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購“假”后索賠，反被判賠律師費？法院認定濫用訴權需擔責

　　網絡購物中，部分商家虛假宣傳、售賣偽劣商品，消費者依法維權理應得到法律支持；但與此同時，為索取高額賠償而批量購物、惡意訴訟的行為，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部分市場主體的應訴負擔，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

　　記者從北京互聯網法院獲悉，該院審理的一起相關案件近期經二審法院審理后，判決已生效。該案是信息網絡買賣合同糾紛中首例因買家濫用訴權，惡意擴大被告范圍牽連無關主體被反訴判決賠償律師費的案件，對于規制惡意訴訟、濫用訴權的行為具有示范意義。

　　案情顯示，原告戴某在一網購平臺的“某品牌專賣店”一次性購買了8床羽絨被，收貨后以“產品非品牌正品”“填充物材質與宣傳不符”等理由，將涉案店鋪的運營者即銷售方南通某公司，以及該公司獨資股東梁某某、生產方浙江某公司、品牌方北京某公司、平臺方上海某公司一并訴至法院，要求銷售方退還貨款、承擔鑒定費并依據店鋪“假一賠十”宣傳賠償相應金額，同時要求其他各被告承擔連帶責任。

　　經查，銷售方運營的涉案店鋪以“某品牌”專賣店名義對外經營，商品標題、頁面均標注該品牌，然而提交的品牌授權書卻被市場監管部門認定不屬實，品牌方也否認曾向銷售方授權，且涉案羽絨被的填充物材質被鑒定與宣傳不符。

　　案件審理過程中，品牌方北京某公司提出反訴，主張戴某的購買行為并非為生活消費需要。在戴某提起本案訴訟前，市場監管部門已出具文書向其告知涉案店鋪未取得品牌授權，戴某明知涉案商品與品牌方無關，仍將無關聯品牌方列為被告，構成濫用訴權，請求法院判令戴某賠償其因本訴支出的律師費。

　　法院發現，戴某在全國多地法院頻繁提起網絡買賣合同糾紛訴訟，公開判決案件達三十余起，多以商品欺詐為由要求退貨退款并支付多倍賠償，其中羽絨被一類商品，有4件在先案例，共購買羽絨被43條，均為一次性購買數條后主張填充物材質與宣傳不符并要求3倍或10倍賠償。

　　此前，戴某曾兩次在其他類似案件中將相關商品的品牌方列為被告，法院均判決品牌方并非信息網絡買賣合同的法律關系主體，不承擔商品欺詐責任。

　　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在案證據可以認定涉案店鋪并未獲得品牌授權，所售商品并非品牌正品，且商品填充物材質與鑒定結果不符，銷售方存在虛假宣傳行為。然而，戴某對于購買涉案商品缺乏真實交易的意思表示，其此前已在全國多地提起數十起類似訴訟，僅羽絨被一項即涉及4案累計43條，本案再次一次性購買8條，遠超正常家庭消費所需，且其通過自己名下公司名義送檢，其購買行為系以索賠為目的，并無真實交易意愿，因此雙方未就涉案商品的買賣達成真正合意，戴某與銷售方南通某公司之間的信息網絡買賣合同不成立。

　　法院認為，因合同不成立且商品確與宣傳不符，銷售方南通某公司應退還貨款并承擔鑒定費，其股東梁某某因未能證明財產獨立，需承擔連帶責任。法院同時認為，品牌方北京某公司、生產方浙江某公司均非合同相對方，不承擔合同欺詐責任，平臺方也沒有法定連帶責任情形。

　　法院同時指出，民事訴訟中應該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審慎理性維權。戴某以涉案商品并非品牌正品為由起訴，但又將品牌方北京某公司列為被告，要求其為并非其品牌的商品承擔責任，其訴訟主張自相矛盾，且其在明知涉案店鋪未獲品牌方北京某公司授權、此前已有類似案件判決認定品牌方并非責任主體的情況下，仍將北京某公司列為被告，導致北京某公司陷入無關訴累，該行為已超出正當行使訴訟權利的邊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構成濫用訴權，因此判決戴某酌情賠償品牌方北京某公司律師費。

　　綜上，北京互聯網法院一審判決銷售方南通某公司及股東梁某某退還戴某貨款并賠償鑒定費，戴某同時退還8床羽絨被；駁回戴某要求品牌方北京某公司、生產方浙江某公司及平臺方上海某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及其他訴訟請求；同時，判令戴某賠償品牌方北京某公司部分律師費。

　　一審判決后，戴某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后維持原判。

　　北京互聯網法院綜合審判三庭法官毛春聯表示，良好的市場秩序離不開社會監督，但監督必須建立在合法、理性的基礎之上。本案中，原告將提起訴訟作為獲取高額賠償的手段，其行為方式和訴訟目的與普通消費者為維護自身權益而提起訴訟的情形存在明顯區別，該行為已超出正當行使訴訟權利的邊界，這既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誠信”要求，與勤勞創新、合法致富的社會價值取向相悖，同時也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

　　“規制惡意訴訟、濫用訴權的行為絕不是對制假售假的放任?！泵郝搹娬{，市場經營者仍須嚴格履行法定義務，把好商品質量關，對于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法律必將嚴肅追責。

　　毛春聯表示，人民法院將通過個案裁判持續明晰行為邊界、穩定市場預期，做到既保護合法消費者，又懲戒不當訴訟行為，也約束違法商家，讓誠信經營者安心經營，讓投機牟利者無利可圖，為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堅實司法保障。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