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朝天錄”到“燕行錄”：朝鮮朝對中原王朝態(tài)度的轉變

△ 《送朝天客歸國詩章圖》（局部）

“燕行錄”作為朝鮮朝使臣出使中原王朝的紀實性檔案，分成兩個部分，朝鮮朝使臣出使明朝時稱“朝天錄”，出使清朝時稱“燕行錄”。面對“天朝”朝貢故為“朝天”，面對燕京之行卻為“燕行”，由名稱即可見朝鮮朝朝貢時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朝鮮朝從“朝天”到“燕行”經(jīng)歷了怎樣的心態(tài)，為何會產(chǎn)生這樣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呢？本文擬從“朝天錄”及“燕行錄”出發(fā)，站在朝鮮王朝的情感與視角，考察“他者”審視明清易代時期中原王朝產(chǎn)生重大變遷的史實及對“他者”的影響與沖擊。

一、“朝天錄”之朝天慕華

——朝鮮朝對明朝的心悅誠服

朝鮮朝的慕華心態(tài)由來已久，朝鮮朝思想家樸趾源說：“東方慕華，即其天性也……，新羅最先慕唐，以水路通中，衣冠文物悉效華制，可夷夏矣。”朝鮮朝迎送明朝詔使的館驛原名“慕華樓”，世宗十二年（1430）擴建后改名稱為“慕華館”。《慕華館記》有云：“咫尺天顏于數(shù)千里之外。上之慕華之誠……國家慕華之制如此，主上慕華之心如此。”朝鮮王朝對明朝心悅誠服的朝貢，履行朝貢義務，其思想上的慕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朝鮮朝建國初期的朝天宗藩

1388年，李成桂借威化島回軍發(fā)動政變掌握政權，1392年廢除高麗朝末王王瑤自立為王，他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性，向明朝“事大”成為一條十分可行的道路，既可以保朝鮮朝的國家安全，又可以保朝鮮朝的經(jīng)濟發(fā)展。于是，李成桂主動派韓尚志出使明朝“權知國事”，請求明朝在“和寧”和“朝鮮”中定一國名，表示“于是一國大小臣僚閑良耆老安一國之民”。朱元璋認為“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由此定國名“朝鮮”。“永樂初，賜印誥”，從此李氏政權借明朝冊封站穩(wěn)腳跟，確定正統(tǒng)。“自后每歲圣節(jié)、正旦（嘉靖十年后，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節(jié)，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余慶慰謝恩無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則遣使頒詔于其國，國王請封，亦遣使行禮，其歲時朝貢，視諸國最為恭慎。”

楊昭全、韓俊光根據(jù)《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定宗、太宗、世宗、成宗卷統(tǒng)計，朝鮮朝初期從太祖到世宗59年時間，使明共計399次，平均每年6.7次，出使如此頻繁，可見朝鮮朝與明朝的親密程度。雙方關系至“壬辰倭亂”到達高潮。1592年4月，日本入侵朝鮮半島爆發(fā)“壬辰倭亂”。朝鮮朝不敵，戰(zhàn)況十分危急，朝鮮朝宣祖李昖求助明朝，戰(zhàn)爭持續(xù)至1598年日本戰(zhàn)敗結束，明朝傾國相助，此戰(zhàn)使明廷“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shù)十萬，糜餉數(shù)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至此，朝鮮朝認為，“二百年來，世受皇恩，日夜感戴，報效無路，又自壬辰，重荷再造之德”。“我國之于天朝，義雖君臣，情猶父子。況有壬辰拯濟水火之鴻恩。天朝倘有事變，敝邦君臣，所當掃境內(nèi)奔往，以為前驅矣”，宗藩關系在此后達到高潮，直到光海君執(zhí)政期間才出現(xiàn)變化。

△ 朝鮮開國君主李成桂

（二）光海君后期的“兩端外交”

1592年“壬辰倭亂”爆發(fā)后，宣祖迫于壓力封次子光海君李琿為世子，明朝認為“立國以長，萬古綱常”，“長幼之序，禮莫大焉；儲嗣之立，禮莫重焉；舍長立幼，于禮不順。若令之自中國，是以非禮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禮徇也……朝鮮稱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于繼立，乃舍其長子而請立第二子諱，無乃非我國家之制乎？”明朝不承認李琿。直到萬歷三十七年（1609）光海君執(zhí)政一年后，明朝方承認了他的朝鮮朝國王地位。

光海君被冊封后，前期尊崇明朝，恪守禮儀，履行宗藩朝貢制度，并派使臣積極辯誣。在得到明朝冊封之后，他又積極向明朝請求冊封長子栓為朝鮮朝世子。光海君六年（1614），他請明追封生母金氏為國王次妃，光海君七年（1615）又請求明朝賜給生母冠服，多次向明朝送回飄海民人，明朝也多次給予嘉獎。

光海君執(zhí)政后期游走于后金與明朝之間，實行“兩端外交”政策，即在保持和明朝宗藩關系的同時，與后金展開了書信交往。1618年“薩爾滸之戰(zhàn)”一觸即發(fā)，明要求朝鮮朝出兵相助，光海君只出兵1.3萬人，為保全實力消極應戰(zhàn)，且授意主將姜弘“觀變向背，使虜勿為移兵先擊之”，投降于后金。

光海君實施“兩端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原因固然是朝鮮朝當時面臨的現(xiàn)實情況和國家利益，但是與他在明朝屢次受挫得不到認可也有一定關系。直到1623年光海君被罷黜下臺，仁祖重新全心全意慕華尊明，才徹底斷絕與后金的交往。

（三）明末朝鮮朝朝天的揭惡亂象

隨著明朝政權進入末期，國勢漸微，吏治不治，尸位素餐，社會亂象橫生，朝鮮朝使臣以外域者視角將這些現(xiàn)象記錄在“朝天錄”中，出使紀行內(nèi)容也從一味的“慕華”轉換成“揭惡”，朝鮮朝對明朝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變化。

1. 政治上的吏治敗壞

丁煥在嘉靖十六年（1537）以書狀官身份出使明朝。他在“朝天錄”中記錄了使團在遼陽贈送禮物事件。使團到遼陽后按禮節(jié)贈送禮物給都司等官員，但是遼東劉（劉大章）、徐（徐府會）兩人和總兵官李景良“皆別求物產(chǎn)，征名責數(shù)。此輩起行伍，不可責以廉謹，然受重寄，杖節(jié)鎮(zhèn)邊，輒施好惡，逞志于外國行人，污甚矣”，這是“朝天錄”首次反映明末吏治敗壞現(xiàn)象，天朝形象在朝鮮朝開始受損。

趙憲、許篈受命于萬歷二年（1574）為慶祝萬歷皇帝生辰出使明朝，湯站守堡官王魁的舍人送朝鮮朝使臣，許篈等禮節(jié)性地給舍人送了一些扇子、帽子之類的禮物，“其舍人怒其扇把之少，棄而先行，尋令人持去”。許篈評價“此人唯知貪得，不顧廉恥之如何，名為中國，而其實無異于達子焉”。到遼陽后，遼東都指揮陳言因為沒有得到使臣送的《皇華集》而“大聲叱之”，許篈恐“遷怒我國”趕緊將《皇華集》奉上，陳言又因《皇華集》數(shù)量不夠，便索要“海獺皮、滿花席、白布、花硯、雜色綢、整參等物”，另加“帽緞二匹、羅一匹、大緞二十匹”來代替《皇華集》，因為物品不足又“怒而起立，作聲愈厲”，趙憲評價陳言種種言行“無廉恥如此”。

天啟四年（1624），朝鮮朝請封李倧為新王，派使團使明。使團在北京滯留4個月期間，所見索賄事例層出不窮，“中朝貪風大振，公卿輔相，大官小吏，無不以利欲相濟，政以賄成，恬不知恥”。朝鮮使臣朝貢程序如下：使臣到禮部主客清吏司→呈送文書→禮部議覆→轉送內(nèi)閣票擬→呈送皇帝御覽→皇帝朱批→發(fā)送到相關部門處理。禮部是整個程序中十分重要的一環(huán)，洪翼漢記錄了向禮部主客司主事李其紀行賄的全過程，譏諷其為“貪墨敗官”。

2. 文化上的儒學式微

朝鮮古代在文化上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特別是程朱理學，其國子監(jiān)是文化教育的中心，被視為文化圣地。然而，到了明末，盡管國子監(jiān)外觀依舊華麗，但其內(nèi)部的儒學教育已發(fā)生了根本變化。

嘉靖十三年（1534），朝鮮朝賀使蘇世讓記載參觀國子監(jiān)，見“儒十余輩就前相揖，儀容舉止，頗不端潔”，贈送“管城數(shù)十柄”，明儒竟然“諸輩爭取，轉相蹴踏”，由此斷言“其非真儒可知”。丁煥參觀國子監(jiān)后見到“師生案榻，紛亂移置，封塵一尺，不見人影。欲詢監(jiān)中事末由也。唯閭里無賴之徒遠近追隨，到處成眾，蜂舞殿堂，莫有呵禁，喧聒不堪留也”。嘉靖十八年（1539），權橃任奏請使出使明朝，發(fā)現(xiàn)國子監(jiān)中雖然陳設華麗，“然彝倫堂及東西廡，無一儒焉”。隆慶六年（1572），許震童隨同正使樸淳使明，參觀國子監(jiān)，與監(jiān)生談儒后說“儒生阘茸不足與談論矣……中朝士習之偷微，亦可知矣”。

儒學至明末已經(jīng)式微如此，令朝鮮朝儒者大失所望，曾經(jīng)代表至高文化的“天朝”此時在朝鮮朝儒者心中，已經(jīng)跌落神壇，朝鮮朝儒者已經(jīng)站在儒學的角度反過來批判儒學的發(fā)源地，甚至由此預言明朝的命運，“由此觀之，則今之天下，不復知有朱子矣。邪說橫流，禽獸逼人，彝倫將至于滅絕，國家將至于淪亡”。

洪翼漢在《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中慨嘆道：“中華古稱名教之地，禮義廉恥，所自淵源，而今至此極，益可怪嘆。無乃以下邦陪臣，視同裔夷，陵侮而然耶？若果然也，則尤為痛骨矣。”這正是朝鮮朝對明朝之嘆。面對當時的情況，真是讓人痛心疾首。

△ 燕行使筆下的紫禁城

二、“燕行錄”之燕行事大

——朝鮮朝對清朝的委曲求全

（一）朝鮮朝對后金的防范態(tài)度

朝鮮朝對建州女真的崛起一直十分關注，1589年7月朝鮮朝宣祖就得到平安道兵使奏報：“左衛(wèi)酋長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酋李以難等為麾下屬，老乙可赤則自中稱王，其弟則稱船將。多造弓矢等物。分其軍四部：一曰環(huán)刀軍，二曰鐵錘軍，三曰串赤軍，四曰能射軍，間閑練習，脅制群胡，從令者饋酒，違令者斬頭。”由此可知，朝鮮朝對女真軍事情報的掌握比較詳細，且對其軍事實力非常忌憚，對其可能向中原發(fā)動的戰(zhàn)爭十分擔憂。宣祖認為：“老乙可赤事亦大可憂，古之善料敵者，預圖于未形前，況此兆朕己萌，爻象已動；若侯河冰合，虜騎充斥，是我腹背受敵，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女真軍事制造能力之強大，軍紀之嚴明，對朝鮮朝威脅之日隆，使朝鮮朝對女真的戒備之心日益增加。

“壬辰倭亂”是影響明、朝、日三方勢力的關鍵戰(zhàn)爭。日本戰(zhàn)敗自不用說，戰(zhàn)爭對明朝和朝鮮的傷害也十分深重。對明朝來說，在“壬辰倭亂”爆發(fā)前，明朝已經(jīng)陷入了吏政不明的狀態(tài)，“援朝抗倭”又使明朝雪上加霜。同時，“壬辰倭亂”使朝鮮朝深陷戰(zhàn)爭泥潭，內(nèi)有黨爭不斷，外有強敵入侵，使朝鮮朝人口銳減，農(nóng)耕土地摧毀嚴重，加劇了社會矛盾。可以說，三方在這場戰(zhàn)爭中受損嚴重，而這恰恰給了女真快速穩(wěn)定發(fā)展的契機。努爾哈赤在兩次請求“援朝抗倭”遭拒后，政治、軍事實力卻都趁機獲得飛速發(fā)展。

在朝鮮朝防范女真的同時，女真也非常重視朝鮮朝的力量。1595年努爾哈赤借著刷還朝鮮人的機會給朝鮮朝送信，希望“兩境之民毋得侵犯相害”，企圖在“壬辰倭亂”期間與朝鮮朝建立書信外交。然而，朝鮮朝朝貢于明，女真民族也是明朝的邊疆少數(shù)民族，這是違背宗主國的行為，宣祖拒絕這種交往，并說明原因，“我國與貴衛(wèi)，境土相近，而不能私相往來……不能違大朝之禁而開無前之例”，而且“自古以來，你與我國，原不以文書相通，且不敢私交，遵奉天朝法令，今此一遭通書，亦出于不得以也。”“壬辰倭亂”導致明朝和朝鮮朝損失慘重，但明朝全力支援朝鮮朝抗擊倭寇，從而鞏固了兩國間的宗藩關系，朝鮮朝對明朝的感激之情達到頂點，不再與女真私下通信。

宣祖時期，朝鮮朝對女真的警惕持續(xù)未減。光海君后期實行“兩端政策”，與后金通信自1618年至1623年光海君下臺。在此期間，光海君支持朝鮮朝將領姜弘在“薩爾滸之戰(zhàn)”后投降后金。仁祖繼位后，改變政策，全力支持明朝，導致后金因此不滿，引發(fā)“丁卯之役”。

后金于清（后金）天聰元年（1627)1月趁明朝深陷農(nóng)民起義危機無力援朝之際，率軍攻破朝鮮朝防線，朝鮮朝國王仁祖無奈出逃江華島，這就是“丁卯之役”，朝鮮朝方面稱之為“丁卯虜亂”。“虜”字是中國古代對北方外族的貶稱，朝鮮朝一直視女真為夷狄，而朝鮮朝自視為“小中華”，對女真的繁榮強大十分戒備，對女真政權卻諸多鄙夷。“丁卯之役”徹底改變了朝鮮朝與后金的關系，兩者在1627年3月3日簽訂的《江都之約》中約定，“貴國實心要和，不必仍事南朝，絕其交往，而我國為兄，貴國為弟。若南朝嗔怒，有我鄰國相近，何懼之有？果如此議，我兩國告天誓盟，永為兄弟之國，共享太平”，正式結為“兄弟之盟”，后金為兄、朝鮮朝為弟，并在3月18日又簽訂的《平壤之盟》規(guī)定：“自盟之后，朝鮮國王李倧應進滿洲國皇帝禮物，若違背不進，或不以待明國使臣之禮待滿洲國使臣，仍與滿洲結怨，修筑城池，操練兵馬，或滿洲俘獲編入戶口之人，逃回朝鮮，容留不行遣還，或違王所言，與其遠交明國，毋寧近交滿洲之語；當告諸天地征伐之，天地譴責朝鮮國王，殃及其身。朝鮮國王若不違誓詞，共相合好，滿洲國大貝勒阿敏無故加兵，殃亦如之。兩國永尊誓詞，天地垂佑，歷祚延長。”兩個條約一個改變雙方關系，一個規(guī)定朝鮮朝要對后金所盡的義務，雙管齊下，朝鮮朝忍辱負重，為了繼續(xù)事大明朝，只能更改朝貢路線。

（二）朝鮮朝對清朝的抵觸態(tài)度

“丁卯之役”九年之后，皇太極對朝鮮朝發(fā)動了“丙子之役”，1637年2月24日簽訂《三田渡之盟》，“丁丑二月初日講和后，東宮兩大君有沈陽之行”，朝鮮朝世子入質沈陽。朝鮮朝稱此役為“丙子胡亂”。金宗一1638年出使清朝，所撰《沈陽日乘》曰：“唯虜人及宣傳譯者雜踏其中矣”。清朝前期還未接受儒學文化教化之時，不行周禮，為朝鮮朝使臣詬病：“行亦無拜服之禮”，且“禮后列坐依常時，坐后無理數(shù)亦如常時”，吃飯時的表現(xiàn)也“樣與我國山尺輩恰相似矣”。這是朝鮮朝不肯認清朝為“天朝”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三田渡之盟》要求朝鮮朝“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冊印”，并要求朝鮮朝世子入質大清，不能修墻筑城，并向清納貢。雙方簽訂的《三田渡之盟》終結了雙方的“兄弟之盟”，開始了“君臣之義”。

女真先后兩次武力征服朝鮮朝，只是在形式上使朝鮮朝一次次臣服，在文化和思想上朝鮮朝依然奉明朝為主，無論是前期的防范態(tài)度還是后來的抵觸態(tài)度，均可見朝鮮朝對當時政局的把握還是準確的，且應對雖然處于劣勢與被動，但是依然堅持了“小中華”的自主和自尊。

△ 1863年的燕行使團（ 攝于北京俄羅斯大使館 ）

三、朝鮮朝對中原王朝態(tài)度轉變之因

（一）華夷之辨——“朝天”與“燕行”之別的思想原因

“華夷之辨”始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辨”。《禮記·王制》將“華”與“夷”的概念區(qū)分后，在東亞漸漸形成了一種“華夷秩序”。費正清認為，“中國的世界秩序常被描述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體系。從理論上說，這個體系至少有三方面的層級：中國是內(nèi)部的、宏大的、高高在上的，而蠻夷是外部的、渺小的和低下的。”這實際上是確定中原文化的中心主義。

每當中原政權面臨周邊挑戰(zhàn)時，“華夷之辨”思想便會展現(xiàn)其獨特的力量。明清易代是漢族退位退權而女真族掌握政權的典型“華夷變態(tài)”事件，自視為“小中華”的朝鮮朝面對自己一向視為“天朝上國”的大明跌落神壇，一向視為“夷狄胡虜”的女真人入主中原，使朝鮮朝重新以“小中華”視角思考“華夷之辨”，“中國以往用來支撐‘朝貢體系’的文化理念——‘禮樂’和政治紐帶——‘宗藩’”體系崩壞，使朝鮮朝在面對這種“華夷變態(tài)”時無法接受，這也成為此時朝鮮朝對明朝的“朝天”與對清朝的“燕行”態(tài)度截然不同的思想原因。

李成桂奪權建立朝鮮朝之初，為得正統(tǒng)承認，朝貢明朝，這既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所決定的，也是由中原王朝的“中華正統(tǒng)思想”地位決定的。當時的政治形勢是朝鮮朝“尊明慕華”的客觀要求，得到“中華正統(tǒng)思想”承認是文化和思想上的主觀要求。

朝鮮朝士人李魯認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星分海隔，區(qū)域別矣。乾坤以定，貴賤位矣；區(qū)域斯別，華夷判矣。貴賤之位，華夷之判，皆天之所為也。天可逆乎？天不可逆也。是故，莫貴于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于中華，而率土濱皆其地。君臣之義、賓服之禮、皆理之常然也。”“華夷之辨”思想在朝鮮朝根深蒂固。光海君被罷黜之理由主要是“壬辰再造之惠，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君忘恩背德，閣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認為光海君的“兩端政策”“夫滅天理，糜人倫，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結怨于萬姓”，觸怒的就是天理人倫，背叛的是大明朝的“壬辰再造之惠”，這正是光海君執(zhí)政期間最大的罪過。

朝鮮朝各使團在“朝天錄”中毫不留情地揭露明末的各種社會亂象，有對吏治敗壞、官員貪腐的記錄和嘆息，有對皇室奢華無度的評價，此時的“上國”已經(jīng)與朝鮮朝最初尊崇向往的中華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朝鮮朝使臣與政權統(tǒng)治階級無不感到痛惜。

△ 燕行路線

（二）“事大”政策——“朝天”與“燕行”之別的角色轉換

“事大”政策自孟子論述“交鄰國之道”開始，延續(xù)到整個“華夷秩序”。這種“事大”后來發(fā)展成儒家的一種禮儀規(guī)范，上升到國家層面，就變成了處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之間的“大”“小”關系：“小”對“大”以忠，“大”對“小”以仁，即“小”對“大”為“事大”，“大”對“小”為“字小”。

朝鮮朝對明朝的“事大”始于“畏天者保其國”，忠于中華文化、政治的核心，兩者共同組成了“朝天慕華”的行為和思想。朝鮮朝的“事大”不僅僅是弱國對強國的示弱，也不僅僅是小國用“朝貢事大”政策去尋求大國的庇佑，而是以“慕華”為思想，以“朝貢”為行動，以“事大”為政策形成的“典型的宗藩關系”。然而相比之下，朝鮮朝對清朝的“事大”，少了很多思想上的歸屬、文化上的臣服與情感上的感恩，其占據(jù)主體的是武力上的臣服與“保國”的委屈求全。這從朝鮮朝對清朝的“事大”過程中可以得到印證。

首先，朝鮮朝與女真族曾經(jīng)有過封貢關系。建州女真在14世紀末興起，高麗朝向北擴張，其領土隨之擴大。明朝初年，高麗朝為了控制鴨綠江以東的女真人，設立了泥城萬戶府。1388年建州女真“兀良哈及斡都里等來朝”。李成桂建立朝鮮朝以后很快得到明朝的冊封。1404年，明朝將咸州以北至圖們江下游十一處女真領地劃歸朝鮮朝統(tǒng)轄。之后朝鮮在朝鮮半島東北部、西北部設“四郡六鎮(zhèn)”，“上即位，量授萬戶、千戶之職，使李豆蘭招安女真……延裹千里，皆入版籍，以豆?jié)M江為界……”，朝鮮朝與女真封貢關系確立。朝鮮朝和女真建立了封貢關系，并與明朝同時保持這種關系。這種復雜的關系一直維持到后金建立，建州女真向朝鮮朝納貢423次，尤其在朝鮮朝世宗時期，兀良哈、斡朵里等部落納貢頻繁，平均每個部落超過百次。朝鮮朝遵循“薄來厚往”的原則，對女真部落的貢品給予豐厚回賜，改善了女真人的生活狀況，并為部落首領及其隨從封官賜爵。所以，在女真的認知里，為民族發(fā)展、改善物質匱乏窘?jīng)r，向明朝與朝鮮朝朝貢是其謀求生存的重要手段；在朝鮮朝文人的認知里，女真是北部藩籬，關系到周邊安寧，是其“小中華”的臣屬民族，對女真進行封貢安撫是國家穩(wěn)定和邊境安全的重要政治措施。

其次，朝鮮朝與后金曾結為“兄弟之盟”。建州女真借明朝、朝鮮、日本三方爆發(fā)的“壬辰倭亂”迅速成長壯大，成為這場戰(zhàn)役中最大的贏家。“壬辰倭亂”之后，朝鮮朝受到重創(chuàng)，雖以經(jīng)濟、軍事實力為代價獲取了勝利，但情況岌岌可危，同時還要面對人口增多、兵器制造水平和軍事實力大增這樣一個空前壯大的女真，自然就進入了對女真的防備階段。

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后金。1618年努爾哈赤與朝鮮朝光海君建立書信往來。1619年“薩爾滸之戰(zhàn)”爆發(fā)。1621年，努爾哈赤攻占沈陽、遼陽兩地。1623年，朝鮮朝仁祖登上王位，斷絕與后金的書信交往，恢復了“事大于明”的傳統(tǒng)。至此，后金多年努力與朝鮮朝建立的外交關系崩塌，直至1627年3月對朝鮮朝發(fā)動“丁卯之役”，雙方簽訂了《江都之約》和《平壤之盟》，明確了“兄弟之盟”。

朝鮮朝此時由女真族曾經(jīng)需要朝貢的“上國”，變成后金為兄朝鮮朝為弟且需要向后金納貢的敗國，軍事武裝力量成為改變雙方關系的主要因素。此時，朝鮮朝與后金雖然名義上是“兄弟之盟”，實際上朝鮮朝被迫納貢。至此，明朝、朝鮮、后金三者再次出現(xiàn)復雜情況：后金此時與明朝徹底決裂，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朝鮮朝依然奉明朝為“天朝”，由于陸路朝貢道被阻斷，改海道朝貢明朝；后金與朝鮮朝結為“兄弟之盟”，朝鮮朝在后金與明朝的緊張局勢中夾縫求生。

最后，朝鮮朝成為清朝的“君臣宗藩”。1636年皇太極稱帝，后金改國號為大清，同年對朝鮮朝發(fā)動“丙子之役”，打破了明朝、朝鮮、后金三者呈現(xiàn)的復雜緊張局勢。至此由“丁卯之役”確定的“兄弟之盟”結束，《三田渡之盟》簽訂后確定了新的關系——“君臣之義”。朝鮮朝被迫“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冊印”，遣世子入質沈陽，并按盟約向大清納貢。

1637年朝鮮朝將“大清皇帝功德碑”立于三田渡，碑文有云：

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皇帝以壞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搗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于南漢……小邦之獲罪上國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帥姜弘立助兵明朝，兵敗被擒，太祖武皇帝只留弘立等數(shù)人，余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歲，今皇帝命將東征，本國君臣避入海島，遣使請成，皇帝允之，視為兄弟國，疆土復完，弘立亦還矣。自茲以往，禮遇不替，冠蓋交跡，不幸浮議扇動，構成亂梯。小邦申飭邊臣，言涉不遜，而其文為使臣所得，皇帝猶寬貸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諭以師期，丁寧反復，不翅若耳提面命，而終未免焉，則小邦君臣之罪，益無所逃矣。皇帝既以大兵圍南漢，而又命偏師先陷江都，宮嬪王子暨卿士家小俱被俘獲。皇帝戒諸將不得擾害，令從官及內(nèi)侍看護，既而大霈恩典，小邦君臣及其被獲眷屬復歸于舊……

碑文不僅記錄了朝鮮朝與清朝之間從“視為兄弟國”到“君臣之義”的原因及過程，也表明戰(zhàn)勝國地位轉換的稱謂：大清稱朝鮮朝為“小邦”，朝鮮朝稱大清為“上國”。至此，朝鮮朝與清朝完成了雙方關系的全面翻轉。

朝鮮朝與清朝雙方關系的轉變可歸結為三個階段：女真族對朝鮮朝的朝貢→后金與朝鮮朝的“兄弟之盟”→大清與朝鮮朝的“君臣宗藩”。三次角色轉換使朝鮮朝由女真的“上國”變成“小邦”，使“夷狄”“藩胡”的女真族變成“上國”大清，在以儒學治國的朝鮮朝看來，這種華夷顛倒的狀況是無法接受的，況且在明朝這個擁有深厚儒學底蘊的中華正統(tǒng)的襯托下，大清在文化上的欠缺和野蠻，也是朝鮮朝無法認同的。朝鮮朝對大清的“事大”政策更多是軍事力量上的屈服，朝鮮朝的朝貢也是為了保國卻不是為了“朝天”，故“朝天”之名不存，“燕行”之名通行，這也是朝鮮朝對明、清兩朝態(tài)度截然不同的重要原因。

（三）以夷易華——“朝天”路斷后朝鮮朝的身份定位

明清易代對朝鮮朝的沖擊很大，面對一直深入其認知的“華夷”秩序被清朝以軍事力量破壞，“夷狄”占據(jù)中原，而作為“中華正統(tǒng)”的“天朝”轟然倒塌，“朝天”路斷后中華文明何以為繼？以程朱理學立國，自認“小中華”的朝鮮朝在明末就已經(jīng)在用從明朝學習到的中華文明來審視明末社會的各種不符合程朱理學的現(xiàn)象，并對這些現(xiàn)象加以記錄和批評。朝鮮朝“小中華”的自我定位，認為“華夷自有界限，夷變?yōu)槿A，三代以下，惟我朝鮮，而得中華所未辦之大義，獨保其衣冠文物，則天將以我國為積陰之碩果、地底之微陽”，已經(jīng)完成了“以夷易華”的過程，欲接過傳承“中華正統(tǒng)文化”的接力棒。

從朝鮮朝建國到明末清初，朝鮮朝的“以夷易華”經(jīng)歷了二百余年。在禮制方面，李成桂命鄭道傳模仿《周禮》制定了朝鮮朝的《經(jīng)國大典》；在法律方面，《大明律》被全部用于刑法；在官制方面，仿明朝的六部制而制成六曹制；在國家行政設置方面，效仿明朝地方設省而設道；在文化方面，朝鮮朝行儒學，以程朱理學立國；在教育方面，朝鮮朝設太學、立文廟，王子需要進入太學學習，地方還有鄉(xiāng)校和書院；科舉取士制度也一遵中華的方式進行。

“以夷易華”的過程可以歸結為：“或曰吾東亦夷也。以夷事合于中國之正史，有例乎？曰：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意也。況吾東箕子立國，革夷陋而為小中華，后雖中微，而貿(mào)貿(mào)始自高麗，已阓阓有用夏之漸，所以風俗好見稱于朱子也。至于本朝則得復小中華，而崇禎以后則天下欲尋中國文物者，舍吾東無可往，實所《周禮》在魯也。豈不可以先表章其所始，以昭布百代，示法四裔乎。此亦孔子《春秋》因魯史及天下之義也。”

朝鮮朝對“以夷易華”執(zhí)著的原因在于其“華夷之辨”的思想。朝鮮朝實學派北學論的主要代表洪大容言曰：“我東之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諱哉！素夷狄行乎夷狄，為圣為賢，固大有事，在吾何慊乎！我東之慕效中國，忘其為夷也久矣。雖然比中國而方也，其分自在也。”由此可見，朝鮮朝文人認為朝鮮朝是因為地理位置才稱為“夷”，實際上朝鮮朝早就完成了“以夷易華”。

朝鮮朝在明朝衰落時，不自覺地用學到的儒家文化和標準評價明朝。嘉靖十八年（1539）權橃使明，遭禮部官員向其索要賄賂，“以奏請事來索人情，各給白布等物”。但是明朝官員覺得朝鮮朝“宗系改正，爾國之大事”，只給這些東西“人情何若是略少耶？”天啟四年（1624），洪翼漢記錄大量明朝官員利用朝鮮朝使臣急于完成請求明廷對新即位的國王李倧進行封典的任務，索賄情況層出不窮，洪翼漢留下痛心評價：“惜乎！中朝政亂，何其甚歟！”天啟七年（1628），朝鮮朝仁祖問使明歸國的金尚憲：“中原貪風大振，今則如何”，金尚憲回復仁祖，“臣等之行，方物上納之時，亦受銀、參，而提督亦未免捧價，殊極寒心矣”。崇禎九年（1636），使臣金堉預判明朝“外有奴賊，內(nèi)有流賊，天旱如此，而朝廷大官只是愛錢，天朝之事亦可憂也”。

朝鮮朝使臣對明朝的揭惡與評價是站在客觀的角度如實記錄，也預見了明朝的滅國命運，這使朝鮮朝在“以夷易華”的自我肯定角度，一方面批判明朝，另一方面又無法完全背棄明朝，陷入深深的矛盾中。如此繼承中華正統(tǒng)文化的朝鮮朝，面對清朝貧瘠的文化，怎么能心悅誠服？于是在明清易代之際，“天朝”已經(jīng)滅亡，朝鮮朝承載著明朝的文化力量成為“中華”，它雖然對清朝在武力上臣服，但是在文化正統(tǒng)上都對其輕視與鄙夷。

綜上所述，17世紀中葉，清朝取代明朝，對朝鮮朝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政治上，清朝通過兩次戰(zhàn)爭迫使朝鮮朝斷絕與明朝的關系，并要求朝鮮朝王室成員和重臣作為人質，導致朝鮮朝社會動蕩。心理上，一直“慕華”的朝鮮朝“朝天”路斷，一直植根在其思想中的“華夷”秩序被破壞，夷狄占據(jù)中原，迫使朝鮮朝重新對中原王朝進行審視，且自認繼承“中華”文化而完成了“以夷易華”，自稱“小中華”。這些變化和原因在“燕行錄”中有所記錄，解釋了為何朝鮮朝的紀行文獻分為“朝天錄”和“燕行錄”。這些紀行文獻從朝鮮使臣的視角出發(fā)，是站在朝鮮朝的情感與視角來考察“他者”的客觀現(xiàn)實，提供了考察明清易代的新視角和思維。

朝鮮朝對中原王朝的態(tài)度，從對明朝的“朝天”而“錄”，轉變到對清朝的“燕行”而“錄”，也是朝鮮朝在明清易代事件中，政治與心理所受震蕩與傷害的外在表現(xiàn)，朝鮮朝“慕華”的強大的明朝轟然倒塌，以“夷狄”顛倒“華夷”秩序的清朝占據(jù)中原，程朱理學被野蠻和鐵血掩埋，朝鮮朝自己儼然成為明清易代時期能夠繼承“中華”的“小中華”。因此，心悅誠服于明朝而委曲求全于清朝，成為當時朝鮮朝被動轉變的現(xiàn)實，也是使臣付之筆端的“燕行錄”所能表明的態(tài)度轉變。（節(jié)選自《東疆學刊》，2025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