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下埋著1000多座寺廟？它們曾美到讓皇帝都流連，如今只剩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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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自1750年至1950年這二百年間，在北京內城——明永樂皇帝遷都后最早修建的城域，即舊城“凸”字形上端部分——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曾經存在過1500座寺廟。

這意味著，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約坐落著40座寺廟。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站在當時北京內城的任意一點上，距離自己差不多150米的地方就會有一座廟。一條常見的300-500米的胡同里，差不多應該有兩三座廟。這個寺廟密度是非常可觀的，即使是城中祭祀場所很多的羅馬、巴黎、倫敦等，也無法與之相比。

那么問題來了，1950年離我們并不遙遠，為什么在那之前需要那么多廟，人們用這些廟來做什么呢？

關于中國城市中寺廟的作用這一問題，最先進行研究的是具有外來視角的美國人。學者霍姆斯·韋爾奇認為，“（中國）寺廟提供的三種公益功能：公園、旅舍和休養所，在西方是由世俗機構提供的。”

另一位美國學者韓書瑞提出，寺廟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演劇、市場、慈善救濟、士大夫講會、外人投訴、節慶進香、藏書、出版、藝術與休閑等活動都在寺廟中進行，這些公共活動有助于北京構建共享的城市文化，最終有助于形成各個階層、各種身份共同認同的“北京市民”身份。

那么，北京的寺廟曾經承擔起市民公共生活的哪些重要功能呢？

首先，說說公園

1914年，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將社稷壇開辟成中央公園（1928年改稱中山公園），被稱為北京城內第一座公共園林。

然而在此之前我們一直沒有公園嗎？并非如此。

法源寺的香雪海在每年丁香開放時會吸引多少人去賞花，至于大覺寺的玉蘭、紅螺寺的銀杏樹，一到觀賞時節便引來游人如織，這些不就是公園嗎？根據時人記述，晚清光緒年間從正月到臘月，北京人出門游玩兒的目的地中很大一部分都與寺廟有關。

（清）麟慶《鴻雪因緣圖記》之“凈業壽荷”

清代官員完顏麟慶(1791-1846)的“凈業壽荷”圖中所繪風景即在積水潭。畫家視點所處位置為德勝門城樓上，畫面上距離觀者較近的房屋是匯通祠，也就是現在的郭守敬紀念館。

湖邊綠樹成蔭，周圍開著茶館兒、商鋪，當時的人們來此處大多就是為了消夏休閑，享受愜意時光。

（清）《點石齋畫報》之“佛寺曬經”

寺廟也是圖書館。晚清《點石齋畫報》刊載的“佛寺曬經”，圖上為原宣武區善果寺六月初六日翻經節曬經，信眾居民在這一天可到寺中隨意翻閱經書。

胡同中的廟

之前說到平均下來，每條胡同里至少有兩到三座廟。它們和普通北京市民的公共生活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乾隆京城全圖》（局部）西四地區

觀音庵

這個庵很有趣，它就建在今西四北大街路中間，這在老北京被稱為“當街廟”，也叫“擋街廟”，如同影壁一樣，意在擋住煞氣。

《康熙帝萬壽慶典圖》（局部）：圖卷由宋俊業、王原祁、冷枚等人共同完成，記錄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清圣祖玄燁六旬正誕，天下臣民為祝皇帝萬壽的盛況。圖卷畫面起于西郊暢春園，止于紫禁城神武門，分上下兩卷，每卷長39.39米，全圖共表現人物18000余個。

在時人所繪《康熙帝萬壽慶典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觀音庵里供奉的觀音像，當時它的廟門朝向西。

而在《乾隆京城全圖》乃至晚清人崇彝所著《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的記載中，卻顯示廟門為朝北開。

為什么一座廟的朝向會從西轉向北呢？這和當時的風水觀念有關。

這座廟的修建是為了擋煞氣，原本相當于西四北五條的影壁。因彼時的西四北大街本不繁華，只是一條供人通行的道路而已。

可是商業，尤其是小商販事業的發展自有逐人逐利的規律。隨著西四北大街臨街的房屋都成為鋪面房，這條繁華大街的價值也漸漸超過了胡同居住區的價值。

于是很快，這個寺廟就由北五條的影壁變成了北大街的影壁，它的格局也就變成了朝北開門。

這個時候，在廟的南邊還加了座位和廊道，供人休息。在它的北側則形成了一個小型的公共廣場，這里成為了此處居民共同認同的一個帶有神圣意味的活動區域。

此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從圖上可以看出，廟中有一間房子的屋頂上是規格很高的筒瓦，另有一間則用板瓦。

隆長寺

隆長寺位于今西四北三條胡同3號。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建，原為漢經廠外廠。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

隆長寺距今的最后一次大修由乾隆皇帝親自下令，傳說這位皇帝甚至還在這里做過壽。

隆長寺奉千佛圍繞毗盧佛造像

事實上，從最輝煌的乾隆朝開始，隆長寺就會把寺中的多余房屋拿出來做廟寓，供外來人或貧家租住。

不僅如此，這座寺中收藏了很多文物字畫，儼然一個小型博物館。逢初一、十五開廟門時，普通市民可進入參觀，這里就自然成為了一個絕佳的藝術教育場所。

隆長寺所藏書畫文物統計（部分）

隆長寺固然是“上流社會俱樂部”，但是，這個“上層會所”會主動向下層社會敞開大門，這里的空間和財富可以說是由全社會共享的。

雙關帝廟

西四雙關帝廟今昔對比：雙關帝廟在北京共有兩處，一處在西四，一處在原崇文區茶食胡同。百姓稱雙關帝廟，是因為在廟中供奉的除關老爺之外，還有岳飛的塑像。

民國時，檔案中雙關帝廟在冊出家人只有3位。但實際上，在這里候著的僧人多達十幾位，他們就是所謂的“假和尚”，以做法事為職業。

雙關帝廟和周邊寺廟相互之間有著密切關系，其中一個廟應下法事，其他寺廟的僧人都會來參與。以這些和尚為中心，還聚集起一大批民俗行業，如杠房、冥衣鋪、家伙座兒鋪（出租婚喪儀典所需用品的店鋪）、彩局（扎彩行）等等，他們都分布在白塔寺一帶，和寺廟保持穩定的“共生”關系。

有社會史學者說中國是一個“超穩定社會”。

拿北京舉例，就是因為存在以上這類大量的熟人經濟聯盟體，盡管人們普遍貧困，但依然可以通過相互扶持共同生存下去，由此大大增強普通人抵御社會動蕩和命運無常的能力。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一般來說，做喪事的寺廟也可用于停靈，而同時生活在這些寺廟里的人并不會覺得和棺材“住”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

生者和死者共享一個城市空間，這和當代的城市規劃觀念完全不同。

它折射出北京內城的胡同就是一個人的生命世界，人們自打出生就要去土地廟“報道”，然后一輩子和這里的老街坊交往，死去以后，便安身在離家不遠的地方。

這意味著，“我”的一生都在這里，“我”的祖祖輩輩和“我”的根就在這里。

社會關系造就了建筑形態與城市狀態。

在舊時的北京，寺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它把人組織起來，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

透過寺廟這樣一個公共空間，我們發現老北京城市生活的三個特點：

其一，舊時北京以胡同為基本社區單元，胡同是生活空間、商業空間，也是行政空間，它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在這里，和職員與家庭主婦不同的商人，特別是中小商人在基層社會中扮演了勾連人際關系的核心角色。

其二，圍繞寺廟所形成的社區共同體具有相當程度的主體性和自治性。不同行業形成的聯盟可以實現良好的自主管理。

最后，胡同是人的空間，一個人往往就在這里出生，在這里生活，在這里愛，在這里死，它為人的政治訴求、經濟訴求和文化教育提供了空間，也構成了一個核心紐帶。

附：100年前北平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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