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濤：絕命辭祛魅——屈原寫過“汨羅”?《楚辭》證明他“投水”?

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引錄《楚辭?漁父》的結尾：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 不復與言。(p.32)

張教授將“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翻譯成:

I’d rather throw myself in the Xiang River

And find my burial in fish’s belly.

所謂throw myself in the Xiang River,就是屈原投湘水自盡(按：in 當為into之誤)。接著，張教授解說：

In the end, Qu Yuan did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in today’s Hunan Province and offered his own life as sacrifice to his beloved country, … (p.32)

這段話主要是說屈原“在……汨羅江投水自盡”(中譯本)。

看過張譯文和解說，讀者心里難免生出疑問：《漁父》說“寧赴湘流”，而張教授說 Qu Yuan did 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自投于汨羅江）。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屈原投汨羅自盡”才是事實。

《楚辭?漁父》(哈佛大學藏《秦漢文鈔》本)

引文中 Qu Yuandid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有個did, 這里的 did 是“強調助動詞（emphatic do）”，用來加強語氣，表示“的確、確實”。

我們的問題是：有必要用did來強調屈原自沉于汨羅江嗎？屈原死于汨羅江果真是史實嗎？

對于屈原“寧赴湘流”、“投水自盡”、自沉“汨羅江”之說，筆者都沒有成見。筆者愿意探討以下問題：

《楚辭》本身，有沒有提到汨羅江？誰說屈原跳入汨羅江自殺？有人目擊屈原投江自盡嗎？為什么《懷沙》和“自沉汨羅”似有關系？是不是因為司馬遷說過：“〔原〕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楚辭》中有屈原的“絕命辭”？

然而《楚辭》中的屈原作品何曾寫過“汨羅”？《懷沙》“分流汩兮”的“汩”，是發“覓/mi”音 (汨羅/milou)，還是“骨”音？

明人陳弟認為“汩”應讀如“骨”（陳第著、康瑞琮點校《屈宋古音義》，中華書局2011年版，頁238），陳弟的說法，對不對？

（明）陳第著、康瑞琮點校《屈宋古音義》

彭咸“投水自盡”這說法有何依據？

關于屈原“投水自盡”之說，張隆溪教授在介紹《離騷》時已經提出。

張隆溪教授說：“在《離騷》中，詩人最終陷入了深深的幻滅，自稱將追隨彭咸而去，而彭咸這位同樣忠而見謗的商朝大夫，正是在失去君王信任又目睹國家衰落之際，選擇投水自盡的……”(中譯本)

其實，彭咸“投水自盡”之說，有何歷史依據？先秦古籍之中，哪本書記載了彭咸投水之事？

《楚辭》的英譯本 The Songs of the South (David Hawkes譯)

《離騷》末句是“吾將從彭咸之所居（I shall follow Peng Xian to where he now dwells.）”，張教授解釋這結尾，說：

Qu Yuan here seems to announce his decisionto die by drowning himself,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he did when he witnessed the irreversible turn of thing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 (30)

所謂“to die by drowning himself”，就是“投水自盡”，整句的意思是：

“屈原似乎在這里宣布了投水自盡的決定；這也正是當他目睹衰微的楚國一再被強秦擊敗，在這一政治角逐終至無可挽回的轉折之際所作出的選擇。”(中譯本)

張教授筆下的“追隨彭咸而去”就是屈原追隨彭咸投水自盡。

可是，彭咸是誰？“所居”為什么被解釋成“投水自盡”？“所居”，張教授明明譯where he now dwells. 怎么會是“投水”？到底“投水自盡”這說法有何依據？

先秦典籍（《尚書》《左傳》《國語》《山海經》等）均無彭咸“投水”的記載。“彭咸投水”此說最早始于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

王逸注《離騷》“愿依彭咸之遺則”云：“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余也。則，法也。”（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頁192）。

王逸又說：“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頁506)。

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彭咸投水自盡之說，是不是始見于《史記》？

不是。司馬遷說過：“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司馬遷說的是屈原“自投汨羅”，沒有提及彭咸！

王逸所記彭咸事跡，不是依據《史記》的記載。因此，王逸的“彭咸投水說”有依據還是無根之談？

如果“彭咸自盡”果真是無根之談，那么，豈能當成史實寫進文學史？

《屈原集校注》

持異議者（質疑“彭咸投水”）

晚清俞樾、曹耀湘等認為彭咸“投水”說缺乏史據。“彭咸之所居”或非地理實指，而是精神遺則。

部分現代學者認為“居”作“安頓”解，非純地理處所，而是效法彭咸遺法自處；無論如何，世人根本沒有確鑿證據指明彭咸生前居于何處，因此，“彭咸之所居”很可能是比喻。

王逸《楚辭章句》說：“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頁605）

王逸所謂“自沉汨淵”之說，從何處來？“自沉汨淵”的“汨淵”，是指“汨羅江之深淵”嗎？如果是，王逸從何處（何書）知悉此事?

王峻校本《水經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彭咸是不是“投水而死”？這問題，是有待研究的。彭咸，似是巫者。《尚書》有“巫咸”（殷太戊時巫官，掌占卜、祭祀），馬融注：“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262）。

屈原為楚羋姓，與彭姓同出祝融、顓頊一系。彭咸可被視為楚族遠祖、巫賢。

《山海經》有巫咸國（今重慶巫溪一帶），為上古巫文化中心，非水下世界。先秦無任何文獻稱彭咸 “投水”、“自沉”。因此，我們相信，“彭咸之所居”至少有兩種合理解讀：

一、巫者 / 先祖的居所：指巫咸所在的巫咸國或西方圣地（《離騷》“指西海以為期”），是楚族精神祖地。

二、“居”作“自處、立身之道”：“從彭咸之所居”即效法彭咸的操守與處世準則，非追隨其葬身地。

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王逸的“（彭咸）投水而死”之說，與水有關，而早在西漢，劉向《九嘆》就說：“九年之中不吾反兮, 思彭咸之水游”（湯炳正等注《楚辭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361），不過劉向僅言“水游”，未說“投水而死”。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中并無提及彭咸。

總之，彭咸水死之說，沒有漢代之前的文獻能提供證據。

《屈原研究》增訂本

《懷沙》寫過“汨羅”？

以《離騷》（彭咸）來推衍“投水而死”之說，屬于證據不足，那么，《楚辭》其他篇章又如何？有沒有其他篇章可以證成“屈原水死”？

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記載，屈原作《懷沙》之賦后，“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太史公這說法，變相將《懷沙》視為投汨羅江之前的絕筆（湯炳正疑應作“作懷沙之賦”，沒有書名號。

湯炳正的意思是：別人據屈原自沉傳說，稱此“滔滔孟夏”篇章為“懷沙之賦”。參看湯炳正《屈賦新探(修訂本)》，華齡出版社2010年版，頁102。另參《楚辭今注》頁157）。

《懷沙》的亂辭：“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此處“汨”字主要解為“奔流湍急”之意，形容江水洶涌分流，也可能象征主人公的內心激蕩和離散之情。

陳第《屈宋古音義》，中華書局2011年版。

古籍注釋多視“汩”(音“骨”)為動詞，源自《說文解字》“汨，亂也”，指水流混亂奔騰。《楚辭章句》釋“汩”為“流”；洪興祖《楚辭補注》認為“汩”是“水聲”或“涌出”（黃靈庚點校《楚辭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頁223）。

總之，王、洪均釋“汩”為動態湍流，非靜態地名。

汩，不是汨（mì,字型瘦長）

《懷沙》的“亂辭”，開首是“浩浩沅湘，分流汩兮。”這里，“汩”讀作“骨”，屬于古韻韻部中的“物部”（黃耀堃《屈宋承傳：辭賦古樂論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頁205）。

黃耀堃《屈宋承傳：辭賦古樂論集》

“汩”（音骨）不是“汨”（音覓）。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訓“汨”（mì）為水名，其原文：“汨，長沙汨羅淵，屈原所沈之水。從水，冥省聲。莫狄切。”（《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鼎文書局1977年版，第9卷第139 頁）。

“汨羅”的“汨”，字型瘦長。與此相對，“汩”(gu)表示“水流貌”，字型扁平。二字不可相混。

《懷沙》的“亂辭”中“分流汩兮”那個“汩”字是字型扁平的“汩”，而不是“汨”（字型較瘦長，汨羅的“汨”）。

黃耀堃《屈宋承傳：辭賦古樂論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

洪興祖將《懷沙》和“自投汨羅”捆綁

歷史上，“懷沙”是怎樣和“屈原投水”聯系上的？

北魏酈道元(?—527 )《水經注·湘水注》:“汨水又西為屈潭，即汨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為名。”（陳橋驛《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13年版，頁856）。

酈道元提及屈原懷沙自沉于汨水。他可能沒有注意到《懷沙》中的“汩”不是“汨”。

他說的“屈潭”，似乎不一定江流，和司馬遷所說“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未必一致。當然，兩種說法中，都有“汨羅”二字。

另外，酈道元說“屈原懷沙自沉于此”，那“懷沙”二字，可以是動賓結構（“沙”是賓語），不一定指《懷沙》。

《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13年版。

洪興祖《楚辭補注》有一段話，強化了《懷沙》和“汨羅”之間的關聯。

洪興祖注意到“汩”不指向汨羅。可是，洪興祖不愿舍棄《懷沙》和屈原自沉的關系。

洪興祖的《懷沙》總評：“此章言己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仗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所以死，見于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黃靈庚點校《楚辭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頁225）。

簡言之，“投汨羅以死”和“原所以死，見于此賦”兩者，被洪興祖捆綁在一起。“投汨羅”指投身汨羅江；“此賦”就是《懷沙》。

其實，《懷沙》完全沒有提及“汨羅”，賦的內文也沒有寫屈原死，但是洪興祖“見于此賦 ”之言表達了“屈原作《懷沙》，內文寫自沉于汨羅”的意思。

酈道元所說的“此”是汨羅淵，洪興祖說的“此”是《懷沙》。

“汩”(gu)根本就不是“汨”(mi)，這點洪興祖是知道的。然而，洪興祖的言論客觀上將《懷沙》和實際地理上的汨水、汨羅江聯系起來。

《洪興祖楚辭補注研究》

屈原“臨死前”所寫？

有些學者認為，《懷沙》寫作時間大約可以定于屈原臨死前，《懷沙》是詩人的絕命詞。司馬遷（約前145–前86年）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對《懷沙》和屈原之死有明確記載和評論，將《懷沙》視為屈原絕命之作、忠義終章。

司馬遷寫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放逐至江南，與江潭洲夷處甚安。有一夫始來，曰‘何不反？’于是屈原曰‘天下與我而相害，豈以一去反！’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 遂自投汨羅以死。”（《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

《史記?屈原賈生傳》四庫叢刊本

司馬遷是不是將《懷沙》亂辭中的“汩”(gu)看成“汨”(mi)？這點，我們不能確定，也不宜妄自猜度。無論如何，據司馬遷的措辭來看，屈原作賦后“遂自投……”，這說法使人感到屈原寫完這篇《懷沙》賦后就投身汨羅江了。

司馬遷的說法，可能對東漢的王逸有影響（王逸說“自沉汨淵”，但王逸沒有引《懷沙》的內文以證）。

司馬遷早于王逸約200年。司馬遷為西漢太史令，著《史記》記屈原與《懷沙》；王逸（東漢建安中，約公元110–約220年）則為《楚辭章句》序作者，為《史記》后學。

毛健《湘江流域文化研究》一書引“分流汩兮”，接著就說“遂懷石沉于汨羅江”（毛健《湘江流域文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看來，作者是將“汩”和“汨羅江”混為一談。

楊胤宗《屈賦新箋?九章篇》引戴震: “汩，俗本與汨羅字溷。”（《屈賦新箋?九章篇》，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版，頁252）。

楊胤宗《屈賦新箋?九章篇》，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版。

是“懷沙”“抱石”? 還是“長沙”？

南宋朱熹似乎也察覺到《懷沙》沒有寫到汨羅江，所以在論屈原時側重“懷沙抱石、自沉”之舊說，而不特別標舉汨羅江這一水名。

可是，《懷沙》的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抱石”。

“抱石”的出現，令人聯想起訓詁學上的“增字解經”。“抱”“石”都是解釋者自己增添的。為什么要增添？因為增加了“抱石”就比較能配合“（抱石）自沉”之說。——抱石沉水自殺的可行性比“懷沙自沉”的可行性高。

朱子《楚辭集注》說：“‘汩’，音骨，水流聲”（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頁90）。朱子的《懷沙》“題解”說：“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后世釋《懷沙》者，頗有以“懷抱沙石”為解，例如東方朔《七諫》“懷沙礫而自沈，不忍見君之蔽壅”（湯炳正等《楚辭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頁292）。這是沿用舊說，但是，釋“沙”為“沙石”本來就不大妥當。

湯炳正等《楚辭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懷沙》的“沙”也許不是指沙礫，而是指“長沙”。

有學者認為《懷沙》是屈原流放中懷念長沙的詩作。

李陳玉《楚辭箋注》說：“懷沙，寓懷長沙也。”（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頁）。

清人蔣驥在《山帶閣注楚辭》中也認為“懷沙”并不是指屈原懷抱沙石，而是懷念長沙之意。“沙”，是簡稱長沙為“沙”。（“哀郢”之“郢”，是郢都之簡稱；“涉江”，是簡稱長江為“江”）。　　為什么懷念長沙？

蔣驥認為長沙是楚王祖先的始封地，“歸死先王故居，則亦首丘之意，所以倦倦有懷也”（《山帶閣注楚辭》卷四），義同“鳥飛返故鄉，狐死必首丘”（《哀郢》句）。

蔣驥解釋：“懷沙之名，與哀郢涉江同義。沙本地名〔……〕若以懷沙為懷石，失其旨矣。”(于淑娟點校《山帶閣注楚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頁124)。

如果“懷沙”的“沙”是“長沙”，那么，“懷沙”就和“抱沙石”沒有必然的關系。但蔣驥沒有否定屈原要尋死，蔣驥說：“懷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意思是：屈原懷念長沙，想在長沙終結自己的性命。

《山帶閣注楚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懷沙》是絕命辭？

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史新著》認定《懷沙》是屈原的絕命辭（《中國文學史新著》修訂版第二版頁109、頁123），卻不肯定《懷沙》之后屈原還有沒有別的文章。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對《懷沙》文本的“生產條件”，提出獨到的見解。

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學史》一文中說：

你是不是真地相信屈原在自沉以前寫了《懷沙》？他確實把它抄寫在竹簡上了嗎？他是否用了那些結構復雜的楚國‘鳥文字’？他又是從哪兒得到竹簡的呢？既然敲成的竹簡一木刻好就可以做好的話，屈原這一定是挑肩帶了很多竹簡來著。

那么一個人出行在外隨身帶一大摞竹簡是不是常見的現象呀？（我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在屈原的時代，除了在一些特定的地點之外，比如說國家檔案館或者需要做筆錄的外交場合，“書寫”到底是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

還有，屈原在沒有書目系以自系非這些竹簡，以確保它們的順序沒有被破壞？用當時那些復雜的文字來寫《懷沙》得花多長時間？在文學想像力的展翅翱翔和書寫行為的緩慢速度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是誰把這篇作品從原其傳流域的荒野帶回文明世界？如果有這樣一個人，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這篇作品的呢？（宇文所安著; 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13-14）。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

宇文所安推想《懷沙》作為絕命詞流傳于世的物理可能性（刻于竹簡？），他的潛臺詞是不大相信屈原臨跳入江水之前作《懷沙》并在江邊刻字于竹簡。

《楚辭》之中，哪一篇是屈原的絕筆？《懷沙》不是唯一的“選擇”。古往今來，約有下列幾種主張：

(1)《懷沙》說：代表為司馬遷《屈原列傳》，支持者有今人高亨、陸侃如、劉永濟、劉大杰等等。

(2)《悲回風》說：代表為王夫之《楚辭通釋》、王闿運《楚辭釋》。

(3)《惜往日》說：代表為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游國恩《楚辭論文集》、姜亮夫《屈原賦校注》。

(4)《哀郢》說：代表為黃文煥《楚辭聽直》。

湯炳正《屈賦新探(修訂本)》，華齡出版社2019年版。

湯炳正對“屈原的絕筆”問題有簡要的綜述，可以參看（《屈賦新探(修訂本)》頁109）。

傳說，能當成史實來寫？

上文筆者已經討論過，所謂屈原“死于汨羅說”首見于西漢。屈辭本身沒有“汨羅”，到了西漢，才有賈誼、司馬遷提到屈原自沉汨羅。

司馬遷之前，西漢人賈誼《吊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龔克昌等評注《全漢賦評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頁5）。

龔克昌等評注《全漢賦評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史記》記載：“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這樣一說，司馬遷就把屈原的卒年拉到他作《懷沙》之后。　　游國恩認為“汨羅說”不一定是妄說。游國恩辨解：“賈誼遠在太史公前，屈子沉淵之事，已仄聞之，則《史記》所稱，亦非無據。況賈生漢初之人，距屈子之死不過數十年，其時湘濱之長老或且親見之。安得概以尋常之傳聞而斥為誣妄？”（游國恩《游國恩楚辭論著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三卷頁327）。

游國恩認為司馬遷所載有賈誼的說法為據，不是妄說。

然而，賈誼已承認他自己是“側聞”。如果司馬遷是以賈誼之言為據，那也只是以“側聞”為據。游國恩自己有何判斷？游國恩說“湘濱之長老或且親見之”。“或且”，也是表示“不能確定”。

可是，張隆溪教授的說法是肯定的。

張教授說：

Qu Yuan here seems to announce his decision to die by drowning himself, and that isexactly what he didwhen he witnessed the irreversible turn of thing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 (Zhang, 2023:30)

所謂 “exactly what he did”指屈原“正是自沉而死”。

張教授說exactly what he did，說得這般肯定，為什么？“屈原自盡”是史實嗎？張教授不是掌握了新證據呢？

游國恩《游國恩楚辭論著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

“自沉汨羅說”與“殉國”“愛國”

現在，談論屈原的死所，一般人的印象是他“（死于）汨羅江”，而不是“湘流”。（按：汨羅江，是湘水下游的支流之一。有些人泛稱湘、汨為“湘水流域”。）我們姑且將屈原投汨羅江自盡這說法稱為“汨羅說”。

“汨羅說”比較通行，和《懷沙》是脫不了干系的，而脫不了干系的關鍵人物是司馬遷和洪興祖。

洪興祖說：“原所以死，見于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洪興祖推測《史記》收錄《懷沙》的因由：因《懷沙》涉及屈原之死，所以太史公特重《懷沙》。

然而，推測所得的“原因”并不限于洪興祖所說，例如，今人黃耀堃教授也做過推測，他說：“也許〈懷沙〉是司馬遷親自在當地采集得到的作品，所以作為第一手的材料放進《史記》里面。” (黃耀堃《屈宋承傳》，中文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9篇，頁200)。這就是說，因“資料珍貴”而特別重視。

由于王逸沒有引《懷沙》的內文以證“自沉汨羅”之說，所以，洪興祖本人的說辭才是“《懷沙》寫屈原死于汨羅”的關鍵。

其實，洪興祖根本沒有“補說”汨羅什么，他只用了“話術”令《懷沙》和“汨羅說”相配。　　無論如何，洪興祖的說法（“原所以死”），事實上鞏固《懷沙》在“汨羅說”的地位。一般人不一定會去細究“原所以死，見于此賦”到底指什么。

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

《懷沙》里只說：“知死不可讓兮，愿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確實有提到“死”，但全篇既沒有“自沉”的痕跡，更沒有“懷石”的痕跡（湯炳正《屈賦新探(修訂本)》頁102）。

簡言之，一批注釋家似乎誤看《懷沙》篇中“汩”字為“汨”，另一批注釋家注重“沙(石)”，還有一批注家看重“長沙”，例如李陳玉、蔣驥等人聯想到“（死前懷念）長沙”。

這樣一來，縱使《懷沙》沒有寫汨羅江，《懷沙》都很難脫離“屈原自沉汨羅”這一傳說。這是后世層累造成的局面。

舊時，有學者站在儒家的立場，批評屈原志行不合乎中庸，不可為法（陳煒舜《明代前期楚辭學史論》，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版）。

陳煒舜《明代前期楚辭學史論》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版。

不少論著認為屈原“投江自盡”是殉國，是愛國行為（楊建《中華道德楷模（古代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頁6），雖然聞一多不同意屈原“愛國而自殺”這種意見（聞一多《讀騷雜記》，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文論精華》頁321。)

在現代社會，核心基調是反對自殺、重視預防，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消除對自殺的污名化（因為污名化可能影響求助的及時性）。

結論

《楚辭》所收錄的屈原作品中只有“汩”（音骨），沒有表示水名的“汨”（音覓）；“汨羅”作為水名，是后世文獻（如《史記》）才出現的。

“汨羅”作復合水名在現存的先秦文獻中沒有確鑿例證，全無影蹤。

如果有人認定《楚辭?懷沙》寫了屈原“自沉汨羅江”，那么，本文正是對這一傳說的“祛魅／disenchantment ”——汨羅江是西漢時期才和先秦的屈原產生關聯。

《離騷》《九歌》《九章》《天問》中，也沒有“汨”(mì)字，只有“汩”字(gǔ)。《離騷》“汩余若將不及兮”、《懷沙》“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浩浩沅湘，分流汩兮”，這些詩行中都是用“汩”(gǔ)，意為水流迅疾或時光飛逝。而“汨”(mì)是水名，專指汨羅江，此字在屈原作品中沒有出現過。　　屈原“投水自盡”“自沉汨羅”并非《楚辭》文本本身可以證成的“史實”，而是自西漢以降在史傳、訓詁與地志中逐步層累、固化的傳說。

事實上，屈辭中的“屈原”說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漁父》)，未提“汨羅”。嚴忌《哀時命》和賈誼《吊屈原賦》提及“汨羅”，但這兩篇明確不是屈辭。

《漁父》中的“湘流”其實也值得關注，因為“寧赴湘流”至少有《楚辭》文本的支撐。也許是這個緣故，近人黃靈庚寧愿說：“沉湘自殺”(黃靈庚《離騷校詁?修訂本》，崧燁文化2024年版，頁749)，而不是“自沉汨羅”。

黃靈庚《離騷校詁》，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西漢賈誼“側聞屈原自沉汨羅”、司馬遷說“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再加上酈道元“屈原懷沙自沉于此”以及洪興祖“原所以死，見于此賦”的關鍵詮釋，把《懷沙》與“抱石／懷沙自投汨羅”的死法強行綁定，使之逐漸從“傳聞”、注疏推論，變成后世普遍不加懷疑的“常識”。

死于“湘流”、死于“汨羅”兩種，目前是“汨羅說”占了上風。但“自沉汨羅”只是傳說，而且來歷不明。

另一方面，關于彭咸“投水而死”的說法，先秦典籍并無根據，實為東漢王逸依其義理解讀《離騷》而創出的訓詁之說，與先秦巫咸／彭咸作為巫者、先祖形象的原貌并不相符。

張教授一方面說Qu Yuandid 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in today’s Hunan Province(張教授用did加強了確認的語氣), 另一方面又承認龍舟入江驅魚救屈原等等是legend (見于書中的腳注:The legend goes thatwhen people heard the news that Qu Yuan had drowned himself in the Miluo River, they rushed to the River in wooden boats, beating drums, shouting, and splashing the water with their paddles to drive evil spirits and fish away. See p.33)

那么，屈原投江自盡是不是legend呢？莫非，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想告訴讀者：屈原投汨羅江自盡是真有其事，而楚人駕舟擊鼓為屈原驅魚等等是傳說？

陳鴻圖《王逸楚辭章句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現代學界固然多數沿用“屈原溺死汨羅”的說法，并賦予其殉國、愛國的象征意義，但較嚴謹的史學與文學研究，往往會區分“漢以來的文化傳統與集體記憶”與“可由第一手材料證實的歷史事件”，在語氣上傾向使用“相傳”“據說”“傳統認為”等表述。

從這個角度回看，張隆溪教授以“Qu Yuan did throw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和“that isexactly what he did”這類帶有強烈確定語氣的英語敘述，實際上是將本屬傳統傳說與后出詮釋的內容，提升為無待質疑的歷史事實。

若從史料學與文本學的嚴格要求來看待，更合適的寫法，應當是明白標示“屈原投汨羅”只是一個自西漢以來影響深遠、與端午節儀式、民族記憶糾纏在一起的傳說，而不是“exactly what he did”式的確證結論。

M. Kern, S. Owen ed. Qu Yuan and the Chuci New Approaches (Brill, 2023)

附記一 “殉國”與愛國

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有比較特殊的地位：他的作品反映他關心國事，他的死也和“殉國”拉上關系。

張隆溪教授也用patriotic (愛國) 形容屈辭。張教授說：

Li sao or “Encountering Sorrow” is a great poem about loyalty, political intrigue, moral courage and integri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oneself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apatrioticpoem filled with tragic pathos and a personal tone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中國的文學史，原本就和“愛國”教育的關系密切。戴燕說：“……愛國主義，恰好又是近代國家的學校教育的一個最核心觀念，……”（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增訂版）》，頁88）建國后高校的中國文學史課“保持與意識形態的高度一致性”（頁95。）

關于古代作者的“愛國情操”，讀者可以參看：洪濤《古人的仇外、近人的“patriotic”——談文學史家的“書法”和表彰之詞（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七）》。

附記二 文學與民俗

屈原之死，和中國的端午節風俗或有關系。

張教授書中，注釋的數目寥寥可數，在這種情況下，與屈原有關的一個注釋顯得特別詳細：

The legend goes that when people heard the news that Qu Yuan had drowned himself in the Miluo River, they rushed to the River in wooden boats, beating drums, shouting, and splashing the water with their paddles to drive evil spirits and fish away. They also threw zongzi, a small pyramid-shaped glutinous rice delicacy, into the river in the hope that fish would eat these instead of the poet’s body.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was supposedly the day Qu Yuan died, and it gradually became a day in commemoration of this great Chinese poet, known as duanwu jie or “double fifth festival,” when many cities would hold exciting boat race with teams of brilliantly colored “dragon boats” in competition, so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t is the tradition to eat zongzi at that time. (p.33)

這個注釋，把屈原之死與端午節、龍舟競渡、吃粽習俗等等，都做了說明。

另一個華夏節日“七夕”(乞巧節)，就沒有端午的“地位”。“七夕”與“牛郎織女”神話相連，是“每年一度鵲橋相會”的日子；這個愛情母題在漢代就已成形，漢末魏初曹丕的《燕歌行》描寫了“牛郎織女”傳說的細節，但是張隆溪教授的譯文有刪略（參看：洪濤《愛情隔阻，憑空消失——曹丕的“星漢”、曹雪芹的“白首雙星”(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五十七)》，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6-1-12）。

洪淑苓《牛郎織女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版。

七夕鵲橋會，也是 legend，而且是典型的民間愛情傳說。何以張隆溪教授重五月五端午而輕七月七？對此，我們感到莫名其妙。

附記三 文學書寫的問題

“屈原投汨羅”是構成民族記憶的核心傳說。

“作為文化象征的屈原之死”與“作為歷史事件的屈原之死”應該區分開來。文學史家在寫作中如果模糊這兩層，是不可取的（參看：洪濤《李白也騎驢？李白是誰?——當文學與形象工程發生關系(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五)》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06-20。

在方法論層面上，“歷史的敘事邊界”與“傳說的敘事邊界”也不是同一的。有時候，“傳說/ legend ”和“神話／myth” 的作用相似（參看 L. A. Schneider,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傳說與歷史卻不可同日而語。

L. A. Schneider,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

附記四 自殺?愛國

“屈原自殺”和“屈原愛國”往往“被捆綁”。許多人不區分兩者：或說屈原為愛國而自殺，或說屈原自殺足見他愛國。

聞一多對“自殺=愛國”有思辨。

聞一多在《讀騷雜記》一文提及：“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然數責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這才真是《離騷》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謂忠君愛國的屈原是多么遼遠！說屈原是為愛國而自殺的，說他的死是尸諫，不簡直是夢囈嗎？”（《聞一多全集?楚辭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頁4。此文原刊于1935年4月3日天津《益世報》)。

《聞一多全集》

聞一多敏銳的地方在于：如果只要“為某種價值而亡”就自動等于“愛國烈士”，那么古今太多自殺事件都可能被過度浪漫化，因而忽略了其中還有復雜的因素，例如：自殺可涉及個性因素、病理、絕望、孤立無援等等。

古時的“忠君”，等于今日的“愛國”嗎？

此外，“忠君愛國的屈原”這一價值觀念，是不是后世（漢代和漢代以后儒家倫理）建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