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配合日本新右翼，中曾根康弘的"戰后政治總決算"，野心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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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翼是在70年代初期，國際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繼續對立，冷戰仍在進行；日本國內，在經濟出現騰飛的同時，自民黨“一黨獨大”的體制更加鞏固，傳統的保守主義路線得以繼續推行和落實的國內外背景下出現的。

但對于傳統右翼來講，自戰后以來，他們為之爭取和斗爭的一系列目標均沒有實現，諸如恢復明治憲法，確立天皇統治地位，建立日本國軍，擺脫美國控制，提高右翼在國會中的地位等，都使右翼們很是沮喪和憤顢。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新右翼經過60年代前后學生運動的“磨礪”脫穎而出，也就不可避免的帶有既不同于傳統右翼、又源于傳統右翼的特征。

1、新右翼的特征

一水會頭目鈴木邦男及其骨干成員田原康邦、伊藤邦典都是傳統右翼“生長之家”總裁谷口雅春的愛徒，他們都是從學生時代(甚至初高中時代)就追隨谷口，聽取他的教誨；一水會另一位骨干犬冢博英則師從中村武彥，中村其人也是著名的右翼人物；另外，一水會副會長阿部勉的老師是橘孝三郎。還有右翼巨頭笹川良一等也都“培養”了一批新右翼的骨干分子。所以，從淵源上看，稱新右翼和傳統右翼是父子或師徒關系并不過分。正因為如此，新右翼的許多觀點與傳統右翼沒有根本的區別，如反共、推崇天皇、主張憲法改定、自衛獨立等。

新右翼肯定暴力，不放棄恐怖活動，在這一點上，他們同傳統右翼有共同之處，但其中又有微妙的區別。新右翼最為推崇的是三島式的“犧牲一人，保衛國民”的精神，如襲擊經團聯事件。

他們美化新右翼的暴力為:

不是為了個人恩怨，而是為了國家。躲在群眾后面扔石頭，藏在群眾中逃跑的是左翼，不是右翼，是卑劣的。當國家危險之際，就像白血球聚集起來去修復傷口那樣的意識，采取的恐怖活動即使不能保衛國家，但持有遺傳因子式的使命感。

所以，采取恐怖活動的目的:

不是去考慮殺人，而是要犧牲自己，沖擊危害國家的人，是想著救國，在殺死對手前，首先(想的)是自己去死。

應該說，新右翼的天皇觀既接受了傳統右翼的觀念，但更多的是受三島由紀夫思想的影響。三島是個狂熱的天皇主義者，主張恢復天皇的統治地位，但是，他在很大意義上是把天皇當作日本歷史、文化、傳統的化身，而不是“現人神”的降臨，這同傳統右翼的天皇崇拜是有區別的。

所以，新右翼的天皇觀也帶有三島思想的影子。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后，新右翼對天皇的推崇更趨于“天皇的精神和理念”。因此，新右翼不再像傳統右翼那樣，對天皇無限的、狂熱的崇拜，也不會像他們那樣為了天皇可以毫不猶豫地獻身。

鈴木就說過，“現在，我還沒有為天皇去死的意識”。但是，新右翼并不因此而絲毫動搖“天皇護持”的立場，擁護天皇，維護天皇制仍然是他們的運動重點之一。

鈴木說:日本有天皇陛下實在是精彩無比。

天皇陛下的存在可以避免齊奧塞斯庫、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出現，但天皇不應涉及政治性問題，而是文化方面自由的發揮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87%的國民都和我一樣，是天皇的支持者。

“統一戰線義勇軍”頭目木村浩三也認為，“日本是天皇之國”，“天皇是日本國民深層心理的集合”，“令我們安心的是天皇的現實存在”。

日本青年社事務局長中川成城則表示:

天皇對于我來說是絕對的，我只要看到天皇的影子就禁不住劈里啪啦流淚......當然，這是意識形態問題，也就是思想觀念的形態。

制造經團聯事件的野村秋介，在他后來跑到朝日新聞社自殺時喊的口號是“皇道彌榮”，與戰爭期間神風隊的口號有相似之處。可見，新右翼的天皇觀又是矛盾的，他們對天皇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帶有文化和理念意義的偶像崇拜，而不是把天皇當作“神”來進行宗教式的頂禮膜拜，他們的意愿也同傳統右翼有別，即無意恢復明治時期天皇的統治地位。

新右翼對于戰爭責任的認識不盡統一，有一部分新右翼堅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他們反對東京審判，反對戰爭反省和謝罪，否認日本的戰爭罪行，是新右翼中的極頑固分子。值得提出的是，在新右翼中，也有一部分團體或人物對戰爭責任問題或多或少有些認識——盡管是曖昧的，或者是膚淺的。

日本青年社的事務局長中川成城認為:

侵略的確是事實，可是在那個時代是沒有辦法的事，作為我，當時也要這么決定(即發動侵略戰爭)。

鈴木邦男的見解則是，“那場戰爭是不好的。我們應該謝罪”，但是，“當時90%的國民都講要戰爭(支持戰爭)，把天皇陛下卷了進去，天皇陛下沒有關系(責任)”，所以:九成的國民都有責任，要道歉應該由我們道歉，我們是戰爭責任者，當然，九成的贊成者是出于大義，出于當時不得已的狀況，教科書中如何寫都可以，但應該和反省內容并行，不能把責任推卸給天皇陛下一人。

統一戰線義勇軍頭目木村浩三對戰爭責任的看法是:

我不能說大東亞戰爭全部是正確的，其中也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是，要區分各個時期的戰史予以公正的評價，片面、偏頗不能透視其本質，為了認真反省過去的不幸，如何把握未來才是最重要的。

中川還認為，戰爭的受害國也有責任:

朝鮮人自己的黨派之爭，不能保全自國的獨立，也應該反省。

2、新右翼的目標

新右翼的運動重點之一是粉碎“YP（雅爾塔、波茨坦）體制”，所以，他們認為自民黨保守政權也是“反動勢力”，甚至提出打倒自民黨政府的口號。同時也批判傳統右翼為自民黨政權保駕護航、肯定戰后體制的舉動。

日本青年社情報宣傳局長箱崎一像稱:

我們青年社開展運動的真正目的是把握未來，為了國家和世界的未來，為了我們的子孫，所以，既反共，也反權力，對國民進行啟蒙教育活動。

民族革新會議副議長松本效三也表示:“我們的本質就是反權力”，“因為自民黨輕視日本的傳統和文化”。為了實現粉碎“YP體制”的目標，新右翼極力主張建立日本國軍。

統一戰線義勇軍頭目木村浩三就說過:

國家的要素之一是安全保障，為此，當然要建立國軍，這是當今世界的普遍狀況。

要建立國軍，前提是必須修改現行憲法，刪除憲法第九條中“不保持戰力”、“放棄交戰權”等內容，所以，新右翼在鼓吹修改憲法的問題上特別賣力。

新右翼從成立伊始，就把收復沖繩、奪回北方領土當作運動的重點之一。一水會創辦的會志就命名為“收復失地”，而統一戰線義勇軍的前身叫做“奪還北方領土青年委員會”，后改稱統一戰線義勇軍。1977年，國際勝共聯合舉行聲勢浩大的“北方領土歸還對蘇國民大會”，會后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另征集了1000余萬人簽名。

另外，每年的8月9日(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東北日，日本右翼稱為“恥辱日”)，新右翼(包括傳統右翼)都要召開“滅蘇(俄)反共國民大會”，然后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和圍攻蘇聯(俄羅斯)大使館，在日本稱作“反蘇(俄)示威”。

需要指出的是，新右翼在中國領土釣魚島問題上更是充當了破壞中日關系、踐踏中國主權的卑劣角色。早從1972年5月開始，愛國青年聯盟的成員就悍然登上了釣魚島，在島上揭起日之丸旗。1978年8月，日本青年社骨干衛藤豐久(后會長)率領8名隊員再次登島，在中國領土上建起燈塔。這以后，青年社每年都要數次派隊員登島，進行燈塔維修，更換電池等。

1988年6月，他們又在島上建起太陽能式電池的燈塔。目前，該燈塔雖已壞損，但日本右翼勢力粗暴踐踏中國領土的行為已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毋庸置疑，新右翼在釣魚島的所作所為是以自民黨政府明里暗里的支持為后盾，最近，日本政府竟然置世界華人的強烈抗議而不顧，采取卑劣的“租島”伎倆，為解決中日間領土的糾紛制造了更大的隱患。

還有，每逢中國領導人赴日訪問時，新、舊右翼團體常出動街宣車鼓噪搗亂。

有文章稱:

(當中國領導人到來之際)右翼反反復復的出動街宣車，高音喇叭的聲響恐怕不會取得市民的共感，即使他們的主張有多少正當(成分)，也不會得到評價，相反只會引起反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右翼是在70年代以來右翼學生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們還沒有能力成為日本右翼運動的主體，也取代不了日本右翼運動的主流和方向。但是，他們的一些主張卻反映了當今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動向，且與日本政治決策層、學術界右翼的見解略同，特別是同“鷹派”政治家小澤一郎、石原慎太郎等人的政治主張合拍。因此，對日本新右翼勢力的崛起，以及新右翼對日本未來走向的影響不可掉以輕心。

3、戰后政治總決算

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出臺組閣。大平政權認為，隨著日本經濟大國化的實現，以及日本社會的全面轉型，日本的國家目標也應該從“經濟中心時代”轉向“重視文化時代”，尤其是“必須積極地發揮和負起符合日本國際地位的作用及責任”。

1979年1月25日，他在施政演說時說:

戰后30余年，我國為了求得經濟的發展，一往無前地邁進，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今后)根據我國對世界的作用和責任，必須認真地展開內外施策。

這以后，他又多次在國會會議上指出:

(日本)必須分擔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的責任和作用。為了維持基本的國際秩序，我國應該負起符合其國際地位的責任，發揮其作用。

此后，大平又多次在國會會議上指出:

(日本)必須分擔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的責任和作用。以日美安全保障體制為基軸，努力整備自衛所必需的、有限度的而且是高質量的防衛能力，確立與我國相稱的防衛體制方針。

從大平口口聲聲強調“國際貢獻”的演說中可以看出，從大平政權開始，向政治、軍事大國邁進的新保守主義萌芽已初露端倪。也可以說，是日本自民黨政權邁向新保守主義的第一步。

1982年11月，經過鈴木善幸的過渡內閣，戰時曾任皇家海軍軍需官的中曾根康弘上臺組閣，標志著新保守主義正式登場。中曾根上臺伊始，就拋出了“戰后政治總決算”的口號，主張清算戰后以來的“經濟主義政治”，促進“國際國家日本的形成”。

中曾根多次強調，日本正處在“重大的轉換期”，日本應該做到:

為人類的和平、繁榮作出積極貢獻，在國際社會上享有名譽的地位。

之所以提倡建設國際國家日本，是考慮到我國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提高，寄予我國的期待和要求也將增大。

1983年，中曾根在群馬縣的一次講演中，更明確的用“政治大國”的概念取代了“國際地位”和“國際貢獻”。

他說:

要在世界政治上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分量，而且增加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

1983年1月，中曾根在訪問美國時公開宣稱:

(日本)應全部與完全掌握控制日本海的戰略海峽，以便在出現緊急情況時不使蘇聯潛艇通過，并不會有其他艦隊活動。(日本應該成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

日本自戰后以來，始終堅持防衛開支不超過GNP的1%的限界，可是，這一禁區被中曾根內閣打破。1986年2月，中曾根內閣通過了1987年度防衛開支數額，首次達到GNP的1.04%。從此，日本各屆內閣的防衛開支都有增無減，其絕對額甚至躍居世界的第二位。

應該說，修改憲法是自民黨執政當局由來已久的“夙愿”，在經濟主義時代，修憲論就時隱時現，只是由于時局和國內外因素的制約一直未能正式擺上日程。1980年鈴木善幸組閣后，啟動了自1973年以來就處在“冬眠”狀態的憲法調查會，又委任老右翼奧野誠亮為法務大臣，著手憲法的修改事宜。奧野上任伊始就放厥詞，稱:現在的憲法是基于占領軍的指示決定的，我希望由國民自己制定憲法。

奧野的狂言遭到在野黨的強烈批判，然而，官房長官宮澤喜一卻出來打圓場稱:“這不算什么問題。”中曾根上臺后，朝野內外的改憲派對其寄予了“厚望”，稱“理解憲法改正的總理誕生了!”的確，早在50年代初中曾根就是一個堅定的改憲派，他曾上書麥克阿瑟，指責和平憲法“是美國式憲法”，是“強加在日本頭上的束縛”。

他組閣后，更明確表示:

(日本)法律、制度都不完善，憲法也是如此。我個人是改憲論者，我考慮需要就憲法進行研究。(應該)打破禁區。

所以，在1983年1月22日的自民黨大會上，明確地把“改憲方針”列入自民黨的決議中，內稱:

自主制定憲法，即自主的改正憲法是自民黨建黨以來的黨是，今后要繼續堅持和平主義、民主主義和尊重基本的人權，適應時代的變遷就改正現行憲法進行研究。

進行“教育改革”是中曾根內閣的三大任務之一。

1984年2月6日，中曾根對國會提出“教育改革的視點”，強調此次教育改革是:

明治以來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點。(要求教育必須立足于)轉變國民意識。
教育制度、教育內容要多樣化、彈性化，并要重視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追求適應國際國家日本國民的教育國際化。
(教育的目的是)日本人必須達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這種自信)必須從理解傳統體制和歷史開始。

為此，中曾根內閣于1984年8月21日成立了一個“臨時教育審議會”，作為內閣教育改革的咨詢機關展開工作。

最后，該會達成了“共識”，即“基礎知識教育”必須以:

日本民族光榮的歷史為主要內容。
應該喚起愛國心，強制“日之丸”、“君之代”。.

這樣，在中曾根任上:

教科書的審定制度被重新強化。日之丸、君之代實施義務化。

至少，中曾根對如何在孩子們中形成新民族主義這個問題寄予了強烈的關心。

綜上，不難看出，從大平內閣以來，特別是中曾根組閣以來，自民黨傳統的保守主義路線被逐漸修正，以追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為目標的新保守主義出臺，它刺激了戰后以來對侵略戰爭一直不認賬、不謝罪、不反省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

為復活軍國主義史觀提供了國內的政治氛圍，并把右翼勢力的注意力吸引到攻擊東京審判，反對戰爭反省，反對“謝罪史觀”，美化侵略戰爭上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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