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山西原省長于幼軍：為礦工生活難過落淚，在外就餐被山西人偷偷結賬

第一次見到于幼軍，是在2020年夏天的深圳。

那時，他剛出了一本新書《鄧小平的遺產》，我們圍繞改革開放聊了很久，話題從鄧小平一路延伸到廣東，再到深圳，再到那些已經漸漸遠去、卻仍在今天留下回聲的年代。

作為一個在廣州成長起來的媒體人，我某種意義上也受益于于幼軍當年的開明。等我到廣州工作時，他早已離開廣東省委宣傳部長的崗位，也從深圳市長轉任湖南省委副書記。但他當年那套開闊、克制、尊重專業的媒體管理理念，卻并沒有隨著他的離開而被帶走，而是被后來的接棒者大體保留了下來。對于后來進入這一行的人來說，這種延續并不抽象，而是實實在在能感受到的氛圍。

訪談中，他也談到了一些山西舊事，并提起自己正在寫另一本書，關于山西的。于幼軍在山西擔任省長不過兩年多，時間不長，留下的印記卻很深。關于他的政績和官聲，山西民間一直有很高評價，甚至流傳著一句話：山西有史以來最好的兩個半好官，兩個是閻錫山和于幼軍，半個是胡富國。

于幼軍在廣東的政績和政聲，我是了解的，甚至可以說有某種間接的親歷。但他在山西那兩年多到底做了什么，又為什么會在當地留下那么好的口碑，我過去并沒有系統了解過。我的印象，大多來自媒體上的零散報道，知道一些事情，但對那段歷史始終了解得不夠完整。

所以當時聽說他在寫一本關于山西的書，我心里是有期待的。

只是沒想到，這一等，竟然就是六年。

圖為于幼軍給碼頭青年的寄語。

前段時間，聽說他的新書《感懷山西》出來了，于是經過幾次溝通，終于選定了一個采訪時間。前幾天，我通過視頻專訪了于幼軍。

雖然六年沒見，但已經73歲的于幼軍，頭腦依然敏捷，思路清晰，中氣十足，對社會動態也非常了解。兩小時的訪談，涉及了大量內容。

離開山西十多年后，于幼軍仍然決定寫《感懷山西》。在他看來，這本書首先是給山西人民的一份遲到的交代，也是一份工作意義上的述職報告。那些年在山西想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最后產生了什么效果，都應該認真整理下來，留給后人，也留給今天的人。因為很多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只是在逐步解決，后來人仍然要繼續往前走。

他并不把這本書理解成通常意義上的回憶錄，也不是完整的人生傳記，而更接近一部工作傳記。寫的不是全部從政經歷，也不是所有復雜的人事糾葛，而是圍繞在山西那段時間里做過的幾件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把它們盡量完整地寫下來。為什么要這樣做，推進過程遇到什么阻力，當時如何判斷、如何選擇，最后產生了什么效果，今天回頭看還有哪些遺憾、哪些沒做完的地方，都盡量保留下來。他覺得，只有把這些細節寫出來，才更接近真實，也才對后來人更有參考價值。

1

于幼軍是在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得到消息，中央要把他從湖南調到山西工作的。

“我正領著由湖南省國資委、商務廳、發改委和長沙市、株洲市、湘潭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負責人組成的商務考察團在美國訪問。

一天上午，突然接到從長沙打來的國際長途電話。問我什么時候回國，稱中央組織部領導找我談話。我告知了在美國和下一站到古巴的考察安排，說尚需幾天才能回國，并表示如果有急事，可立即結束訪問提前回國。對方說，已經把你正率團考察的信息報告了中組部，領導說，不必改變行程趕回來，你還是繼續考察，并做好談話準備，回到長沙后立即與北京聯系，便掛了電話。我心里嘀咕，我連談什么話題都不知道，又如何準備呢?

6月22日或23日，我回到長沙當天，便借用省委書記楊正午辦公室的紅機，接通了中央分管干部組織工作的領導同志的電話，他告訴我：中央擬調你到山西省工作，任省委副書記、提名任代省長，馬上到北京來，中央領導要與你談話。

我大吃一驚，在此之前，我沒有從任何渠道得到這一消息。而且，才到湖南工作兩年多，又要調動，時間也短了些。我手拿電話來不及多思索便脫口而出：感謝中央對我的信任和培養，如果中央尚未上會正式決定，只是征求我個人意見，我希望讓我留在湖南繼續工作兩三年，配合書記省長把已經部署正在實施的幾件事情做完，屆時中央安排我到什么地方工作、擔任什么職務我都樂于接受。

那位中央領導同志在電話中笑出聲來，說中央已經正式決定了，你馬上來北京接受任務吧。

話已至此，我無話可說，向書記省長簡要報告后，讓黃慶秘書馬上告知辦公廳訂明天上午飛往北京的機票。”

于幼軍在書中，把自己的調動過程詳細描述了出來。

他回憶，自己剛到山西時，外界和一些中央部門對山西的印象大多集中在幾個詞上：資源型經濟路徑依賴重，地方保守、僵化、封閉，干部思想相對落后。

可他到了山西以后，感受并不完全一樣。他認為，不能簡單把山西干部概括為保守僵化，更多是客觀環境使然。一個四塞之地、相對封閉的地方，很多人不是故意不作為，而是確實沒見過別的路徑，不知道原來事情還可以那樣做。只要把道理講透，他們并不會拒絕改變。深圳可能講一兩次就能形成共識，在山西就多講幾遍，七八遍、十來遍，最終還是能把人說服。對他來說，這是他在山西最深的體會之一是，老百姓和基層干部都很淳樸，也很實在，不理解就是不理解，但如果你真正把道理講明白，他們也會真正理解你。

正因如此，他在山西做事的基本思路也很明確，那就是抓主要矛盾，通過抓住主要矛盾帶動全局工作。每一個階段、每三個月，他都會抓一個重點。小煤礦整治、經濟結構調整、生態環境治理、大型水利工程、棚戶區改造，這些在他看來都不是零碎事項，而是山西發展中最突出的現實矛盾。

在他看來，山西最刺眼的問題之一，是生態環境太差。樹少、灰大、焦煤焦炭污染嚴重，空氣質量糟糕，整個省的視覺印象就是黑乎乎、光禿禿。從北京、河南方向一進入山西，立刻就能感覺到差別。

有一次，他在運城市鹽湖區境內一條縣級公路上，看到路邊綠化帶剛栽種的楊樹的干莖較細，再次下車走進林帶，拿出尺子測量樹苗的直徑后，批評當地干部說：“樹苗不到3公分，能保證成活嗎?”看到這片林地樹坑表面土質干燥，且整片樹苗排列得過于整齊，于幼軍便蹲下身用手扒開樹苗根部的土壤，發現里面根本沒有濕度和潮氣，再輕輕拔起樹苗，居然只是一根干枯的樹枝，這明顯是假種樹行為！

于幼軍立即把所在區的黨政領導找來，進行了嚴肅批評。隨行的省電視臺記者把這一幕拍攝下來，當天晚間就在“省新聞聯播”欄目播出，引起很大震動。

十多年后再回頭看，于幼軍最欣慰的一點，就是這項工作并沒有因為自己離開而中斷，后來的治理大體仍沿著當年定下的方向往前走。當然，他也坦言，這件事并沒有真正做完，例如高速公路、一級公路、二級公路以及進村公路兩側的通道綠化，如果都能全部實現，才算真正完成。

2

于幼軍在山西最為人熟知的政績，則是棚戶區改造和煤炭整治。

于幼軍說，山西很多城市居民住房條件極差，不只是礦區棚戶區，全省很多城市也有大片貧民區。他當年經常在太原散步，看見大量地方不像省會城市，甚至還不如一些縣城、鄉鎮，心里很受觸動。于是他啟動礦工棚戶區改造，第二年又啟動城市棚戶區改造。這在他看來，已經不只是住房問題，而是整個城市面貌、城市規劃和民生尊嚴的問題。

2005年10月下旬，于幼軍到晉北調研，行程包括朔州和大同。到了大同，作為山西最大的煤炭企業，同煤集團是繞不開的一站。

10月22日至24日，他按慣例先下礦井、看井上工作面，再聽企業匯報。那次調研的前半程，他看到井下開采設備和技術已較為先進，生產組織井然有序，安全防護也基本到位。同煤集團負責人匯報說，這幾年企業的生產規模和經營效益都不錯。

轉折發生在返回市區的路上。

那天中午，考察結束，一行人乘中巴車趕回大同市區就餐，準備下午聽取大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匯報。車行途中，于幼軍忽然注意到，離公路不遠的山坡上，散落著幾片低矮密集的房屋，層層疊疊，像梯田一樣攀附在坡地上，外形歪斜破敗，與礦區里剛剛看到的現代化設備形成了強烈反差。

他起初以為那是農民住宅，隨口提出停車去看。隨行人員回答，那不是農民住處，而是礦工棚戶區，不在當天安排的考察點里，而且時間已過中午，還是先趕回市區吃飯為好。

正是這句話，讓他改變了行程。

礦工棚戶區，這幾個字讓于幼軍心里猛地一沉。他隨即要求停車，下車步行進入棚戶區。幾分鐘后，眼前的景象讓他再難平靜：彎彎曲曲的小路，把一片片窩棚似的平房纏在一起；房屋多是用石頭、半截磚和泥巴壘成，屋頂蓋著石棉瓦和舊鐵皮，低矮、破舊、密密麻麻，成百上千戶，黑壓壓鋪滿山坡。

剛從礦區作業面出來的人，很難不被這種反差刺痛。井下是先進的綜合開采設備，井上卻是礦工及家屬長年居住的破敗窩棚。

于幼軍一行走進其中一戶。那是一間十來平方米的平房，沒有上水、下水，也沒有廁所，屋里只有一盞昏暗的電燈，四壁空空，只有一張用磚頭壘起來的炕、幾張粗陋的長板凳和一張小方桌。一個黑瘦的婦女正在屋里呵斥幾個孩子。

于幼軍問她，一家住幾口人。對方回答，七口。

他又問，一張炕怎么睡得下七口人。婦女說，她和五個女兒睡炕上。再問丈夫住哪兒，婦女抬手指了指外間那處五六平方米的小過廳，說白天一家人在那里吃飯、孩子做作業，到了晚上，孩子父親就把兩條長板凳拼起來當床睡。至于在這里住了多久，她說，十七八年了，自從出嫁搬來，就一直沒有挪過地方。

這個細節后來一直留在于幼軍的記憶里。他說，自己當時“心里一陣酸楚”，甚至掉了淚。

離開這一家后，隨行人員再次提醒，已經一點左右，該趕回市區吃飯了。于幼軍沒有停下，又繼續往棚戶區深處走。一路所見，道路坑坑洼洼，房屋破破爛爛，依山而建的多是石頭和半截磚壘成的低矮舊屋，房與房之間的過道狹窄得僅容一人勉強通過。別說搬家具，連挑點東西都困難。

他們接連走訪了七八戶。幾乎家家都沒有排污系統，只能共用公共廁所；屋內幾乎沒有像樣的家具，真正是家徒四壁。有人給他講起當地一段民謠：屋里小半間，頭頂能見天，四世同堂住，睡覺肩挨肩。

有一戶只住著一對七十多歲的老夫妻。老人說，最發愁的是上廁所。幾十戶、上百戶人家共用一個公廁，離家上百米，冬天頂風冒雪去上廁所，若趕上人多，還要在雪地里排隊。各家做飯、取暖都靠煤，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搬煤塊本身就是重活。

這些細節讓于幼軍感到震驚。新中國成立已經50多年，礦工們竟仍居住在這樣的環境里。那一刻，他想到自己小時候看過的電影《燎原》。那部講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礦工生活的影片里，礦工住的也是窩棚。讓他難以接受的是，時間過去了幾十年，現實中的居住條件竟并沒有好到哪里去。

走到中巴車旁時，他沒有立刻上車，而是轉身問同煤集團董事長：究竟有多少人住在這樣的棚戶區里？得到的回答是，僅大同煤礦，住在棚戶區的居民就有近5萬戶、14萬人；采煤沉陷區受損住房約5萬戶、16萬多人，兩項合計，大約30萬人。

30萬人。這個數字讓他感到一種近乎錐心的痛。

于幼軍當場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激動地對隨行的省、市和同煤集團的負責人說：我們對不起工人，對不起這些礦工。礦工們幾十年挖煤運煤，工作辛苦又危險，為國家和地方發展作了巨大貢獻，而幾十萬人卻長期住在這樣低矮、破舊、擁擠的棚戶區里。如果對這樣的現實視而不見、無動于衷、無所作為，對得起礦工嗎，還配叫共產黨人嗎？

那天，就在馬路邊，他臨時決定開一個現場辦公會。于幼軍當場提出，無論有多大困難，“就是砸鍋賣鐵”，也要馬上動手解決這個問題，讓礦工們在五年內全部搬進新區新樓房，而且必須說到做到。

這一幕，是后來山西礦工棚戶區改造工程的起點。

回到太原后，于幼軍第一時間向時任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作了匯報。隨后，張寶順也專門聽取有關部門匯報，并赴同煤集團棚戶區調研，要求從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高度，盡快把棚戶區改造工程規劃好、建設好。

接下來的摸底結果更驚人。僅中央下放山西管理的五大煤礦集團，棚戶區面積就約336萬平方米，涉及9.5萬戶、26.7萬人，如全部改造，需新建住房614萬平方米；地方國有煤礦企業棚戶區面積345.3萬平方米，涉及9.2萬戶、27.1萬人，需新建住房600萬平方米。兩項合計，棚戶區面積達到681.23萬平方米，涉及18.67萬戶、53.76萬人，需要新建住房1214萬平方米，改造建設資金約162.7億元。若再算上采煤沉陷區治理，相關人口還要增加40多萬人，投資還要再增加100多億元。

放在今天看，兩三百億元未必算天文數字。但放在當時的山西，這是一筆極其沉重的支出。

盡管如此，山西省委、省政府并沒有選擇等待中央撥款，而是決定先行啟動，自籌資金，先從省管五大煤炭集團棚戶區改造做起，再逐步推進其他煤礦棚戶區和沉陷區治理。

2006年元旦剛過，1月4日，于幼軍再赴大同。

那天的大同，氣溫已降到零下20多攝氏度，風雪交加。于幼軍后來回憶，自己那是第一次在北方過冬，準備不足，沒有穿棉大衣，也沒戴帽子、手套和圍巾，臨時借了一件棉軍大衣穿上，雙手和耳朵還是凍傷了。

但比寒風更讓他難受的，是棚戶區居民如何熬過那個冬天。

這一次，他再次走進棚戶區，又專門召開座談會，聽礦工和家屬代表提意見，會議一直開到凌晨。

1月5日至6日上午，他在同煤集團辦公樓連續一天半主持現場辦公會，和省市有關部門、大同市委市政府、同煤集團主要負責人一起研究改造方案，最終決定在大同南郊規劃建設一座占地上萬畝、建筑面積約1000萬平方米、可容納30萬礦工及家屬入住的礦工新城，并同步配建三甲醫院、中小學、幼兒園以及商場、餐館、體育場館、文化娛樂設施等公共服務體系。

這不再是一片住宅區，而是在五年內新建一座中等規模的城市。

資金方案也很快明確。按照當時測算，每平方米建筑面積連同配套和基礎設施費用約需1200元。省政府決定，全部免除礦工新城建設用地的土地轉讓費及建設稅費；省政府每平方米資助200元，市縣財政各資助100元，同煤集團資助200至300元，其余部分由礦工個人承擔，大致為每平方米500至600元。也就是說，一套60至90平方米的新房，礦工個人大約支付3萬至5萬元即可取得產權。

面對一些市縣以財政困難為由推諉，他在全省干部大會上公開表態：凡強調財政困難、拿不出棚改資金的市縣，三至五年內不得公務出國考察，不得更換增置小汽車，不得公務接待上白酒。

在后來的工程建設中，于幼軍還聽說了兩件趣事。

建設工地現場幾乎每天都有一撥一撥的礦工家屬前來觀看，有的燃放鞭炮，有的為施工隊送水遞茶，還有些人自發義務幫工。為不影響施工進度和工地安全起見,有關部門不得不發出了“禁觀令”。

第二件趣事是，因大面積建樓房需用大量紅磚，一時使大同市及周邊地區的紅磚供不應求，每塊磚長了幾分錢至一二角錢，被百姓傳為“大同磚貴”，從古代“洛陽紙貴”成語演化而來。

3

2007年春節前，于幼軍再次來到大同，在新建住宅區進戶察看了45平方米廉租房、60平方米標準房和80平方米住宅。中午，他來到一戶剛剛搬入新居的退休礦工家中吃飯。主人老焦一家此前在礦區山坡棚戶里住了30多年。老焦握著他的手，哽咽著說，晚年還能住上這樣的房子，做夢也不敢想。

這一次，于幼軍兌現了此前說過的話：等礦工搬進新居，自己一定要到家里吃餃子、喝一杯，分享喬遷之喜。

那頓飯，他真的坐下來和礦工一家包起了餃子。按照當地習俗，他還把一枚象征吉祥的硬幣包進其中一個餃子里。第一杯酒舉起時，他提議，為喬遷新居的礦工兄弟們干杯，為大同30萬礦工和家屬即將陸續告別住了幾十年的棚戶區而干杯。后來他回憶說，那是自己一生中喝得最高興、最舒心的一杯酒。

此后幾年，棚戶區改造在山西持續推進。大同市同煤集團一、二期工程從2006年4月動工，到2008年3月底完成；第三期從2008年4月啟動，到2010年7月全部竣工，三期共安置10余萬戶、30萬人，提前大半年兌現了當初的承諾。全省則在短短幾年內累計開工建設30多個礦工新村，建筑面積近千萬平方米。

2010年，大同煤礦一些礦工及家屬通過集團領導、或直接寫信給于幼軍，邀請他到他們的新居吃餃子慶賀。于幼軍專程從北京驅車到了大同市礦工新城——恒安新區，看望礦工們，連續到了幾位礦工家里喝喜酒、吃餃子。于幼軍說，那是幾年來他最高興最舒心的時刻。

但他注意到，新城雖已擁有醫院、學校、幼兒園、商場、酒樓和各類生活服務設施，群眾文化活動場所卻明顯不足。于是，他又做了一件事情。

2011年，《社會主義五百年》前三卷出版，幾個月便發行銷售了40多萬冊，他拿出第一筆版稅160萬元，全部捐出，用于在恒安新區建設一個礦工社區文化活動中心。

時任大同市市長的耿彥波安排城市規劃和設計人員幫忙選址設計，并委托同煤集團的建筑公司動工興建。

2013年10月,一座占地3117平方米、建筑面積773平方米的社區文化中心在大同市恒安新區平盛路落成。礦工及家屬們從此有了一個免費活動場所。

這個中心于2013年10月15日正式開放。那天，于幼軍又專程從北京驅車抵達大同，并請來原山西省委書記胡富國等為中心落成開業剪彩。

于幼軍在廣東、深圳、湖南、山西工作期間，從不題詞，但這次破例為活動中心題寫了“南風軒”三個大字，寫在了活動中心的大門上方。

第二年，于幼軍又邀請原全國作協主席、文化部部長、著名作家王蒙，北京大學行政管理學院院長、政治學家俞可平等人，到大同市參觀礦工文化活動中心。他們兩位及著名散文家、原人民日報副總編梁衡，把自己上百本作品捐贈給中心。

4

煤炭整治則更為艱難。

山西是煤炭大省，煤礦眾多，一度礦難頻發。于幼軍在書中，也有關于到礦難現場的文字。

“遇難礦工家屬呼天喊地、撕心裂肺的哭喊聲，久久回蕩在我的耳際。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面臨礦難事故現場，留下了無法抹去的慘痛記憶。接下來幾個星期，我幾乎每周都接到省內發生礦難事故的報告。往往是在一個事故現場還未結束搶救工作，又要趕往另一個現場。”

山西煤礦種種亂象，讓他痛下決心，決定不能坐視不理。

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強力治理下，一年多時間里，山西關閉了七千多個小煤礦。于幼軍把這看作三大戰役之一。他的邏輯并不只是關，而是要為后續的現代化重組騰出空間，逐步建立若干千萬噸級的大礦，實現自動化、現代化，減少安全事故。多年后回頭看，大礦建設、自動化開采等目標后來都逐步實現了。

環境治理同樣如此。他回憶，自己剛到山西時，全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里，山西占了七個；到他離開時，山西已全部退出這個名單。為此，除了關小煤礦，還炸掉了四五千家小煉焦廠、小化肥廠、小水泥廠、小冶煉廠。

這種斷腕式整治，當然觸動巨大。

做這些事，不可能不得罪人。他收到過威脅信，也經歷過刻意制造恐嚇氣氛的事情。

而對這種風險和反撲，他并非毫無預期。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提醒，來自一位國務院原主要領導。2006年春節，于幼軍回廣州休假三天，專程抽空去拜訪這位正在廣州冬休的老領導。剛坐下，老領導便單刀直入發問：聽王忠禹同志（原國務院秘書長）說，你最近在山西提出“十一五”期間煤炭產量零增長、焦炭產量負增長的要求，你是怎么想的？怎么下得了這個決心？

于幼軍便把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打算和依據，向這位經濟工作經驗十分豐富、在百姓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老領導和盤端出。老領導聽后，嚴肅卻和風細雨地說：你這樣考慮和把握是對的，搞經濟工作不能只用加法，只要求經濟一年比一年增長，這樣搞下去非出大事不可。你能夠提出山西煤炭零增長、焦炭負增長，這在全國各省市所制定的“十一五”規劃中是獨此一家，眼光獨到，這非常好！應該這樣把握認識并堅持下去。

于幼軍還把正在山西組織實施煤炭資源整合“三大戰役”的情況，也作了匯報。

老領導聽后沉默了一會兒，說：你勇于正視省情，敢于碰硬、敢打硬仗的勇氣可嘉，難能可貴！但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不要低估了那些人的能量，他們正面攻不上會從側面攻，想方設法把你扳倒。我只是擔心你“壯志未酬身先死，使我老漢淚滿襟。”

于幼軍聽后低頭無語。過了一會兒，回過神來，堅毅沉穩地說：“老首長，我已經沒有退路了。我只求問心無愧，對得起黨、對得起山西百姓，至于別人怎么看、怎么說、對我怎么樣，我就統統不管了，由他去吧。”

即便遇到如此強大的反撲，后來人大投票時，于幼軍仍然全票當選。

這件事也對他觸動很深。因為在八百多名人大代表里，不可能沒有與利益鏈條相關、甚至參與其中的人，但他們最后仍然投了贊成票。在他看來，這說明即便是有問題的人，心里也未必完全沒有良知，他們知道你這樣做是真心為了山西、為了百姓利益，不是為了個人。

5

另一個繞不開的事件，是黑磚窯案。

于幼軍說，在國務院正式開會前兩三個星期，他已經在電視和媒體上向全省人民公開道歉。理由很簡單，在這塊土地上，只要發生了損害百姓利益的事情，省長就有責任。無論調查怎么定性，責任首先由他來承擔。

后來到北京開會，中央調查組認為山西省政府的處置總體及時、應對措施到位，但他仍在國務院會議上再次作出檢討。

那時干部問責制度還沒有后來那樣制度化，但即便是一個處分，也可能影響一個人的仕途。可在他看來，事情到了那個地步，必須有人站出來承擔責任，平息輿論。

事實證明，這樣的道歉確實起到了作用，輿論很快緩和下來，后來真相也逐漸澄清。

至于后來離開山西、調往北京，他認為并不是外界猜測的處理或懲罰。按照他的說法，十七大前后，中央提出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正在考慮更大的文化管理架構，需要一個能夠駕馭大文化系統的人。選擇他去文化系統，按他的理解完全是重用，而非懲罰。

在《感懷山西》書中，于幼軍記錄了他是如何被調去文化部的。

2007年8月下旬，于幼軍在京參加中央一個會議。期間，他聽到一個傳聞，中央擬調他到文化部工作。

于幼軍當即找了兩位中央領導，當面陳明：感謝中央對我的信任，但我個人希望繼續留在山西現崗位工作一段時間，待興晉戰略規劃全部啟動和陸續完成之后，無論組織調我到什么地方、擔任什么職務，我都堅決服從，請中央考慮山西全面轉型正處在關鍵時刻，讓我以現職繼續留在山西工作，為山西人民效力。

中央領導同志聽后笑笑，對于幼軍說道：“調你到文化部工作，是中央對你多年工作的肯定和信任，也是文化部領導班子調整的急需，你還是接受組織安排，準備到新崗位工作吧。”

8月28日，于幼軍接到了中組部的來電：“明天上午請到中南海來，中央領導同志與你談話。”當天下午5點多，于幼軍便乘飛機前往北京。

第二天上午9點，準時到了中南海勤政殿，中央分管干部組織工作的領導同志與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與他談話約一個小時。

中央領導同志說：中央決定你到文化部工作。十七大報告對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設非常重視，擺到重要位置。十七大后將在全國掀起文化建設新高潮。“文化部長人選不好找，中央對你寄予厚望，相信你在新崗位上一定能干好。中央部委工作有自己的特點，你長期在地方工作，要把地方工作的經驗和作風帶到中央機關，同時盡快熟悉中央機關的工作特點和文化部的情況，團結文化部的干部打開工作新局面。

走出中南海，于幼軍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

當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于幼軍繼續到中南海拜訪了兩位中央分管宣傳文化工作的領導同志，感謝他們多年來對他的關心和指教幫助，聆聽了他們對文化部班子和工作情況的介紹。隨后到中組部黨政干部局，聽取該局負責同志介紹文化部領導班子的情況和提醒他要注意處理好的幾個問題。下午，便和中組部分管地方干部的副部長李建華一道乘飛機返回了太原。

8月30日，山西省委召開全省領導干部會議。省五套班子現任領導和已離退休的省部級老同志，以及省直機關主要負責人和十一個省轄市的書記和市長出席了會議。

會上，于幼軍30分鐘的講話，多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

發言中，于幼軍看到會場里一些已退休多年、七八十歲的老同志和現職干部在流眼淚、擦眼睛，他強忍著不掉淚，有幾處哽咽停頓幾乎說不下去。

待他講話結束，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于幼軍站起身來向大家鞠了四次躬，連連擺手示意請大家停止鼓掌，掌聲方逐漸停息下來。

此情此景，讓他終生難忘。

9月3日，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全體會議接受了于幼軍因工作變動而遞交的辭職書。

隨后，他與新任省長孟學農暢談了兩個半天，交接了工作。又與張寶順書記面談了一個多小時，感謝他兩年多來對他工作的充分信任，全力支持和悉心幫助。

他決定悄悄離晉赴京，不打擾山西的干部群眾，故特意交代省委省政府辦公廳的同志，不搞任何歡送儀式，不能把他離晉的具體時間透露出去。

但沒有不透風的墻。當于幼軍9月7日一大早回到省政府辦公室，清理好文件資料，依依不舍地離開辦公樓時，看見樓前大院里已站滿了前來送別的機關干部。

居住在省政府大院后面宿舍區里離退休的老同志，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前來送別。

于幼軍向站滿了大院和周邊辦公樓走廊過道上的干部們，頻頻揮手告別，轉身登上了一輛中巴車，離開了省政府大院。

車駛出大院，突然看見馬路兩側站滿了聞訊自發前來送行的老百姓，手里拿著兩條數米長的紅布橫幅，上面濃墨大筆寫著十四個字：春風化雨滿三晉，黃河太行永記您！

赴京履新一段時間里，山西各大網站、手機短信和QQ群里，仍然充滿了山西干部群眾的熱議、好評、挽留和鼓勵，感謝和祝福的話語不絕于耳。

當時，一位熱心的機關干部下載打印了網上的跟帖評論，八開紙厚厚一大疊，估計有幾千條短訊，里面竟然沒有一句負面的議論，沒有一句批評責罵的話語。

后來，另一個山西改革明星呂日周，曾當面對于幼軍說：于省長來山西太晚了，離開山西太早了。

6

十七大召開前夕，于幼軍出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隨即又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很多人看來，他實在是文化部長的不二人選。不僅長期擔任思想文化戰線的領導工作，而且在官場中始終保持書生本色，在文化界有口皆碑。

2008年3月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開幕，于幼軍已經坐到了“部長列席區”。不料，17日的選舉名單上文化部長的提名變成了他人。原來在這節骨眼上，有人舉報于幼軍在任深圳市長期間，利用職權影響力，在市政府招標工程中令胞弟所屬香港公司中標。于幼軍堅稱此事循例按正常手續審批，未施加任何影響力。

中紀委調查小組的審查也并未發現問題，但文化部長的職位就此錯過，只能繼續擔任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這一能夠使高層臨時換將的所謂“舉報”，當然不會來自平民百姓。

到了當年10月，于幼軍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留黨察看兩年。罪名還是舊的，無論是中紀委還是官方媒體，都沒有公布他犯錯誤的具體事實。于幼軍也一直沒有像其他落馬官員那樣被雙規。

這反倒證明于幼軍是個少有的清官和好官。

采訪中，對于這個問題，于幼軍也沒直說那個人的名字，只是說對方是很霸道的人，一定要處分他。最終，無奈之下，也只能讓于幼軍背上那么一個處分。

對于那段人生低谷，他承認那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既然局面無法改變，最重要的是調整自己的心態，把注意力轉移到另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上去。對他來說，這件事就是讀書和寫作。他后來甚至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談讀書如何療傷治病：書讀進去，人就走出來了。

2009年的一天，于幼軍正賦閑待業，終日在國家圖書館讀書寫作。一天，秘書跟他說，有幾位山西老板來京，托人聯系想來看看你。

于幼軍問秘書：來的是什么人？有什么事？秘書回答：像是小煤礦的老板，是不是找你麻煩來了？建議還是不見為好。

思索了一會，于幼軍對秘書說：凡是山西來的老鄉，我都見，無非是出出氣、訴訴苦嘛。哪有共產黨的干部怕老百姓的道理？

約定晚餐在一家酒樓見面。那兩位山西人一見面，就緊握著于幼軍的手，使勁搖了幾下，眼里含著淚水激動地說：“于省長，山西人民想你啊！感謝你為山西辦了那么多好事。”

于幼軍問他們是哪個縣的人，做什么工作。他們說原來是小煤礦老板，于幼軍很驚訝：“我在職時下令關閉了七八千個小煤礦，打爛了你們的飯碗，你們今天還來看望我、感謝我？”

兩位山西人說：“我們原來經營的小煤礦雖然在你任職時候被關閉了，但大家心里明白，你那么做完全是為了山西好，真正為山西百姓利益和山西長遠發展著想，沒有個人的私心雜念，大伙不怨你，至今還在念叨你為山西百姓、為改變山西面貌所做的好事。而且，你下令關閉小煤礦，同時又囑咐市縣和鄉鎮政府要關心幫助礦主和礦工們的轉行就業，給予出路，一直惦記著安排好礦工和小礦主的生計，大家至今還念叨著你的好。”

這件小事對于幼軍的刺激和教育很大。

還有兩三次，于幼軍在北京的酒樓餐廳與廣東、深圳、湖南來的朋友就餐，那時還沒有八項規定，不時有這樣的飯局。待餐后結賬時，服務員告知：對面房間的客人已幫你們結賬付錢了。

于幼軍吃了一驚，怎么連招呼也不過來打一個，就幫我們結賬了？忙問：結賬的是什么人？服務員回答：聽口音是山西人或陜西人，我還以為你們是一起的。

于幼軍明白了，那一定是山西老鄉認出了他，不聲不響地結了賬。他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位山西朋友代他結的賬，連個當面道謝的機會也不給。

7

在反思自己這些年的經歷時，于幼軍并不完全把問題都推給外部環境。他也承認，自己對身邊人的教育和約束，確實還可以更嚴格一些。

另外，他承認自己的性格太直、太硬，不太會低頭。很多事情如果處理方式不那么生硬，結果也許會不同。但他也說，有些原則問題確實沒法退讓。能讓的事情他會讓，但碰到實在不能讓的事情，即便有些人背景很硬、來頭很大，他還是會堅持。這既是性格，也是必須承擔的代價。

把個人命運放回改革開放四五十年的長時段去看，于幼軍最大的感受是，他們這一代人趕上了一個好時代。改革開放給了人很大的空間，也給不同層次的干部和知識分子留下了做事的余地。之所以能做成一些事，不一定完全是個人有多大本事，更重要的是趕上了那個允許人放手去干的時代。改革開放初期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只要你想干、敢干、能干，社會就給你留出干事的空間。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把人捆死，關鍵看你能不能把事情做成。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這一代人是時代的受益者。

圍繞中國道路，于幼軍總結鄧小平最重要的遺產，大致有兩個層面：思想遺產和政治遺產。思想遺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政治遺產則是開辟了一條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在他看來，中國后來能夠走到今天，關鍵就在于把這條新路打開了。

更大的視野里，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成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僵硬地守著舊教條，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吸收、調整和整合。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民主法治也是不可忽視的要素。再往后看，他甚至認為，未來理想中的社會形態，既不是現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也不是現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可能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整合：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某些優勢、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創造力和市場機制、民主社會主義中的公平福利與社會保障結合起來，吸收一切被實踐證明有價值的文明成果，生長出一種更高級、更文明的社會形態。至于那個時候它叫什么名字，反而不重要。

對于《感懷山西》這本書，于幼軍最希望后來人讀到的，其實不是可以照搬的經驗，而是一些更基本的東西。第一，執政為民。無論什么時代，都應該真正為一個地區的發展殫精竭慮，為百姓造福，不遺余力。第二，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地方的現實條件出發，找出主要矛盾、最優先的問題，不是簡單上傳下達，而是提出真正可執行的破解思路和具體措施，并且堅持不懈地推進下去。這些東西，不是某個時代獨有的技巧，而是更基本的治理精神。

至于別人說他是官場另類，他并不特別在意。他承認，如果拿當下官場里某些庸俗作風作參照，他確實不一樣。但若放到中國歷史更長的脈絡里看，這樣的人并不少，從王安石、張居正，到岳飛、袁崇煥，再到近現代一些有家國情懷的政治人物，中國士大夫傳統里一直有這樣一支正氣傳統。他更愿意把自己放在這條傳統里，而不是放在現實官場的小坐標系中去比較。

談到山西人民這些年對他的感情，他始終很感動。他說，自己做的那些事，在他看來本來就是一個省長職責之內應該做的事，再正常不過。但山西人民到今天，隔了十多年、快二十年了，還不斷有各種故事傳出來，說明大家的感情確實很深，也說明老百姓其實很厚道。對一個從政的人來說，再大的獎賞、再多的榮譽，都比不上老百姓的口碑。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他看來，這大概就是為官能獲得的最高獎賞。

于幼軍退休后，回到了廣州。

他高中時的語文老師黎國強專門找師傅做了一把紫砂壺贈給他。上面刻著兩行字：俯仰不愧天地，褒貶自在春秋。

于幼軍讀懂了老師對他的關愛、信任和勉勵之情，收下了這份厚重的禮物，并一直珍藏使用至今。

今天的于幼軍，生活規律而清淡，散步、游泳，上午和下午各留兩三個小時看看書、寫寫東西。那些老朋友一直都有來往，北京的、山西的、湖南的、廣東的，彼此還能這樣走動，他很珍惜，也覺得是很大的福氣。

購買于幼軍新書《感懷山西》，請戳

為什么當年地方治理可以出現這樣具有強烈個人印記的推動方式？為什么今天這種明星官員越來越少？

這些問題，不太適合在公開文章里展開說。

關于地方治理的真實運作以及這些年官員風格變化背后的原因，我會在知識星球里回答提問。

有興趣的話，可以過來參與討論。

加入「碼頭青年·知識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