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曾經有人問我，面對困難你為什么總能堅持下去？我說，因為我別無選擇，只能堅持。

——俞敏洪

01

走出農村

“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在16歲之前從未想到過自己能夠走出農村。18歲之前，我從未出過農村，萬萬沒想到后來能走遍世界。”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俞敏洪曾這樣說。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蘇江陰的一個農村家庭。這片土地曾孕育了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而俞敏洪身上似乎也延續(xù)了徐霞客身上執(zhí)著探索、走向遠方的精神基因。

俞敏洪的父親是一位木匠。母親李八妹是生產隊的婦女隊長，性格剛毅果敢，她對俞敏洪的成長乃至后來事業(yè)的發(fā)展，都產生了極大影響。

在俞敏洪之前，李八妹還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其中，兒子因病不幸夭折。長子的夭折，讓李八妹對俞敏洪百般疼愛。

俞敏洪自幼體弱，母親為了給他增強體質，每個月都會為他燉一只雞。從出生到上大學，他吃掉的雞累計超過兩百只。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幾乎是一種難以想象的呵護。

1976年，14歲的俞敏洪初中畢業(yè)，本該回鄉(xiāng)務農。因為當時政策規(guī)定，貧下中農家庭一般只有一個子女能上高中，而他家的名額已給了姐姐。但母親李八妹不甘心。她四處奔走求助，最終將兒子送進了江陰夏港中學的高中部。

1978年起，16歲的俞敏洪連續(xù)兩次參加高考，均以落榜告終。母親嘆息著允許他再試最后一次，并明確表示：若再考不上，就安心務農。

那時，江陰一中開設的高考復讀班只招收落榜生前40名，俞敏洪并未達到門檻。李八妹只身前往縣城，多方輾轉托請，硬是為兒子爭取到了一個寶貴的復讀機會。

連續(xù)兩年失利后，第三次高考，憑借刻苦努力，俞敏洪不僅考上了大學，還考上了北京大學。考上北大，無論在哪個時代，這都是一件光榮且值得慶賀的事。

于是，在收到通知書后，李八妹欣喜若狂，幾乎傾盡家中所有，為俞敏洪辦了一場盛大的慶賀宴席。

江陰農村當時的宴席標準是“八大碗席”（八菜一湯），而李八妹卻堅持每桌24個菜，辦出了方圓幾十里村莊當時最宏大的酒席。

1980年夏末，俞敏洪背著從家里帶來的被褥，踏入北大校園。他操著一口濃重的江陰方言，除了自己的名字，幾乎沒人能聽懂他的話。

在首次班會上，他磕磕巴巴的自我介紹剛說到一半，就被班長王強打斷：“同學，你能不能別說日語？”——這位班長后來成為新東方的聯合創(chuàng)始人，而當時的他，只覺得眼前這位同學是個渾身鄉(xiāng)土氣的“土鱉”。

那一年，俞敏洪18歲，他滿懷憧憬，開始了大學生活。

02

“三洞詩人”

對大多數人而言，大學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但對俞敏洪來說卻并非如此。

當時，班長王強身兼北大藝術團團長、學校廣播站站長，是校園里的風云人物和女生們的偶像。相比之下，俞敏洪則顯得普通且平庸。

那個年代，詩歌是進入文藝圈子的通行證。

俞敏洪也渴望通過詩歌改變自己“土氣”的形象，贏得關注甚至愛情。他前后寫了700多首詩，還辦過三期詩刊。正是在申請辦刊的過程中，他結識了北大團委文化部負責人徐小平——后來新東方的另一位聯合創(chuàng)始人。

然而，詩歌并沒有給他帶來期待的浪漫。

當同齡人開始懵懂戀愛，尤其是像王強那樣的同學備受青睞時，俞敏洪的情書卻屢屢被拒。他曾在日記中苦澀地寫道：

“昨天晚上我又哭了兩場，在宿舍，在班里討論各種各樣的事情，我是完全插不上嘴的。我們大學最丑的女生都收到過情書，那就是我寫的，可是沒有人跟我約會。”

這種持續(xù)的被忽視和挫敗感，深深烙印在他的性格里，塑造了他后來既堅韌又敏感的特質。“在北大那幾年，我?guī)缀醵际窃谧员爸卸冗^的。”他后來回憶道。

大三那年，在經歷了種種的挫敗后，俞敏洪將重心轉移到了讀書上。

那年，他拼命讀書，因長期苦讀導致身體透支，俞敏洪突然大口吐血，被診斷為肺結核。由于具有傳染性，他不得不休學，前往北京胸科醫(yī)院隔離治療。

醫(yī)院對面的顯龍山上，刻有馮玉祥題寫的“精神不死”四個大字。在長達一年的療養(yǎng)中，俞敏洪每日與這四個字默然相對，反復思考著自己的處境與未來。

也許是“精神不死”的意念逐漸注入了他的內心。他慢慢意識到，與別人比較毫無意義，甚至以健康為代價去競爭更是荒謬。

心態(tài)轉變后，他將全部時間投入到閱讀與寫作中，一年內讀了近三百本書，寫下兩百多首詩。因肺部有三處病灶，他自嘲為“三洞詩人”。

也是在這段孤寂的時光里，他背完了當時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英漢詞典，直到最后開始背誦《朗文英語大辭典》，日后成為全班公認的“單詞王”。

一年后，俞敏洪康復返校，隨81級學生繼續(xù)學業(yè)。因此，他從入學時間雖是80級，畢業(yè)卻屬于85屆。

這段被迫暫停又獨自蓄力的歲月，成了他大學生涯中一段沉重而特殊的注腳。

03

離開北大

1985年，俞敏洪從北大畢業(yè)。全班50名同學中，有49個出國留學，唯一剩下的那個，就是他。

王強去了美國，攻讀計算機碩士。徐小平去了加拿大，攻讀音樂系碩士。俞敏洪同樣心懷留學夢，卻因經濟拮據不得不留在北大任教，每周授課八節(jié)，月薪120元。以當時匯率計算，若要攢夠美國大學四年的學費，他需要不吃不喝工作222年。

此時，俞敏洪已經結婚，妻子是當年北大西方語言文學系的系花楊桂青。兩人的相識也頗具戲劇性——俞敏洪曾每天跟隨她去圖書館，用了整整三個月才找到機會搭話。

第一次約會是在圓明園福海劃船，那里水面開闊，游人稀少。當時的俞敏洪對愛情充滿渴望，為了追求心中所愛，他將船劃到湖心后，突然對楊桂青說：你得做我女朋友，要不答應，就把你推下去淹死。

這段情節(jié)，后來在電影《中國合伙人》中由黃曉明與杜鵑重現。不同的是，電影中的女孩毅然跳水，而現實中，這位系花最終成了他的女友，畢業(yè)后成為他的妻子，并相伴至今。

婚后，俞敏洪并未放棄留學計劃。他一邊教書，一邊備考，托福考出673分，GRE獲得700分，并向二三十所美國大學遞交了申請。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東風是什么？是錢。

為籌集留學資金，他開始在校外培訓機構兼職教授托福和GRE課程，月收入達到一兩千元，是北大工資的十倍以上。看到市場需求旺盛，他萌生了自己辦班的念頭，于是在北大校內開設了一個托福培訓班，很快招到二三十名學生。

當時，北大也有托福培訓班，俞敏洪的這一行為等于在挖學校的墻角。此外，他還缺乏相關的資質，屬于私自辦學。校領導為此找他談話，言辭激烈，雙方發(fā)生沖突。

最終，俞敏洪受到行政處分，其“事跡”被張貼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公告欄整整一個月，并通過校園廣播連續(xù)播報一周。

處分帶來的后果是沉重的：分配住房無望，出國進修資格也被取消。

1990年，俞敏洪正式提交辭職報告，用一輛三輪車載著全部家當離開了北大。他在一個名叫六郎莊的村子租下一間民房，暫時安頓下來。

04

下海創(chuàng)業(yè)

俞敏洪有勇氣走出北大，也是自信憑著外語培訓就能賺大錢。

1991年，28歲的俞敏洪和妻子在中關村第二小學租了間平房，外面支一套桌椅，成立了“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

最初的招生，是在校園的布告欄和街上的電線桿張貼廣告，以“原北大英語老師俞敏洪”作為招牌。這個名頭倒挺好使，很快就有人來報名了。不過，來的人一看報名處的簡陋架勢，再看報名表上全是空白，疑心是騙子，大多扭頭就走。

為了扭轉局面，俞敏洪想出一個辦法：在報名表上預先填上一串假名字，制造出報名火熱的假象。這一招果然穩(wěn)住了一些人心，帶來了最初的學生。

但幾天下來，俞敏洪知道，這樣畢竟只是小打小鬧，賺個糊口錢而已，要想生意紅火，還得想別的法子。俞敏洪思來想去，決定搞免費講座。

1991年的初春，天寒地凍，俞敏洪揣瓶二鍋頭，拎著漿糊桶，在夜色的掩蓋下，往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都貼了廣告。

他預估能有40人就不錯了。結果到了當天，現場竟涌來了四五百人。俞敏洪當機立斷，將講座臨時移至一個操場。在黑暗與寒風中，他站在一個倒扣的油桶上，竭盡全力講了兩個小時。

這場講座讓他“一炮而紅”，報名人數隨之激增。很快，在幾大高校的學生圈里，“俞敏洪”這個名字和他不錯的托福、GRE培訓課程便傳開了。

乘著九十年代初熾熱的“出國潮”，他的培訓班飛速發(fā)展。兩年內，學生人數暴漲至一萬五千人。俞敏洪自己也難以置信能迅速做到如此規(guī)模，并因此成為中國最早的千萬富翁之一。

然而，福禍相依。巨大的商業(yè)成功也引來了兇險。培訓班的廣告員在外張貼廣告時，曾遭遇競爭對手暴力襲擊，身中三刀，血流如注。

除了廣告員遇到不測，連俞敏洪自己也險些喪命。一次，在光線昏暗的樓道中，俞敏洪遭歹徒劫持，被強行注入獸用麻醉劑，隨身攜帶的一百多萬也被掠走。歹徒給俞敏洪注入的劑量，足以殺死一頭老虎，但俞敏洪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后來得知，這批罪犯前后綁架7人，其余6人均遇害，唯獨俞敏洪一人幸存。他后來回憶說：“強盜不懂我。我不心疼那被劫的錢，就心疼那部被一起搶走的攝像機，里頭存著女兒一到三歲的成長記錄。我寧愿再花兩百萬，把那盤磁帶贖回來。”

05

“三駕馬車”

到1995年，新東方已實現千萬營收，但俞敏洪覺得可以做得更好更大。不過，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于是他將目光投向了昔日的兩位校園偶像：王強與徐小平。

彼時，徐小平在加拿大獲得音樂碩士學位后并未找到穩(wěn)定工作，自嘲“除了生了兩個孩子，一事無成”。俞敏洪帶著一萬美元誠意邀請他回國。得知新東方年收入已達千萬，徐小平毫不猶豫地收拾行裝歸來。

隨后，俞敏洪前往美國邀請王強。出發(fā)前他特意穿上一件昂貴的皮夾克，想稍作“炫耀”，王強一見卻笑了：“太土了，土得讓我都感覺無地自容。”

當時的王強已是貝爾實驗室的研究員，年薪七萬美元。直到親眼看見有中國留學生認出俞敏洪并熱情打招呼，王強才確信這位老同學真的取得了不凡成就。

經過幾次邀請后，1996年，王強也選擇了回國。機場重逢時，三人激動相擁。

然而一上車，王強便拋出尖銳一問：“老俞，今天我和小平一無所有。如果有一天我們做得比你好，你能接受嗎？”俞敏洪沉默片刻后說：“當然，讓你們回來，就是要讓你們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

大學就好像買一個火車月臺票，只是給你有機會進月臺，但是上哪班車，去哪個方向，到哪一站下車，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俞敏洪、王強、徐小平三人，剛開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兜兜轉轉，又都同坐上了新東方這班列車。

2000年，新東方發(fā)展成“三駕馬車”的合伙制。俞敏洪負責托福考試，徐小平負責簽證咨詢，王強負責英語口語。

當時，正值國人出國高潮時期，新東方年收入增加到3億元，就連日后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多次吐槽、挖苦、諷刺俞敏洪的羅永浩，都寫了萬字求職信想擠上這班快車。

到2002年，新東方年度學員規(guī)模已達35萬人次。教師隊伍中百萬富翁批量出現，這在外界看來是一個“只有中國才能產生的神話”。

然而，缺乏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合伙制，類似“水泊梁山”，全靠性情與義氣維系。規(guī)模越大，內部沖突越激烈。

第一次召開董事會時，俞敏洪剛宣布開會，徐小平便怒斥他不懂議事規(guī)則，爭吵中俞敏洪摔門而去。二十分鐘后，他臨時抱佛腳學習了董事會章程才返回，但會議很快又變成了對他的批判會，有人拍桌怒吼：“農民！土鱉！”

最尖銳的矛盾集中在家族管理問題上。當時公司許多管理崗位由俞敏洪的親屬擔任，其母親更被視為“無視公司結構，連保潔員都要指揮董事會”的存在。

一次午餐時，俞母在外又哭又鬧，王強建議俞敏洪應對母親“發(fā)一次火以立威”。俞敏洪似被點醒，整理了一下西服走出去，卻在母親面前直接跪下了。這一幕讓王強不可置信，是又氣又笑。

王強偏不吃這一套，規(guī)定教學區(qū)不準抽煙，第一個罰的就是俞敏洪的母親。

06

黯然散場

隨著分校擴張，利益劃分日益復雜，俞敏洪力推股份制改革，卻遭到徐小平的激烈反對，甚至引發(fā)內部教師抗議。沖突最激烈時，俞敏洪直接派人占據了徐小平的辦公室。

2002年至2004年間，應其他股東要求，俞敏洪一度退出董事會和總裁會，只回去教書，由王強等人輪流擔任董事長。一年多后，當所有人都體驗過“當家”的艱難，無人愿再接手時，俞敏洪又被請了回來。

三人皆不懂資本市場規(guī)則，時常關起門來激烈爭論，甚至援引黑格爾、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觀點吵得不可開交。

受邀前來提供咨詢的國際公司觀察了幾個月后在報告中寫道：“這里的人很奇怪，一說話就特別愛哭，一哭就互相指責。”俞敏洪更是常常一哭半個鐘頭，反復傾訴著同樣的痛苦：“我把好朋友都叫回來一起創(chuàng)業(yè)，最后弄到這個地步，友情全都沒了。”

但哭歸哭，鬧歸鬧，企業(yè)改革還得繼續(xù)進行。

2006年，新東方在紐約敲鐘上市。按照當時股價，俞敏洪身價相當于27億人民幣。如果把這些錢裝訂成《朗文詞典》那么厚的書，夠開一家書店。作為首家赴美上市的中國民營企業(yè)，俞敏洪倍感驕傲，但上市也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不久后，王強、徐小平退出董事會，離開新東方，“三駕馬車”就此解體。正如金庸所言：“你瞧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離開王強和徐小平之后，新東方越來越平靜，也越來越平庸。

上市之初，俞敏洪曾以為在紐交所撞鐘就能得到世界尊重，但后來他說：“你撞一百次世界也不會尊重你的，你如果真正地做了合法的并且是確實是有意義的生意，世界才能尊重你。”

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爆發(fā)，上市變得不再稀奇。2007年中國民營上市公司410家，2008年增加到562家，平均每兩天半就有一家上市。到2018年，中國上市公司超過6000家，創(chuàng)立僅3年的拼多多完成上市；2019年，瑞幸從創(chuàng)立到上市只用1年。至此，誰上市都不奇怪了，上市變成了企業(yè)家給自己編造的夢。

夜深人靜時，俞敏洪常坐在辦公室聽著薩克斯獨奏，日子過得百無聊賴。他恢復了往日的“三洞詩人”氣質，感嘆道：“人都是時代的產物，所有得意，只是趕上好時代而已。”

07

各自江湖

三人“分道揚鑣”后，2011年，徐小平和王強自立門戶，合伙創(chuàng)立“真格基金”。徐小平說：“一個有夢想的年輕人走到你面前只要區(qū)區(qū)兩三百萬，你沒有理由不給他。”他常做的事就是見面兩分鐘，給錢幾百萬。

兄弟三人各有各的道，但情誼仍在。

俞敏洪一聽到王強說最近讀什么書還是會感到緊張，趕緊補上，還在微博寫下感受，用來消除內心三十年的陳年自卑。

徐小平說離開俞敏洪后有兩三年過得很黑暗，曾經做夢急哭了，因為“俞敏洪不帶他玩了”。他說：“以前罵完俞敏洪，我就回家睡覺了，睡不著是老俞的事，現在自己做了老大，失眠的是我。”

2013年，以三人為原型的電影《中國合伙人》上映。劇本是徐小平寫的，俞敏洪一直不贊成拍，但還是出席了首映禮，調侃道：“我們三人打架，打得比電影里兇多了。”

王強一個人去電影院看完，睡不著又去看了一遍，邊看邊回想當年是怎么一步步過來的。他和徐小平在采訪中常說起對俞敏洪的感恩，但從不當面講，“老男人跟老男人談感情，他說不出口”。

三人書桌上都放著同一張照片——當年去揚州旅行時拍的，三人搭著肩膀，年輕的面孔微笑著凝視前方。王強沒事就看看這張照片，說：“當有一天我們三個人都癡呆的時候，走在長城腳下，坐在樹影婆娑的底下，我們可能彼此盡管癡呆了，但覺得對方怎么那么熟悉……”

08

逆境再起

2021年，教育行業(yè)遭遇重大政策調整，新東方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股價暴跌、業(yè)務收縮、裁員轉型……

在外界看來，這可能是新東方的終點。然而，俞敏洪再次展現出其性格中獨特的韌性。他沒有選擇抱怨或退縮，而是帶領團隊沉默而迅速地尋找新出路。

他做了幾個令人敬佩的決定：退還學生學費，結清員工工資，捐贈8萬套課桌椅給鄉(xiāng)村學校。然后，他帶領剩余團隊轉向直播電商，創(chuàng)立“東方甄選”。

轉型之初異常艱難。直播間觀眾寥寥，銷量慘淡，但俞敏洪堅持每天親自出鏡。

轉折點在2022年6月突然到來。東方甄選直播間里，老師們用英語講解商品，穿插歷史、文學、哲學知識，這種“知識帶貨”模式瞬間引爆網絡。曾經的新東方老師董宇輝等人成為網紅，東方甄選粉絲數暴漲，單日銷售額突破千萬。

這次爆發(fā)并非曇花一現，而是開啟了公司的二次增長曲線。2024財年，東方甄選總營收達71億元，同比增長56.8%；總商品交易額（GMV）高達143億元，同比增長43%。其中，以自營農產品為核心的直播電商業(yè)務貢獻了65億元收入，已成為公司的絕對支柱。

如今，東方甄選已從那個憑借知識直播爆紅的“網紅直播間”，穩(wěn)步成長為在農產品領域不可忽視的品牌力量。俞敏洪為其規(guī)劃的“三角形戰(zhàn)略”——以產品會員體系為核心，以自有APP和外部平臺為支撐——藍圖也日益清晰。

從東方甄選的發(fā)展來看，依然是關于在絕境中尋找希望、在劇變中重塑自我的中國敘事。

09

仍在路上

俞敏洪的人生軌跡，是中國第一代企業(yè)家的縮影。他們從傳統(tǒng)的兄弟結義小農經濟狀態(tài)，經歷家族制、合伙制、股份制，再到海外上市的現代企業(yè)制。這三十年的劇烈沖突和動蕩，包含著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農業(yè)社會向工商社會轉型的經驗與代價。

在俞敏洪、王強、徐小平三人身上，我們看到中國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完整圖譜。他們的故事比電影更真實、更復雜、更殘酷，嵌入著兄弟情、骨肉情在商業(yè)浪潮中的考驗與變遷。

如今，60歲的俞敏洪仍然奮斗在一線。他曾長期失眠，枕邊常年擺一排安眠藥，最煩躁時想過出家當和尚，但也只是想想罷了。

從農村少年到北大教師，從被開除的創(chuàng)業(yè)者到上市公司創(chuàng)始人，從教育巨頭到直播電商新人，俞敏洪的人生充滿了起落與轉折。他的人生歷程告訴我們：一個人真正的力量，不是在順境中擴張的野心，而是在逆境中求生的韌性；不是追逐風口的能力，而是穿越風暴的勇氣。

當羅永浩質疑“知遇之恩”時，俞敏洪或許會想起自己貼在電線桿上的第一張小廣告，想起站在汽油桶上的第一次免費講座，想起與王強、徐小平的往事糾葛，想起新東方上市的高光時刻，也想起轉型直播時的忐忑不安。這些記憶拼湊出的，不僅是一個企業(yè)家的成長史，更是一代人在時代浪潮中奮力前行的中國故事。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俞敏洪和他的新東方、東方甄選仍在路上。無論前方是風雨還是彩虹，這位從江陰農村走出的“土鱉”企業(yè)家，已經用他的人生證明：真正的成功，不是從未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帶著傷痕再次站起，繼續(xù)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