(wěn)定，是兩國不發(fā)生正面戰(zhàn)爭；在穩(wěn)定基礎上發(fā)展積極關系，通過經貿合作和常態(tài)化溝通解決問題；面向未來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在和平共處與務實合作基礎上探索新型大國關系。這不僅關系中美兩國，也對國際社會具有重要的觀念和制度意義。

中美“新定位”的三年窗口，既是為特朗普定制的，也是為積累互信

此次中美元首會晤中，兩國元首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zhàn)略穩(wěn)定關系”作為兩國關系的新定位，為未來3年乃至更長時期的中美關系作出戰(zhàn)略指引。在鄭永年教授看來，這一定位的關鍵，是以穩(wěn)定為基礎，通過元首外交確定方向，以實力和務實合作管控分歧。

5月15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小范圍會晤。這是特朗普抵達時，習近平熱情迎接。新華社記者 李響 攝

鄭永年教授指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zhàn)略穩(wěn)定關系”，本質上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三年的時間窗口主要是為特朗普“量身定做”的，既對應其任期，也為雙方積累互信提供條件。

鄭永年教授認為，中美互信的恢復具有一定基礎。比如，美國頂級企業(yè)家集體訪華，顯示出雙方經濟的高度互補性。從路徑上看，與美國持續(xù)打交道的一個重要經驗是：元首定調、確定格局，官僚機構和政府部門負責具體執(zhí)行。

鄭永年同時強調，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關系才最為牢靠。他表示，我們要發(fā)展新的手段和工具，在人工智能、網絡空間等領域穩(wěn)住局面，以實力促成理性。中國的整體實力和獨特智慧，是推動和平與新型國際關系范式形成的重要基礎。

中美探索大國關系，將重寫國際關系底層邏輯

此次會晤上，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建立大國關系新范式”。這一概念的視角呈現出宏大的戰(zhàn)略視野。在鄭永年教授看來，這不僅是對中美關系的整體認知提出新要求，也意味著雙方需要在方法論和底層邏輯上探索一種雙贏、和平共存、合作共發(fā)展的新型國際關系模式。

5月14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新華社記者 殷博古 攝

鄭永年教授指出，觀察中美關系，應放在新型國際關系和新型大國關系的整體框架下理解。在他看來，此次會晤正是探索大國關系新范式的一次重要實踐，這一探索將重寫國際關系的底層邏輯。

此次會晤議題廣泛，涵蓋經貿、兩軍溝通、臺灣問題、烏克蘭局勢及中東危機等。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貿易代表、財長等高層官員均參與其中，顯示出會談的高密度和高規(guī)格。中美雙方都認識到，合則兩利，斗則俱傷；若沖突失控，還可能對全球秩序造成系統性破壞。尤其是中美同為核武大國和AI技術領先國家，避免誤判、管控分歧更具特殊重要性。

因此，此次會晤在處理雙邊關系和國際熱點問題的同時，也是在探索一種新的國際關系范式。鄭永年教授認為，這也與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形成呼應，共同回應發(fā)展、安全、文明沖突和全球治理等結構性危機。

用好兩軍溝通渠道，是穩(wěn)定中美關系的重要基石

此次會晤中，雙方同意進一步用好政治外交、兩軍溝通渠道。鄭永年教授表示，這不僅有助于防止戰(zhàn)略誤判和意外沖突，也是探索新型中美關系模式、維持兩國關系基本穩(wěn)定的重要基礎。

2025年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大會上，徒步方隊通過天安門廣場。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對兩個超級大國而言，保持關系基本穩(wěn)定的最低要求，就是避免兩軍之間出現戰(zhàn)略誤判。歷史經驗表明，誤判的代價往往是災難性的。許多戰(zhàn)爭的爆發(fā)，并非某一方精心策劃，而是由一連串誤判和意外擦槍走火引發(fā)。

中美在利益結構、安全認知及具體議題上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南海和臺灣問題對中國而言是核心主權問題，而在美國認知中，更多被置于地緣政治空間中考量。這種認知差異，使溝通機制成為彌合理解偏差、避免沖突升級的必要工具。隨著美國日益將自身定位為亞太國家，臺海問題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即便沒有直接爭端，美國也會出于經濟和地緣利益持續(xù)介入區(qū)域事務。

鄭永年教授強調，奧巴馬時代以前，中美關系總體處于“接觸模式”，雙方擁有較多對話平臺；特朗普第一任期后，對話平臺減少，博弈色彩加重。歷史無法重演，未來中美需要建立更加現實、穩(wěn)定的新型關系模式，而兩軍溝通機制正是這一模式的重要基石。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核心底線

在中美元首會晤中，習近平主席強調，“臺獨”與臺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臺海和平穩(wěn)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臺灣問題。

4月8日上午，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領國民黨訪問團拜謁中山陵。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所在，其他議題可以協商或交易，但主權問題絕無交易余地。中國對臺灣問題的立場反映了14億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是歷史上民族屈辱與主權核心的集中體現，因此在中國外交中始終被置于重要位置。

從美國視角來看，臺灣更多被當作地緣政治博弈的籌碼。隨著中國實力增強，實現統一的能力和意愿也日益明確，美國部分強硬派意識到“時間窗口”縮窄，反而加大對臺支持，這提高了臺海“擦槍走火”的風險。此外，局勢復雜性還受到島內“臺獨”勢力及美國《臺灣關系法》約束的影響。

鄭永年教授強調，中國仍以和平統一為首要目標，“一國兩制”是重要方案，但若局勢逼至絕境，中國有決心、有能力，必將完成統一。

在“中—美—俄”三國關系中，中國處于核心地位

此次，臺海、伊朗、俄烏等問題都擺上了中美元首會晤的談判桌。在鄭永年看來，中美合作是現實需要，但合作不能建立在議題交易和簡單選邊的基礎上；中國應在堅持臺灣問題底線的同時，通過政治外交方式推動中東、俄烏等熱點問題降溫。

5月6日，在德黑蘭瓦納克廣場，一座描繪波斯神話人物阿拉什（Arash）的雕像矗立在一棟建筑外墻上，旁邊是一塊廣告牌，廣告牌上用波斯語寫著“永遠在伊朗手中”。圖源：Getty Images

鄭永年教授強調，伊朗、中東、俄烏等議題都與大國關系緊密相關，中國的角色也愈發(fā)關鍵。伊朗外長在特朗普訪華前到訪中國，俄羅斯總統也即將訪華，這些都表明，相關各方都在關注中國能夠發(fā)揮何種作用。中國甚至可能正在扮演一個遠超外界預期的重要角色。

鄭教授認為，中美合作應服務于和平發(fā)展。簡單站隊并不能帶來穩(wěn)定，中國更強調通過政治和外交手段解決爭端。自伊朗戰(zhàn)爭以來，中國一直主張先停火，并強調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與能源安全，避免引發(fā)全球性人道主義危機、能源危機和經濟危機。

在俄烏沖突問題上，戰(zhàn)爭能否結束，取決于各方是否看到停戰(zhàn)的利益。中美如果能夠形成共識，推動相關各方往前走，有可能為停戰(zhàn)創(chuàng)造條件。

對于下一階段中、美、俄三方關系，鄭永年教授認為，今天的中國在三國關系中處于核心地位，扮演關鍵角色。普京總統來華將討論諸多議題，既包括中俄雙邊經貿合作，也包括俄烏沖突等世界事務，并有望取得積極成果。

經貿與科技不應被“泛安全化”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fā)言人5月16日介紹，中美雙方在經貿領域達成五方面初步成果，包括關稅安排、成立投資委員會和貿易委員會、解決農產品壁壘等。鄭永年教授認為，這些合作安排應從雙方現實需求和互利關系出發(fā)來理解，不能簡單套入“誰贏誰輸”的零和框架，更不應被泛化為安全問題。

英偉達首席執(zhí)行官黃仁勛、蘋果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蒂姆·庫克和花旗集團首席執(zhí)行官簡·弗雷澤隨行到訪北京。圖源：EPA

鄭永年教授指出，必須認識到，此次會晤中雙方達成的一系列合作和安排，并不是“美國贏、中國輸”的零和博弈。中國購買美國大豆，是基于自身市場需求；中國采購波音飛機，同樣源于中國市場的實際需要。醫(yī)療設備、民用飛機等許多領域本不應被“泛安全化”。與此同時，真正敏感的軍工、國防及部分高科技領域，確實需要納入實質性安全考量。

問題在于，中美經貿聯系廣泛，其中涉及國家安全的部分只是少數。如果一切議題都被“泛安全化”，兩國最終將徹底喪失互信與合作基礎。

他表示，中美成立投資委員會和貿易委員會，這不僅是一般的對話，更是對雙邊關系進行維護和管控的機制。雙方同為利益攸關方，需要及時通過機制解決問題，而不能等事態(tài)發(fā)展到沖突邊緣。這些機制更多建立在現實力量的基礎之上。中美已經歷多輪談判，關稅、貿易、科技等多領域都“過了招”；當前若能達成共識，則表明雙方目前是在“基于實力的基礎上”推動合作。

企業(yè)互聯互通可以成為中美關系的緩沖區(qū)

多名隨特朗普一行來訪的美國企業(yè)家表示，他們對中國經濟充滿期待，看好中國的長遠發(fā)展與市場機遇。在鄭永年教授看來，中美企業(yè)之間持續(xù)的互聯互通，既體現了兩國經濟深度互補，也能在政治關系波動中發(fā)揮緩沖作用，為中美關系長期穩(wěn)定積累現實基礎。

5月14日晚，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的歡迎宴會上，有多名中國企業(yè)家亮相。圖源：央視新聞

鄭永年教授認為，中美企業(yè)之間的互聯互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兩國關系的“緩沖區(qū)”。與冷戰(zhàn)時期美蘇關系的最大不同，在于中美兩國存在經濟上的深度依賴。即使經歷脫鉤、貿易戰(zhàn)、科技戰(zhàn)，雙方依然保持大量往來，體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性。

鄭永年指出，中美經濟高度互補。中國擁有中低端制造業(yè)優(yōu)勢和完整產業(yè)體系，具備較強韌性；美國的韌性則部分來自盟友體系和自身優(yōu)勢。隨著政治互信恢復，兩國經濟聯系不僅不會削弱，反而可能進一步加深。美國談貿易問題時，往往只盯著貨物貿易，因為中國是制造業(yè)大國；但如果把服務貿易納入考量，美國在金融和服務業(yè)上的優(yōu)勢同樣明顯。由此來看，中美之間仍有廣闊的共贏空間。

此外，企業(yè)互聯互通也包括人文交流。中美青年交流不足，會削弱商業(yè)機遇、加深彼此誤解。馬斯克、黃仁勛等美國企業(yè)家如能增加對教育領域的投入，支持更多美國青年來華學習交流，將有助于為中美關系的長遠發(fā)展夯實基礎。

中美關系向好發(fā)展，既需要實力支撐，也需要價值觀引領

鄭永年教授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表現出的“新現實主義”，反映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變化；中美關系無法回到過去，但只要雙方基于現實建立穩(wěn)定機制、管控競爭，仍有可能走向更好的未來。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五下午在北京國際機場，登上總統專機“空軍一號”，準備回國。圖源：法新社

鄭永年教授認為，中美關系仍有較大機會向好發(fā)展。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美關系惡化，既與蓬佩奧等強硬派的影響有關，也與美國對外戰(zhàn)略整體調整有關，不能簡單歸結為中美雙邊問題。

在鄭永年看來，特朗普第二任期表現出的“新現實主義”，背后是美國對中國認知的變化。中國經過這些年的持續(xù)發(fā)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特朗普本人及其周圍一批核心團隊成員，已經意識到中國已經崛起，美國需要直面一個具有實力的中國。美國國內依然有強硬派抱有舊思維，但以魯比奧、萬斯為代表的新一代美國政治人物，成長于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中，他們的觀察視角和分析框架與上一代美國政治人物已有明顯差異。

鄭教授同時強調，新的國際關系范式不會立刻形成。大國關系既需要實力支撐，也需要價值觀引領。僅有價值觀而無實力支撐，是烏托邦；只有實力而缺乏價值觀引導，也可能滑向犬儒主義。真正可持續(xù)的路徑，是將實力、價值觀和智慧結合起來。中美關系無法回到過去，但確實有可能走向更好的未來。關鍵在于雙方能否在現實基礎上建立穩(wěn)定機制，將競爭控制在可管理范圍內，并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內容整理自公眾號“大灣區(qū)評論”，原文請詳見下方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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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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