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中共地下情報組織——東北青年救亡總會，搜集大量戰略情報，從未遭到破壞

文/金志宇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地區，扶植漢奸傀儡建立了偽滿洲國，妄圖以此為戰略后方，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在東北，日本侵略者殘酷鎮壓抗日活動，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和奴化教育，一時之間，日寇在長城一線建立的所謂“國防線”，成為阻遏抗日志士的鬼門關。

但是，黨在東北地區組織和領導的抗日斗爭從沒有停歇，所謂“國防線”也沒能阻擋住黨的情報工作者，黨的情報工作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取得了長足發展。其中，東北青年救亡總會這一情報組織表現最為突出，1944年初，毛澤東在延安收到關于他們的情況報告，欣喜地說：“東北并非鐵板一塊，國防線是可以突破的，滿洲工作大有可為。”

國外國內

東北青年救亡總會在東北地區活動十分深入，不僅打入日偽多個核心要害部門，搜集到高質量的情報，而且在敵人嚴密的羅網中很好地發展壯大了自己，成為黨在東北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長達十年間成功堅持活動的情報工作隊伍。但這一支傳奇的隊伍卻是從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本營東京發展起來的。

九一八事變后，一些東北青年學生因種種原因前往日本留學，亡國奴的悲慘處境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忱，東京相對寬松的文化氛圍又為他們提供了接觸進步書籍的機會，于是他們中很多以同鄉、同學、親屬等關系為紐帶結成的“讀書會”性質的組織應運而生。其中東京反帝大同盟和社會科學研究會等進步團體逐步融合成一個較大的組織。

◆留學英國時的張為先。

東京反帝大同盟成立于1935年8月，其領導人是張為先、丁宜（本名丁尚權）。張為先是沈陽著名民族資本家張惠臨之子，1932年在留學英國期間加入共產黨，1934年回國后無法接上組織關系，遂前往日本留學，到東京后，他發現日本在言論自由的幌子下，很多難以看到的進步書刊都能公開銷售，于是想借此機會吸收進步青年參加革命，他隨即邀請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政治系的老同學丁宜赴日留學。他們兩人共同倡議成立了組織，明確要求成員學習馬列主義，參加抗日救國斗爭。陳卓毅、趙家賓、何正卓、于靜純等留日東北學生參加了這個組織。

社會科學研究會是由在早稻田大學學習的田琛（本名王耀紀）、侯洛（本名由子庫）、丁非（本名張紹維）、高亮（本名高丕澤）、馬昆山等5名東北學生于1937年8月成立的，他們在國內受到一二·九愛國運動的影響，也自發地開展了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此外，還有一個由趙冬日、夏航（本名荊玉珩）等組織的小規模讀書會，也傾向于馬列主義。

◆自偽滿時期起長期潛伏在長春的高亮。

這幾個進步團體經常利用周末休息時間到郊外風景區碰頭，匯報學習心得，交流情況和意見，把愛國青年學生組織起來，為有志青年從事救亡工作進行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因為有著共同的理想追求，這些本就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東北學生在1938年初將原來的三個團體合并成立了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此時，張為先、丁宜已先后回國，張為先于1937年6月與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聯系，恢復了黨的組織關系，被派回沈陽從事情報工作，他與丁宜都以私營的志城銀行高級管理人員作為掩護身份，并于1938年初成立了情報組織“覺社”，志城銀行經理鞏天民等人被吸收為成員。

1938年夏天開始，其他原在日本留學的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成員陸續畢業歸國。雖然過去有聯系，但張為先、丁宜出于慎重考慮，沒有向他們透露與黨接上關系及為黨從事情報工作的情況。在經過一個時期的接觸和考察后，張為先、丁宜認為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可以作為黨的情報組織開展活動，于是找到當時的負責人趙家賓，向他說明了情況。趙家賓與其他領導成員商議后，一致同意在張為先、丁宜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隨即，將組織名稱改為東北青年救亡會，在日本活動的部分則改稱新知識研究會。在黨的領導關系上，也幾經調整，到1940年后才最終確定由晉察冀中央分局社會部領導，組織名稱也確定為東北青年救亡總會。

◆學生時代的孫平化。

隨著組織和領導體系的健全，東北青年救亡總會逐漸形成了重點在國外培養發展成員的獨特機制。比如，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從事對日交流工作的孫平化（曾任中日友協會長），就是這一時期前往日本的東北留學生，他被吸收進組織的經歷很有代表性。

1939年1月，孫平化（本名齊守福）考取公費留學日本資格，他原本打算入讀畢業后能獲得高收入的建筑專業，但此時，他的同鄉米國鈞已是新知識研究會的成員，希望引導他參加革命活動，于是建議他學習課業負擔比較輕的應用化學專業，這樣就可以有充裕的時間閱讀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孫平化接受了建議，入讀東京工業大學附屬預備部，開始把大量時間用于閱讀進步書籍，經過一個學期，孫平化的思想發生根本變化，下定決心“我要加入到米國鈞他們的行列中去”，全力投身反日組織的活動。不久，孫平化通過自己的一個舊同事，結識了來日學習的偽滿軍官石迪（本名石昱鄰）和張進，也把他們都吸收進了組織。

打進拉出

1938年3月，高亮、馬昆山、王煥墀即將畢業歸國，他們向偽滿駐日大使館報名申請畢業后去偽滿宣傳機構“弘報協會”工作。此舉轟動了偽滿的上層，因為當時一般留日學生都是以在日本的“鍍金”資歷去謀取官職，他們不去求官而只是申請從事新聞工作，不啻為驚世駭俗之舉。回國后，他們都被安排到“國通社”作新聞記者。記者的身份為他們出入偽滿各大機關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們也因自己不求官的舉動在偽滿上層圈子里知名，在后來開展的情報工作中，這成為他們得以搜集日偽方面大量重要情報的極好掩護。

◆張夢實（后坐者）與堂兄丁非（前右）及父母合影。

高亮經丁非的介紹，結識了正在讀中學的偽滿總理張景惠之子張夢實（本名張紹紀），高亮遂以家庭教師的身份，經常出入張景惠公館，借給張夢實補習的名義對他進行思想教育，并把張夢實的單間書房作為存放革命書籍和密寫重要情報的工作據點。

1940年春，張夢實也前往日本留學，由堂兄丁非介紹加入了組織。張夢實回憶，當時為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革命人生觀，組織要求所有成員閱讀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方面的書籍。張夢實也在東京先后發展了范柏齡、陳力（本名陳汝謙），與他們共同組成一個小組。

1943年7月，孫平化放棄學業回國，按照組織要求打算在沈陽找個合法職業做掩護，但因缺乏相應關系，沒能找到工作。10月，他又按上級安排前往長春，通過張夢實取得了張景惠的一張名片，在哈爾濱偽滿中央銀行任職的丁非拿著這張名片，介紹孫平化到一家私人銀行任職，取得了很好的掩護身份，丁非、孫平化和在偽滿“江上軍”擔任司令官機要秘書的金有聲，組成在哈爾濱工作的小組，深入搜集日偽的經濟情報和軍事情報，相關工作開展直到日本投降。

組織的成員各自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不斷吸納優秀成員、拓展組織網絡。比如，石迪在日本軍校培訓后回國，1941年又被派到培訓中高級軍官的偽奉天陸軍專科學校學習，結識了同學佟志杉。表面上看，佟志杉是偽滿皇族出身（其父親佟濟煦是追隨溥儀多年的警衛處長），畢業于日本海軍學校，其妻子是日本人，他本人還曾在日偽與蘇聯的軍事沖突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石迪與他接觸中卻發現他有著深切的愛國思想，他們在一起經常談論時勢，談論祖國前途，十分投契。石迪后來回憶說:“志杉同志思想進步，熱愛祖國，而且品德高尚，后經和組織研究批準，1942年吸收他參加了我們晉察冀邊區社會部的地下情報工作。”

設在長春的偽滿洲帝國陸軍軍官學校，是日偽當局培養補充偽滿軍官的重要機構，招收的都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生，教官更是選擇他們認為最為忠實可靠的軍官來擔任，而留學日本回來的是最受信任的，東北青年救亡總會借機不斷派員打入，于清淮、佟志杉、石迪等都曾在該校任教任職。于清淮擔任軍校三期生3連連長，并兼任戰術教官，田琛指示他，為防止暴露，不準發展組織，因為軍校的青年學生容易激動，也就容易暴露，所以絕不準發展組織，但以確保不暴露的原則，可以適當地做些宣傳工作。所以于清淮主要是做搜集情報工作，對學生在適當時機加以思想教育，1944年初，他按照組織安排辭去軍職前往關內從事地下工作。

佟志杉也擔任軍校三期的戰術教官。當時，軍校中學生地下秘密反日活動十分活躍，三期學生范迪厚、馮志良、徐尚豐發起成立了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秘密小組，陸續吸收田羽（本名藍中玉）、白山（本名白恒明）等加入，他們發現佟志杉表現出相同的政治傾向，于是多次與佟志杉接觸。

佟志杉向組織上匯報了這個秘密小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于1944年9月經組織決定吸收這個小組，對它實行領導，由佟志杉具體負責和他們聯系。石迪回憶說:“ 當時，組織上認為德國已被打垮，蘇軍會出兵，志杉同志需要對敵人內外夾攻，這樣要抓一批武裝，雖然1942年整風后，白區暫停發展組織，組織上認定你們這批青年抗日堅決，在白色恐怖下，能自發組織起來反滿抗日，思想進步，這是難得的一批好青年。”

經過積極審慎地擴大組織，東北青年救亡總會聚集了一批由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出身偽滿上層的愛國青年，如偽滿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之子張夢實、侄子丁非，偽滿地方自治指導部部長于沖漢之子于靜純，川島芳子的弟弟艾克（本名憲東），溥儀的警衛處長佟濟煦之子佟志杉等，到抗戰勝利前，組織已擴大到70多人。

他們憑借著特殊的家庭和社會關系條件，對偽滿軍政機關的深入滲透極為成功，正如侯洛回憶所說：“當時偽滿陸、海、空軍一切軍事部署、戰斗力、軍事力量、裝備武器、戰略思想、軍事設施、軍工廠以及軍隊各階層的思想動態，基本上都能掌握，所以，我們當時在獲取日、偽滿在東北的軍事情報上是有一定力量的，也是有一定基礎的。”

這些出身優渥、為日偽當局信任期待的東北青年，為什么會舍棄榮華富貴、高官厚祿而冒著生命危險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他們都各自有其心路歷程，但最核心的一點即是他們都為了救國而追求真理。孫平化說：“我并不是因為窮而參加革命，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促使我投入抗日救國斗爭。”后來擔任中日友協副會長的肖向前（本名程百學）說：“說來實在簡單，反正什么辦法能把壓在頭上的日本帝國主義推翻，把入侵的日本軍閥趕走，我就相信它；不管它是德國的、還是俄國的，只要是救國救民的真理我就追求它……方法就是用讀馬列主義的書，求抗日救國的理論根據，然后就找中國共產黨組織，參加抗日救國斗爭。”張夢實也說：“像我這樣一個出身于封建剝削家庭的人，能走到革命隊伍中來，又加入了共產黨，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樹立了正確的革命人生觀。”

關里關外

1941年10月初，丁非接到組織上安排的任務，要求他在11月前摸清關東軍未來調動的方向。他將了解這一情況的任務交給了張夢實，張夢實遂以探親為由返回長春家中。當時張景惠每天都習慣在晚飯后打麻將，為了尋機取得情報，張夢實也每天堅持陪在他身邊。終于有一天晚上，張景惠讓張夢實到樓上的辦公室去取錢，張夢實借此機會在張景惠的辦公桌里找到了一份有關“山下奉文辭去滿洲防衛軍司令”的文件；其后，張夢實又利用拜訪偽滿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的機會，獲悉幾個月前，日軍大本營發生了一場激烈的“南北進之爭”，支持南進的海軍占據了上風，山下奉文恰在此時辭職。這些情況都被張夢實向上級作了匯報，并被轉給了蘇聯方面。這一情報對蘇聯作出將遠東地區部隊調往歐洲戰場的決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東北青年救亡總會以沈陽為總部、長春和哈爾濱為重要節點，建立的情報網絡覆蓋了東北地區的戰略要地，并向關內延伸至京津地區，連通晉察冀根據地。

◆沈陽的志城銀行是組織的總部所在。

長春既是偽滿統治的中心，也處在東北地區的中心位置。生活在偽滿總理大臣府邸中的張夢實，其家庭背景為他提供了極好的掩護，所以他除了自己搞情報外，還擔任了交通員的工作，比較重要和危險的材料，都是由他來傳遞。他從長春去沈陽就說去舅舅家，去哈爾濱就說去大哥（丁非）家，然后家里自然派人去買好頭等車票。長春的負責人田琛有時是把寫好的材料交給他，有時把原資料交給他密寫后送去。密寫通常用米湯或者牛奶，一般都寫在偽滿出版的雜志的空白處，但有一次因材料比較多，又十分機密重要，他就從自己的影集中選了張景惠的一張八寸照片，把材料密寫在照片的背后，然后坐頭等車廂把它送到了哈爾濱。

◆潛伏在偽山海關警察局的張漢。

而從東北到晉察冀根據地則建立了一條秘密交通線，傳遞情報從未出現過問題。這個交通線的核心節點就是偽滿“國防線”上的山海關，在偽滿山海關警察局出入境管理處潛伏的張漢（又名張大開），專門為同志們一手辦理出入關內外需要的“出國證”和“出關證”，從而保證了關里關外的交通聯絡暢通。進了山海關后，在天津有陳卓毅負責的晉察冀中央分局社會部交通站，從這就可以直接與根據地取得聯絡。

◆1943年至1945年期間的主要負責人李振遠。

隨著東北青年救亡總會在東北地區活動的深入，晉察冀分局社會部決定加強對他們的領導，1943年2月，派遣李振遠（化名李常春）、周梅影夫婦到沈陽，在丁宜的擁護下，住進了志城銀行的宿舍。雖然這時組織的觸角已深入偽滿軍政各界，但隊伍龐雜，接受黨的指導不夠及時。李振遠首先著手強化組織領導和組織建設，將具備黨員條件的同志吸收入黨，并建立了李振遠為書記的黨支部，張為先任支部副書記兼組織委員，丁宜、周梅影任支部宣傳委員，從而健全了黨的組織，加強了領導力量，進一步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組織起來。

在健全組織的同時，李振遠十分注重思想建設。他本人早年在安東（今丹東）從事抗日活動時，組織因叛徒出賣遭受過重大損失，所以他想盡辦法開展政治思想和業務培訓，以堅定成員的信仰。他單獨給丁宜上課，再通過丁宜給其他成員上課。

嚴格的工作紀律也建立起來，形成了全體成員共同遵守的六條原則：一是做好掩護職業，老老實實，表現得不關心政治；二是絕不貪污，發現別人貪污就裝作不知道；三是不與不三不四的女人接觸；四是銷毀一切與馬列主義有關的書籍；五是生活上保持清貧，不搞浪費，要和自己的收入保持平衡；六是嚴格遵守紀律，不得有暴露的言語與行動，對敵人采取忍辱負重的態度。

這些切實有效的措施，增強了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保證了組織的安全。在地下工作中，他們始終嚴格堅持實行單線聯系，不發生任何橫的關系。比如，他們的總部設在沈陽的志城銀行，整個情報網的運作都由這里指揮，但在銀行內的小組只由張為先、丁宜聯系，在沈陽地區的其他人員則由侯洛領導，甚至以志城銀行職員身份活動的齊貫一與作家田賁（本名花喜露）租住在一個院子里，彼此卻不知道對方是同一組織的同志；在長春的負責人為田琛、關克（本名關蘊韜）、夏航、高亮，他們各自分頭領導一部分成員，僅由高亮單線聯系的即有王佐卿、趙恩棠、程培之、王振經、史維國、朱星（本名朱玉紱）等15人；在幾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星、何正卓、田賁等曾因其他抗日團體案件的牽連被日偽當局逮捕，但他們都沒有暴露過組織的秘密，從而保證了組織始終未曾遭到敵人破壞。

1943年冬，晉察冀分局社會部又派張友恒（化名李才）到東北巡視檢查情報工作。張友恒在沈陽工作了10天，詳細了解了東北青年救亡總會的工作情況，與沈陽、長春地區的負責人分別談了話，還特意見了張夢實和丁非，對他們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贊揚，并向他們說：“我們的任務就是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中國去，迎接全國解放。”張夢實后來回憶，“李才走的那天晚上，我興奮得好長時間沒有睡著”。

張友恒這次到東北，通過考察，把經過黨組織長期考驗的米國鈞、田琛、夏航、丁非、孫平化、金有聲、關克、高亮等多名骨干分子發展為中共黨員，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張友恒回根據地后，寫出一份詳盡的《滿洲工作報告》，毛澤東閱后指出：“東北并非鐵板一塊，國防線是可以突破的，滿洲工作大有可為。”

◆潛伏在關外的陳卓毅。

當時，情報長期依靠交通員來傳遞，雖然安全有保證但時效性受限。1944年冬，李振遠安排陳卓毅和丁宜，讓他們搞兩部電臺，假借業務聯系，建立關里關外直接聯絡的電臺網。丁宜以擴展關內業務為名，說動銀行從國外購回一部電臺，又巧妙利用公開的銀行業務發電，悄悄加入情報的內容，而接報人則是陳卓毅。這樣，就在敵人眼皮子底下建立了溝通關里關外的合法電臺聯系，重要情報的傳遞又快又及時。

組織的鞏固和聯絡的暢通，使得他們在極其險惡的環境里很好地保護了自己，情報工作效能也大為提升。大批重要情報被送到了抗日根據地，如：關于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地區的戰略部署和戰略思想；關于在偽滿生活的日本人反戰思想；關于偽滿陸海空軍的編制、兵力、武器裝備、軍事部署、軍隊訓練、作戰能力、軍官士兵的思想動態的情報等。

這些情報對了解掌握日偽的戰爭實力和戰略動向極具價值。有的情報對直接打擊日偽武裝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1944年，擔任偽滿軍事部次長秘書官室文官秘書的關克，聽聞日本關東軍抽調偽軍主力鐵石部隊1.5萬人秘密開往冀東，企圖配合華北日軍消滅八路軍冀熱遼部隊。關克等人得知敵人這一陰謀，立即想方設法搞到了鐵石部隊的行動計劃，并將該部的人員、裝備、戰斗力、指揮員的特點以及部隊出發的時間、路線等寫成詳細材料報告了晉察冀分局社會部。冀熱遼軍區遂根據這一重要情報，制定了有效的對策，使鐵石部隊遭到沉重打擊。

1945年4月中旬，李振遠在沈陽街頭偶遇一個遠房親戚，此人與他一見面就糾纏不休，李振遠好不容易才擺脫，事后經調查了解到此人系為日本特務利用，專門到沈陽尋找李振遠的。鑒于出現這個緊急情況，李振遠夫婦立即轉移，不久后被派往上海工作。李振遠撤離后，東北地區的組織即由丁宜、侯洛負責。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一年，也是東北青年救亡總會對日偽情報工作取得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年。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社會部情報史編寫小組后來總結說：“東北情報組織利用有利條件，1945年系統地搜集了大量有關日偽滿的軍政重要情報。如關于日本關東軍的戰略部署和戰略動向；偽滿陸、海、空軍的編制、兵力、武器裝備、軍事部署、作戰能力；海軍艦種、數量、性能、機場基地等重要的軍事資料，以及港口要塞設施和機場的詳細地圖。”這些情報的取得，為后來蘇聯紅軍進攻日本關東軍和我軍進入東北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期的地下斗爭中，艱險的環境、艱苦的生活，損害了很多同志的健康，金有聲、田賁、佟志杉等同志都因病犧牲在秘密工作崗位上。而因為他們是黨的秘密工作者，至死以及死后都要保護身份不能暴露。1944年夏天，金有聲病重住在哈爾濱的醫院里，孫平化也幫助做些護理的工作，但他病情突然惡化身故之時，因為金有聲公開的朋友中是沒有孫平化的，孫平化不得不悄然離開，只能由偽滿軍隊出面料理后事。孫平化后來深切地回憶說：“我們失去了一位兄弟般親密的好朋友、好同志，給我們的地下工作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損失。他沒有看到日本戰敗的那一天，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死得無聲無息，沒有戰火、沒有硝煙、沒有轟轟烈烈的征戰，可誰又能說他不是抗日英雄呢?”

地下地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東北人民經過十四年血戰終于迎來了勝利，史稱“八一五”光復。但因日軍的迅速失敗，東北各地出現了短暫的權力真空。東北青年救亡總會為穩定社會秩序、開展革命工作付出了許多努力。

如在東北的最大城市沈陽，這也是東北青年救亡總會的總部所在，地下工作者廣泛活動。蘇聯紅軍進駐沈陽前后，地方治安極為混亂，丁宜與陳卓毅根據實際情況并經過黨組織研究同意，敦促志城銀行董事長陳楚材出面邀請地方知名人士，組織了沈陽市人民維持地方治安委員會，陳楚材被推選為會長，幫助恢復了市面秩序；丁宜還獲悉有一批偽滿軍人出于對侵略者的痛恨，擬集中兵力突襲駐沈陽的日軍，而一旦交火，則可能造成巨大災難，丁宜即安排潛伏在偽滿軍隊中的張進、于靜純出面制止了這場冒險行動，保全了城市；9月初，在八路軍曾克林部進駐沈陽后，張進引導我軍一舉端掉偽奉天警備司令部，并起獲大批日軍武器，旋即進入東北的我軍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后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成立了沈陽衛戍司令部，曾克林為司令員，張進被任命為代理參謀長，張進等人還受命代我軍起草了安民告示；在偽奉天中央放送局內潛伏的賈毅（本名賈玉岡），在混亂中組織中國職工成立了電臺維持委員會，賈毅被選為委員長，在他領導下“沈陽廣播電臺”開始播音。

在偽滿的統治中心長春，他們積極協助進駐的蘇聯紅軍肅清日偽殘余勢力、國民黨特務等反動力量，搜集報送了軍統少將特務組長石豐和國民黨吉林省黨部主任霍治賢等人勾結偽滿軍警圖謀建軍、長春市郊藏匿偽軍活動、偽滿上層集團人員思想動態等情況。特別是精通俄語的張夢實，協助蘇軍假借開會名義，將以張景惠為首的偽滿大漢奸們全部擒獲，并應蘇軍要求，隱藏地下工作身份，隨同溥儀等人前往蘇聯關押，配合蘇聯方面對偽滿戰犯進行管理。直到1950年才與戰犯們一起回國，隨后張夢實公開身份，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擔任對日本戰犯的管理工作。關押在此的原偽滿中央保安局高級特工島村三郎見到張夢實，不禁驚嘆：“當時我們都拼命地瞪大眼睛尋找從延安來的地下工作者，沒想到張國務總理大臣的兒子張紹紀就是共產黨，這個事實說明，偽滿洲國的機密泄露是多么容易!”

隨著我黨在東北地區軍事斗爭的開展，這支活動于東北的情報工作隊伍又與國民黨在隱蔽戰線上展開了斗爭。1945年9月中旬，彭真、陳云等領導同志從延安來到沈陽，丁宜向他們匯報了地下組織的工作情況，并申請從地下轉入地上，彭真充分肯定了他們在抗日戰爭中所做的重要貢獻，同時又勉勵他們要利用有利條件，繼續搞情報工作。按照黨組織的要求，東北青年救亡總會改稱東北人民解放同盟，隸屬于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他們在東北各主要城市設立支盟，其成員繼續執行潛伏任務，并在國民黨進占東北以后，通過自身的社會關系，陸續打入敵人的有關部門，從事情工活動。

當年10月，丁宜通過志城銀行董事長陳楚材推薦，擔任了國民黨東北行營中將副參謀長董彥平的秘書，隨同東北行營進駐長春。很快，他即聽說東北行營在懷德、伊通、敦化、舒蘭等縣搞起了7000多人的武裝，向長春外圍聚集，企圖進占長春。丁宜設法確認這一情況后，向上級作了報告。當時長春由蘇聯軍隊駐扎守備，陳云指示以蘇軍身份在長春活動的原東北抗聯領導人周保中，使用蘇軍駐長春警備司令部名義令上述武裝集中集訓。通過整頓清除反動頭目及骨干，將反動分子一一逮捕，并篩選了4000余人整編成人民武裝。丁宜又通過清華大學政治系同學、由重慶派來的接收大員尚傳道（后在長春解放前擔任市長），不斷偵察國民黨接收東北的安排內幕。

1946年，蘇軍決定4月中旬撤出長春回國。中共中央電告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蘇軍撤出后要以敏捷迅速的動作攻占長春。東北民主聯軍請求東北局社會部責成長春情報站十天之內搞出一份長春城防圖，以利攻城作戰。丁宜接到指示后，讓田琛設法。田琛部署打入國民黨守軍東北保安第二總隊的田羽等人完成本項任務。田羽會同在該部參謀處工作的白山等幾名地下工作人員，利用工作的有利條件，把接觸到的防守部署和看到聽到的零星材料收集匯總起來，編制了一份詳實的“長春防守部署要圖”，將守軍各部防守區域劃分、火力配備、各指揮所位置及通信中心位置等標到圖上，并將各部隊素質好壞、戰斗力強弱、可資利用的弱點、建議我軍選定主攻方向的根據等，寫成書面材料附送上報。

東北民主聯軍依據情報，順利攻克長春。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對這份情報非常滿意，特別表揚：“敵人每道防線的工事構造、兵力和火力配備以及二總隊司令部在戰事緊急時遷往銀行大樓的行動，都與所提供情報基本一致，你們干得好!”而田羽等隨敵軍被俘后，經組織安排以從俘虜營脫逃的形式得以再次打入敵軍。

東北光復后，國民黨各派勢力紛紛把觸角伸了進來。中統方面，原在地下活動的人員在各地公開掛出各種黨部、專員的牌子，我方人員借機打入，如1942年1月因曾擔任國民黨吉林地下黨部專員而被日偽當局逮捕判刑的何正卓，在獄中沒有暴露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的身份，抗戰勝利，他出獄后即堂而皇之地以國民黨哈爾濱市黨務專員身份公開活動，實際上他由丁非負責聯系，仍在秘密從事我黨的地下工作。后來，他還被選為“國大代表”、出任國立遼海商船專科學校校長等職，得以開辟了國民黨高層政治情報路線。

◆屢建大功的石迪。

軍統特務張勃生自1941年潛入哈爾濱活動，1945年10月在道里水上飯店開會宣布成立軍統局濱江組，自任組長。在張勃生指揮下，濱江組在哈爾濱的活動比較猖獗，大肆搜集情報、聯絡收編日偽殘軍和土匪武裝，組織建軍，建立電臺傳送情報，設立秘密據點，還多次實施暗殺活動。石迪、佟志杉、范迪厚等3人分別利用關系打入了濱江組，并擔任了情報科長、軍事科長、文書，從而秘密獲取了該特務組織的大量核心機密。12月底，張勃生準備攜帶一批重要文件前往重慶軍統局，石迪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上級，最后由蘇軍在哈爾濱火車站將張勃生等人密捕。濱江組受此打擊，逐漸勢微，在石迪等人運作下終于癱瘓以至徹底瓦解。

在四平活動的王謙（本名王恒煦），在國民黨軍進駐后，組織成立了一個名為青年愛國社的組織，吸收了幾名進步青年參加，對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和特務組織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并派遣人員打入敵人內部，獲取了國民黨軍在四平地區的兵力部署情況和作戰計劃。王謙親自把情報送到我軍駐地雙遼，幫助我軍于1946年3月僅用10個小時即順利攻克四平，獲得了解放戰爭中著名的“四戰四平”的首勝。

決戰決勝

東北解放戰爭即將進入決戰階段，1947年8月，情報組織又再一次進行了改編，他們中除進入解放區人員外，仍在一線的情報人員，主要分屬于由東北局社會部直接領導的長春工作站和遼南情報站。

長春工作站站長田琛、副站長高亮，他們派出地工骨干力量打入長春國民黨守軍各級部門、各個角落，上至國民黨軍軍部、下至連隊，從黨政機關到警、特組織，都布建了可靠的情報關系。廣泛偵察國民黨軍的動向，策動敵軍起義，搜集國民黨建軍情況、作戰計劃，搜集軍統、中統等特務組織的分布及其活動情況等。1948年6月起，我軍對長春開始實行“久困長圍”的戰略方針，長春圍城期間，城內糧食匱乏，田琛指揮在長春活動的地下工作人員高路（本名高心魯）、王誠（本名王恒烈），以從事糧食貿易的商人面貌出現，他們通過關系以榨油為名購置了大批軍用大豆，然后賣給市民，部分緩解了民間缺糧問題，而賣大豆款到守軍手中卻無法買到糧食，激化了軍糧恐慌，加劇了長春守軍的動搖。敵軍發現問題找高路追要糧食時，高路等人又利用與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督察長關夢齡所謂盟兄弟的關系取得路條，安然撤離。

遼南情報站站長高原（即米國鈞）、副站長石迪，他們一邊組織對國民黨開展策反工作，一邊在國民黨軍高層指揮機關建立情報關系。1948年2月，在石迪等人的努力下，成功策動駐守營口的國民黨暫編58師師長王家善率部起義，這是我黨在東北地區策反國民黨軍的一個成功范例。該師的起義不是一次倉促的行動，實際上，自偽滿時期王家善在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時起，東北青年救亡總會即長期做他的工作。1946年3月，王家善因國民黨沒有安排他的工作而賦閑，和他在一起的何正卓還向他做過試探，王家善則要求何正卓尋求與中共聯絡的渠道。這一情況通過侯洛向當時指導東北情報工作的潘漢年作了詳細匯報，潘漢年指出，王家善此時的狀態不適合投向我軍，只有到了國民黨大勢已去時，“他到時能毅然率部起義，這樣，王家善到我們這里，才能有所作為”。事情果然如潘漢年的判斷發展，侯洛晚年憶及此事，不無感慨地說：“當1948年2月25日王家善率部在營口起義消息發表后，我當時很快地就回想起潘漢年同志的指示是多么高瞻遠矚，多么正確啊！”

他們還建立了打入國民黨軍東北“剿總”的兩條重要情報線，即“剿總”作戰處中校機要秘書王紹文和“剿總”參謀處機要文書金振遠，他們兩人從不同方面收集上來的情況，使我軍能夠及時掌握敵軍重要軍事部署。1948年9月間，長春守敵按蔣介石的密令，準備以“搶秋”為掩護，放棄長春，走輝南、通化，與撫順之敵會合。王紹文從東北“剿總”獲得了布置長春守敵突圍的這個行動計劃。我軍獲得情報后，事先作了周詳部署，突圍的守敵剛一露頭，就被我軍猛烈的炮火堵擊回去。

在遼沈戰役決戰階段，他們分別獲得了東北“剿總”司令長官衛立煌親自簽署的“廖兵團援錦，打通北寧線，向華北撤出主力”的絕密行動計劃，使我軍早在敵人各軍、師級司令部接到戰斗命令前即掌握了敵人行動方向，我軍由被動變為主動，搶先采取對策，對敵廖耀湘兵團在法庫、彰武等多點發動攻擊，同時，我軍更加堅決加強了對錦州外圍據點的攻擊，于10月初解放了義縣和錦西，并迅速攻克錦州，廖耀湘部進退失據，終于在黑山附近被我軍全殲。東北解放后，東北軍區參謀長劉亞樓表揚他們：“你們提供的情報很有價值，對遼西戰斗遼沈戰役幫助很大。”

◆1986年3月，原東北青年救亡總會部分負責人合影（左起依次為田琛、石迪、高亮、侯洛、丁非）。

新中國成立后，經歷了長期嚴峻考驗的東北青年救亡總會的隱蔽戰線功臣們，又分別轉入情報保衛、外事外交、國防科研等戰線，為保衛和建設新中國又作出了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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