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雅麗 | 城鄉二元結構中的農民身份變遷——讀賀雪峰新著《大國小農》有感

拓雅麗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發展專業研究生

2017年習近平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中講道：我國小農生產有幾千年的歷史，“大國小農”是我們的基本國情農情，小規模家庭經營是農業的本源性制度。這一論斷不僅揭示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歷史根基，也為我們理解鄉村振興的現實路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為一名在西部鄉村擔任鄉村振興專干的基層工作者，我對“大國小農”這一概念有著切身的體會與獨特的理解。正因如此，當賀雪峰教授的新著《大國小農》出版時，我毫不猶豫地購入閱讀，期待從中獲得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啟發。

然而，適逢換屆之年，基層工作千頭萬緒，任務繁重，幾無閑暇。無論是碩士畢業論文的撰寫，還是這本期待已久的書籍的閱讀，都不得不暫時擱置，成為我案頭未竟的牽掛。近期，身邊很多人都頻頻問我學業情況，家人更是頻繁催促。這促使我再次拿起這本書，在繁忙的間隙中繼續閱讀與思考。另外我讀此書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的文字如透明玻璃一般，讀起來讓人舒服，清晰流暢的文字大大降低了理解難度，簡單不失深刻。

上周末，我終于讀完全書。最令我動容的是，作者并未沉溺于對“三農”問題的宏大構想，而是直接剖析了“大國小農”這一基本國情農情背后隱藏的深層邏輯，他指出“城鄉之間有差距，城鄉之間也有差異。城市是進擊的，農村是退守的。農村發展不能急，中國鄉村建設的重點應當是服務于缺少進城能力的農民中的弱勢群體。要小心資本下鄉，防止激進主義，保護農民的利益。”這些論斷真正踐行了“人民至上”和“拜人民為師”的理念，其對農民生存智慧的深刻洞察令人嘆服。

“未來發展中，必須做到戰略上自信、戰術上重視。”并提出要堅持科教興國，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搞好社會建設，降低治理成本，防止浮財，保證糧食安全，有效應對“未富先老的挑戰”，防止過度經營縣城，防止鄉村振興中的激進主義。

科教興國戰略的核心在于培育全面發展的高素質公民，這無疑是當前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應堅持“快字當頭，優字當先”的原則。然而，西部地區部分鄉村的實踐已明顯滯后。鄉村教育資源的結構性短缺與師資力量的薄弱，導致大量學生難以接觸前沿科技知識與創新思維。

以J鄉為例，全鄉6個行政村僅存1所中心小學，學生約200人，另有3所村小，每所學生不足30人。師資流失與生源萎縮形成惡性循環，優質課程資源難以有效下沉至基層課堂，還有“教育的主動上移意味著家庭需要更高的教育成本，”這給當前的鄉村振興帶來很大挑戰，因為孩子要進城讀書，父母雙方必定有一方要去陪讀，另外至少有一方要務工賺錢，留在家中的土地和老人就成了基層干部的工作，基層干部需要“幫助小農戶解決一家一戶干不了、干不好、干起來不劃算的事”。（選自《大國小農，如何走好農業現代化之路》）

可以看出，在“空心化”村莊里，“地方政府并非置身事外的‘守夜人’角色，它在規范民間‘關系合約’上可以發揮作用。”（選自《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陳靖，產業振興與產業富民的耦合式發展及其實現路徑———基于縣域產業治理的案例分析)。例如，在N縣C村，一位“中農”曾向地方政府反映，“現在農民的事越來越難做了。”以2026年開春鄉政府配發地膜為例，村干部需組織農戶開展覆膜作業，但部分群眾為減少機耕費用支出，存在虛報耕地面積的現象，如將實際6畝耕地申報為4至5畝。為應對這一問題，J鄉政府要求鄉村干部多次深入田間地頭實地核查上報數據，目前已開展三輪核查，工作仍未完全結束。盡管此類核查顯著增加了時間與經濟成本，但從實踐效果看，仍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農”的合法權益，體現了基層政府在資源分配與公平治理中的必要介入。中青年群體都外出了，高素質農民培訓自然面臨困境。J村莊呈現典型“空心化”特征，“村落常住人口以空巢老人為主”（選自《微觀視角下的中國農村空心化——基于皖南三個傳統村落的案例研究》），且老年為主的家庭占比超過60%，并還在持續上漲。最主要的是多數老年農民難以理解無人機噴灑農藥等現代農業技術，甚至部分農戶認為自家幾畝玉米無需學習新技術，完全依賴鄉村兩級組織提供地膜覆蓋服務，自己僅需點種即可，這就限制了農業新技術的推廣應用以及整個村落經濟發展。“空心化”村莊這種“等靠要”心態不僅推高了基層治理成本，更“難以有效回應鄉村振興建設需要”（選自《農民視角的鄉村振興》）。

在此背景下，有效應對“未富先老”的挑戰成為基層政府和鄉村干部的現實難題。然而，農村養老并非無計可施，正如相關研究提出的思路，村集體所有制與熟人社會傳統是兩大關鍵資源。健康老人可通過農業生產獲得收入與就業，將生活意義和社會交往建立在勞動之上；若輔以國家財政支持，低齡老人還能為高齡老人提供互助服務。善用這些農村自身資源，便有望以較少投入建立起水平不低的中國特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本書關于建立適老型農業農村制度的論述，尤具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賀雪峰指出：“我們一定要從戰略上認識建設適老型農業政策，保證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容老的、是可以以小農戶為基礎前提的，而不是排斥小農戶。”這一論斷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推進邏輯與農村人口結構變遷的現實條件相結合，為理解當前“三農”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視角。

第一，適老型農業制度是對留守小農戶生計需求的結構性回應。以筆者包抓的村莊為例，當地土地經營格局呈現典型的“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足十畝”特征，小規模分散經營恰好與留守低齡老人的勞動能力相匹配。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持續提升，耕種收等生產環節對高強度勞動力的依賴顯著降低，老年人獨立維持農業生產已具備現實可行性。需指出的是，此類農戶的產出雖以自給為導向，除玉米少量進入市場外，油菜、小麥、紫蘇等多用于家庭消費，但其對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積極功能不應被忽視。

第二，適老型農業制度具有顯著的基層治理效能。農業生產活動的持續參與使留守老人保持規律性的勞動節奏與社會交往，客觀上減少了因閑暇過度而引發的鄰里摩擦與利益糾紛，纏訪鬧訪等現象亦隨之減少，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成本得以降低。從更深層看，老年群體對土地經營的維系，實際上構成了村莊內生發展動力的重要來源，有助于緩解農村“空心化”帶來的治理壓力。

第三，適老型農業制度有利于密切干群關系、重塑基層治理的合法性基礎。在日常包村工作中，農業技術推廣、農機購置補貼申報、耕地地力保護補貼核實等具體事務，構成了包村干部與留守老人高頻互動的制度化渠道。這些圍繞農業生產展開的常規性接觸，使干群關系從應對“上面來人檢查”的偶發性對接，轉化為“群眾時時需要我”的持續性聯結。老人在播種時節向包村干部領取地膜、種子、化肥等物資，干部在收割季節協調機械調度；遭遇自然災害時，干部協助農戶兌現農業保險、發放冬春救助。此種基于共同生產關切而形成的互動模式，有效消解了行政體系與鄉土社會之間的疏離感。尤為重要的是，當老年農戶切實感受到國家政策對其土地經營權的尊重與保護時，基層政權的治理合法性便獲得了具體的經驗性支撐，這種支撐并非源于抽象的話語宣傳，而是植根于“我的地我種、不僅有人管我幫我，而且最終收成都是我的”的日常確認。

第四，適老型農業制度有助于構建城鄉聯動的治理網絡。以N縣實踐為例，該縣為外出務工的脫貧勞動力申報交通補貼時，與外出人員取得聯系仍需依托留守在村的低齡老人。而將留守老人的事務處理妥當，其在外務工的子女亦能安心工作；部分在外創業成功者日后返鄉反哺鄉村，由此形成“留守—外出—回流”的良性互動機制。從治理技術層面看，適老型農業政策為基層干部提供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抓手，使“為人民服務”從原則性表述轉化為可操作的實踐路徑，進而為鄉村振興背景下基層治理體系的優化完善積累了重要的組織資源。

當前，村莊的“空心化”現象日趨嚴峻。正如書中所言：“農村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自20世紀末開始離土離鄉、進廠進城，農村人口不斷減少，農村之前緊張的人地關系也有所緩解。”這一論述在J鄉得到了充分印證。據調查，該鄉規模最大的村莊中，舉家外出務工且無返鄉意愿的農戶占比已高達三分之一；其余留守農戶中，“人口結構普遍呈現‘去中間留兩頭’的圖景，即青年勞動力多外出務工，在村人口多為老人和兒童。”（選自《農民需求視角的鄉村振興》），亦存在部分季節性流動的“候鳥型”農戶,即農忙時節回村種地，農閑時間外出務工。在此背景下，農民的身份屬性發生了深刻異化，許多農戶已由專職從事農業生產轉變為兼業農戶，甚至僅保留了“農業戶口”的符號意義，而實際的耕作重任則被迫向留守老年群體轉移。值得注意的是，外出務工群體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往往處于脆弱地位，他們在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方面都存在“邊緣群體”的風險，一旦遭遇重大疾病等風險沖擊，極易陷入困境。此時，農村便成了他們最后的生存退路與社會安全網。盡管鄉村的生活條件或許不及城市體面，但相較于在城市中的漂泊無依，村莊仍提供了基礎的生計兜底功能。以J鄉C姓村民為例，該村民終身未婚，長期在外務工。然而，去年在確診肺癌晚期后，他被迫返回村莊。基層組織第一時間介入，通過上門核查情況、協助申報低保及申請臨時救助等一系列幫扶措施，為其提供了必要的生存保障。遺憾的是，該村民于今年年初病逝。此類因病因老返鄉、依賴鄉村社會救助托底的案例，在N縣農村地區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與代表性。

未來，農村城市化進程仍將持續深化，村莊人口結構或將進一步向老齡化與“中農”群體集中。這樣的趨勢并不必然意味著農業發展的停滯。相反，隨著大規模農業轉移人口向城鎮流動，其在農村的資源要素（如土地經營權、社會化服務需求等）將形成新的市場空間，為在村群體創造多元化的增收機會。正如筆者在前文所述，傳統小農經濟下人均耕地資源稀缺的困境，正隨著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民身份的職業化轉型而逐步緩解。在村農民可通過土地流轉實現規模化經營，亦可依托農村社會化服務需求（如留守老人照護）拓展就業渠道。例如，留守婦女可依托地緣優勢，通過提供集中照護服務實現家門口就業，既滿足了外出務工群體對家庭照護的需求，也為其自身創造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形成多方共贏的良性循環。因此，筆者高度認同書中提出的核心觀點，“幫助農民的鄉村振興并非一定要留農民在農村。鄉村振興的目的是幫助農民生活得更好，哪里有機會就讓農民到哪里去尋找機會。”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鄉村振興的本質邏輯——以農民需求為導向，通過制度創新激活城鄉要素流動，而非簡單追求人口的空間固化。就目前情況來看，“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并非面臨單一困境，而是置身于進程與流向的雙重壓力之下。一方面，進入城市受阻，難以平等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返鄉發展受限，面臨‘回村無業’困境”(選自《求是網》陳文勝，農業農村現代化要抓住農民這個關鍵）。歸根結底，“人民至上”理念的實踐關鍵在于尊重農民主體性，即“看見他們，走近他們，講述他們”（選自《像弱者一樣思考》葉敬忠），在保障其合法權益的基礎上，為其提供多元化的發展路徑選擇，而非以行政意志強制其回流農村。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與農民福祉提升的有機統一。

綜上所述，農民身份的流動性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的現象。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尊重農民的主體選擇并為其提供堅實的兜底保障，實質上是在維護農村作為現代化“穩定器”與“蓄水池”的功能。這種立足于“大國小農”基本國情的治理邏輯，超越了單純的經濟效率考量，體現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初心，即通過制度化的退路安排，確保農民在劇烈的社會轉型中擁有應對風險的底氣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