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庫故事‖在抗日救國的艱苦歲月里 作者：徐春圃

我是年逾古稀未婚的獨身女人。這個結果我是感到滿意的，因為這和我一生中的孤癖、悲憤、創蕩、刀光劍影與曲折艱險道路，是協調一致的。

我雖是一名女人，但從少年起就反對舊禮教的束縛。在小學讀書時，愛看武俠小說，崇拜花木蘭式的幗國英雄。一九二九年我十七歲時，就學于法庫縣基督教會辦的純貞女校，并被選為學生自治會的成員。在一次由自治會舉辦的“強權與真理”的辯論會上，不同觀點爭論中，揭露了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的種種罪行，引起校方不滿，并歸咎于我個人。因此，在氣憤中離開學校。輟學后，又因受到意想不到的人身侮辱，在氣憤、痛恨交加的情況下，我于一九三一年初，背著家人，女扮男裝，盲目走出。幸而在沈陽遇到家鄉五臺子村的王濟堂(字鴻烈)去錦洲，我隨之同行。以后又輾轉到天津。為找出路，見天津勸業場育英排球社登報招收女職員，報名被錄用后才發現，所謂女職員實際是女招待，這當然不是我所愿從事的職業。這時“九·一八”事變已發生。我脫離該社后，經當時在北平的原法庫縣純貞女校代校長張寅濱介紹，混同東北流亡學生到王化一辦的收容所，后被編入東北學院初中補習班。學生穿軍裝，在學習文化的同時，也受軍訓，以適應抗戰需要。

從此我認為已達到夙愿，便給家中寫信，告知在補習班的學習情況。家中怕我當兵，立即給我寫了回信，假說母親患重病，胞兄徐春閣(字鵬飛)摔傷，令火速請假回家。我信以為真，并擔憂失去和母兄相見機會，便斷然返里省親。這時是一九三一年末。當時日寇已侵占東北鐵路沿線部分城市，并將其侵略魔爪繼續伸向各地。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各地群眾自發地組織一些抗日武裝。同時也有一些土匪，打著抗日招牌，乘機進行搶劫，社會治安秩序非常混亂。我回家途中，在沈陽換乘“沈法”客車，行至大孤家子南，聽說前面有“情況”，旅客紛紛下車，最后只剩康平縣康、白二位旅客，加上我和司機共四人，繼續乘車前進。當汽車行駛到大孤家村村南時，驟遇興隆山方向的亂槍射擊，康平縣姓康的當場被打死，司機負傷。我見勢不好，就反復高喊:“不要打啦，都是中國人!”槍聲稍斂，我推門下車。這時一個年歲大一點的人持槍將我帶到興隆山村李村長家盤問，我說我是法庫流亡到北平的學生，張學良將軍正組織我們抗日。他聽后以報歉的口吻說:“方才是誤會，我們以為你們是日本人呢!”經過交談才得知，此人是當時的法庫縣保安團長劉世祥，匪號“老來好”當時他將我送到大桑林子村他的家中，并盛情款待。還用電話通知我家將我接回。由于劉世祥誤認我是張學良將軍派回東北的，所以臨行時劉對我說:“將來少帥有用我之處，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我回到家中后，見到父母和兄嫂都很健康，我當然很高興。然而，當時日偽清查很嚴，我不能在家久居，父母也迫于當時形勢，同意我再去北平，從此我走向抗日救國的艱苦歲月。

在“抗日救國會”受命

一九三二年農歷二月，我銜恨第二次離家，入東北學院初中補習班讀書。

回憶學習期間最吸引人的是霍維周老師主講的時事教育課。他講課時表情嚴肅，言辭激昂，充溢著民族自信心，一再強調要我們下定抗日救國的決心和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聽了真令人精神振奮，勇氣倍增。在討論發言時，我表示一定要沖鋒陷陣，以身許國。霍老師對我很重視，后來就派高中班女生張我卿接近我，幫助我學文化，鼓勵我立志救國，我非常愿意同她接近。入校開始一段熱情很高，可是時間一久，由于思想基礎不牢，想到自己流亡在外，背井離鄉，情緒漸漸不安起來。這時有一少部分女同學，先后離校他就，我也就盲目地隨從她們離開了學校。可是出校后向何處去呢?北平我無親無友，不禁茫然!有的同學勸我去“萬國道德會”，我只好前去一顧，可是去后發現，這個組織不是學校，是專門宣揚修身養性，要婦女作男人附屬品，安分守己，當賢妻良母的講(封建)道德的地方。當我發現在這里與抗日救國無關的時候，不禁懊喪。但手頭金錢日拙，貧病交加，十分凄苦。幸好張我卿同學常來看我，每次都給我帶些生活日用品，而且不容我推卻，硬塞給我一些零用錢，對我進行安慰，成為我“離愁別緒”中的最親密的姊妹。

張我卿在一次看我的時候，用試探的口氣問我:“你認為這里是久居的地方嗎?”我說:“不然又有什么辦法呢?”她說:“霍維周老師說，你如果同意，他想介紹你到救國會去，從事抗日工作。”我說:“那可求之不得，這里哪是我久居的地方。”幾天后，張領我去見霍老師，霍對我進行一番考問之后，看我志向堅決，就親自送我到救國會去，從此我開始走上了真正抗日救國道路。

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辦公地點設在北平舊刑部街奉天會館。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成立的。救國會內部組織設有執委三十一人，我認識的不多，其中有東北籍軍官、法團領袖、大學教授，也有身份不公開的各黨派人物。常委九人。我較熟悉的是兼任總務部正副部長的盧廣績、高崇民;軍事部正副部長的王化一、彰根國;宣傳部正副部長的杜重遠、閻寶航。(杜重遠去上海之后，閻寶航當部長，霍維周代副部長)具體辦公人員有朱煥階，他任秘書兼《救國旬刊》總編輯。熊飛是指揮軍事和擴充隊伍的。救國會的主要活動:(一)組織愛國人士去南京請愿;(二)收容東北的青年和學生;(三)成立難民救濟院;(四)組織遼寧義勇軍;(五)聯系吉、黑兩省義勇軍;(六)開展敵后工作等。在工作上我由熊飛領導，在學習和生活方面，朱煥階對我很關心。我視他們為長輩，虛心求教。

同年五月，熊飛分派我以道德會員身份回法庫動員“老來好”劉世祥參加義勇軍抗日。我回到家中后，經三舅父徐風生送我到大桑林子劉世祥家，經交談劉表示率部堅決抗日。隨后我又持名片拜見偽法庫縣長梁化一，傳達人員以縣長因事不在，婉言謝絕。我隨后返回北平。

在遼西義勇軍鄭桂林部

在遼西一帶活動頻繁，曾給日本侵略者以重創的義勇軍領袖鄭桂林，是東北講武堂的畢業生，當過東北軍的連長。在“江湖”上報號“天狗”，寓意是“天狗吃日頭”，矢志消滅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變后，他曾跟隨第四路義勇軍司令耿繼周，在新民一帶與日軍打游擊戰。鄭桂林恨敵入骨，殺敵心切，在群眾中有號召力，常常在敵人疏漏地方進擊，曾一度處于優勢，被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任命為義勇軍第四十八支隊司令，重點在遼西虹螺峴一帶活動。

一九三二年八月，鄭桂林召開支隊成立誓師大會。邀請救國會領導參加。以霍維周、韓天佑為首，我和王振武、夏本顏參與前往。東北學院有二十多名男生，在訓育主任崔荔堂帶領下一同參加。大會在立根臺召開，聲勢很大，會場上人山人海。鄭桂林的誓師講話，慷慨激昂，振奮人心。又請霍維周講話，霍老師講了不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啟發大家：民族大業必須靠人民大眾起來奮斗，東北人不甘心當亡國奴，抗日救國必定勝利。霍維周講話之后，指令要我在會上講話，我沒有準備不敢講，他嚴厲地命令我，要像“行動”那樣，敢于說話。于是我在心情極度緊張的情況下講了幾句話。說明了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決心，說明東北各地敵后都有我們義勇軍的隊伍，救國就不要怕死，日本侵略者再兇殘我們也不能屈服。當時因為年青，身材不高，又是個女孩子，所以給群眾印象較深。我看到會場群眾情緒高昂，握有長短槍支、大刀長矛的民眾中蘊藏著無盡的力量。

鄭桂林部下有兩個副司令：吳金鐸和李鐵錚。李是慣匪，綽號“草上飛”。大會當晚，鄭桂林就帶著隊伍向山海關挺進，我對鄭的雷厲風行的作風很欽佩，要求隨軍前往。當晚東中學生劉志遠特意找到我，作了自我介紹，告訴我：“副司令李鐵錚不懷好意，要在你身上打主意，準備強行將你留下。聽說你要上前線，他要設法阻攔，你是年輕女性，在世俗面前必須格外小心。他們雖然是義勇軍，難免良莠不齊啊！”我從內心感謝劉志遠對我的關心和忠告，隨后慌忙去找霍維周老師，霍老師很重視這件事，當即指派夏本顏等幾個可靠的人，對我輪流保護，第二天，由夏本顏等親自護送，我從留守營上車回北平，霍老師囑托我向救國會熊飛匯報此行情況。

與法庫十五路義勇軍接觸

霍維周和熊飛知道我前次回法庫時，“老來好”劉世祥及其幫絡有過接觸，遂再次派我說服劉世祥，使其和在法庫建立的第十五路義勇軍聯合，擴大武裝力量。指示我活動方法，發給護照，派令我回法庫家鄉活動。同時派東北籍的中國大學學生熊飛的同鄉王之夫隨我共同工作。我們的名義都是救國會的聯絡員。

熊飛告訴我們:如果與遼北專員高文斌聯系上，以后的行動就聽高文斌指揮。同行的還有自愿返東北抗日的原東北軍連長毛英文，到沈后毛自行他往，失去聯系。

從沈陽北行時，因沿途日偽盤查甚緊，我和王之夫假稱親兄妹，到東北探親。一切文件和護照都由我攜帶。我那年雖已二十歲，但身材矮小，看來不過是一名十幾歲的楞丫頭，容易蒙過敵人眼目。途中一切盤查都由我去應付，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雖缺少世故經驗，但是傻大膽，不把兇惡的敵人放在眼里，因而得以順利地通過。

王之夫是大學生，有知識，善詞令，而我則是膽子大、勇氣足，相互配合，應付各種不同遭遇，倒也很為合適。路經綏中，

雖受嚴厲檢查，也不曾被敵人識破。我們先在孫家臺下車，轉道昌圖，找我的女友李毓秀，李不在家，經他祖父的熱心指點，到通江口找第十五路義勇軍后方辦事處。副司令王啟(又名王雅斌)在那里。中間還有一段早路，我就改扮男裝，與王之夫兄弟相稱。途中突然有二十多名暗帶武器的便衣人員，阻攔盤問，來勢很兇，王之夫退后，我迎上去答話。觀察他們可能是幫“好漢”，因為我在劉世祥處學會了一些“江湖”應用語言，首先告訴他們我是女扮男裝，叫他們不可魯莽。我問明他們是哪個“綹子”的，“攔把”是誰，在哪個“山頭”之后，他們問我是“清碰”還是“混碰”?①我順嘴說“清混都碰”后，立即惹起他們的疑心，便不容分說，把我和王之夫分別捆綁起來，說我們是漢奸。我又一次請他們說明來歷，他們自稱是“金山好”崔子良部下②，不是十五路義勇軍。我改口說:“那么我們是一家人”，叫他們松開我右手，拿出我們的護照。一個頭目人看了，立即給我們松綁道歉，很有禮貌地把我們送到司令部，見到了副司令王啟，王之夫對他說明情況，王啟熱情接待，飯后派營長國子場帶二十人，護送我們去找司令劉翔閣。

劉翔閣又名劉集云，是法庫縣西街劉俊豐的三子。其人曾在東北軍當過連長。“九·一八”后立志抗日救國，由北平回東北來組織第十五路義勇軍第一支隊。本來救國會已委任賈明倫為司令，但賈很少到前線來，前線工作實際全由副司令劉翔閣承擔，所以當時有個說法是:“前方知劉不知賈，后方知賈不知劉”。但遼北專員高文斌對劉翔閣很賞識，鼓勵他大膽負責。所以當我和王之夫到桃山司令部來，深受劉翔閣的歡迎，從此疏通了劉翔閣和救國會的關系。

見到劉翔閣，經他介紹，知道了他的斗爭過程。他回到東北后，先到昌圖縣，找他的大哥劉鳳閣和二哥劉麟閣。這同心抗日的三兄弟，通過親友關系，請出愛國人士于俊豐(曾任東北軍團長)、馮煥章、張殿文、傅友三、劉廣文(新民縣人報號廣字)、王化周、樊振山、杜鴻魁、金山好以及我們在通江口見過的王啟和送我們來法庫的國子揚(報號黑虎)。這些人都是軍隊中或“江湖”里能征慣戰的闖將，他們聯合起來，舉著抗日救國的旗幟，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所以能夠巧渡遼河，奇襲通江口，占領“燒鍋”，控制通江口全鎮，還繳獲不少槍支彈藥和迫擊炮兩門。軍威大振，日偽膽寒。為擴戰果，隨即將司令部遷往法庫桃山燒鍋院內。

當時法庫城里沒有日本的一兵一卒，漢奸的縣政府頭面人物，都逃往鐵嶺避難，城里的治安由臨時的護城司令部維持。司令是偽公安局長姜化東，副司令是保安團的劉東升。另有一個蒙古駐軍司令包玉山。實質這些人都是秉承大漢奸張海鵬的旨意，名曰“獨立”，實質投靠日寇，欺騙群眾，依靠城周圍的電網壕，龜縮在城里。而城外的十五路義勇軍第一支隊副司令劉翔閣，聯合四鄉民團以及各幫綹，共有武裝人員五千多，將縣城團團圍住，迫使他們不能出進。城里糧食與燒柴日趨緊張，人心惶恐，軍無戰意，很不安定。

劉翔閣的打算是，趁日寇還來不及顧全法庫之際，義勇軍迅速擴大力量，早日攻圍、進城。聽說劉世祥雖然受敵誘引，被封為保安團長，但隊伍尚未完全開來。我想急于把劉世祥聯系上，交給他救國會委他為旅長的證件。爭取他早日出頭抗日。劉翔閣叫我到陶屯去找王團長研究，可是由桃山到陶屯，必須經過二龍山上偽軍的崗樓，很難通過，只好夜行。劉翔閣說:必須仔細計議安排。但我急于求成，堅持要在當夜行動，劉副司令見勸阻無效，就派一名熟悉道路姓洪的青年軍官，各備走馬一匹，伴我同行。當時夜色漆黑，又逢小雨，路途難行，只好由榛柴崗子一側繞道。走橫壟穿高粱地，不巧又迷失方向。馬都跑出汗來，還沒摸清陶屯方向。后來發現一點燈光，就撲亮而去，由該院西北墻豁進院。持槍崗哨發現我們后感到愕然，問我們從哪進的院，方知墻豁是剛被雨水浸倒，崗哨尚未發現。我們也問明了這里正是王團長的住所，房東叫范秀山。經說明來意，王團長出迎，讓我們進屋。王團長介紹，當前縣城內外關系緊張，鐵嶺方面也有情況，劉世樣還在大桑林子，聯系很困難，勸我先回桃山司令部，劉世祥方面由他設法聯系。

我在桃山司令部住三天。這時遼北蒙邊宣撫專員高文斌，由康平派來蒙族軍官王子印到法庫城內與蒙軍包玉山司令談判，意圖是要他們與義勇軍合作，共同抗日。因王子印也是蒙族，與包玉山熟識，可以進言。王子印進城談判時，我也騎馬同行。目的是回家讓家人設法與劉世祥聯系。但返家不到半小時，即被蒙軍傳到司令部，經審問后，將我送出北門。后來劉翔閣對我說，王子印的談判結果很壞，城里偽軍死心塌地投靠日本，最近就將有大規模戰斗。他寫了一份報告，讓我去康平面見專員高文斌，研究下一步行動。

參加康平婦女界的愛國誓師大會

我去康平，在專員行署面見高文斌，匯報了我們此行的任務和經過。高文斌對我很贊許，安頓我在康平縣旅館居住。引見我和康平縣政府的要人們會面。如縣長張維周、公安局長譚匯峰、教育局長費永久、商會會長楊相臣等，還有各界婦女代表。當高文斌帶我去康平縣政府的時候，縣政府各科室人員在門前夾道歡迎，如接貴賓。去前高文斌囑咐我，要我大大方方地出面，見人接物要有派頭，讓他(她)們見到抗日救國大后方的"使者"后，留有良好印象，以有利于繼續開展抗日活動。授意我應說的話，使他們相信后方的力量，從而增強戰斗信心。

果然，會場內外都把我看成是東北抗日救國會派來的，紛紛向我探詢后方情況，了解抗日的前景。我也按照高文斌的意圖，在談話中盡量起到宣傳和鼓舞士氣的作用。高表示贊賞，宣傳效果也很好。會間由康平縣長與高文斌商定，在康平女師學校，召開各界婦女愛國誓師大會。大會是在女師禮堂進行的，有縣長夫人、商會會長夫人、各界知名的婦女和女師全體師生參加，共有二百多人。大會主持人介紹我在大會上講話。本來我沒有這種精神準備，在如此隆重的場面下，真有些難以應付。高文斌沒有參加，好在他已將講話內容指點給我，我只好依照他指教的路子，慷慨陳詞。確也得到與會者的重視，不少人紛紛登臺，表示國難當頭，愛國婦女一定要擺脫封建束縛，挺身而出，為抗日救國獻身出力，并在一塊天蘭色棉布上簽名，表示決心。嗣后，我把簽名的橫幅帶回北平，將大會盛況，一并向救國會匯報。

高文斌還很嚴肅地對我說，最近在法康兩縣之間，將要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戰斗，結果很難予料，讓我趕快經由法庫辭別劉翔閣返回北平。此時王之夫已提前返回。高文斌還親自寫了書面報告，叫我帶回北平向救國會和后援會匯報。并囑咐我一路必須萬分謹慎，不可疏忽大意。我不得不控制惜別情緒，回到法庫桃山司令部。劉翔閣叫我第二天立即起程。當時我提議把劉翔閣隨軍的次子劉鐵軍(又名劉易秦)，帶去北平安排就學，以免在軍中耽誤年華。劉翔閣同意。我和劉鐵軍假稱“姑侄”，以便途中敵人盤查時，減少懷疑。

去"遼吉黑后援會"匯報

我帶劉鐵軍經由昌圖去西豐，口稱再訪李毓秀，實際是要完成救國會張希堯委托我到西豐縣師范學校找校長朱賡韶，傳達一個“信息”。完成任務后，回孫家臺換車，由營口乘輪船經天津回北平。這次在孫家臺換車時，曾見到日偽對我和劉翔閣的通輯令。到北平后就聽說，抗日義勇軍在法康一帶雖給日寇以重創，但寡不敵眾，劉翔閣部被擊潰，專員高文斌在前線指揮時被俘，我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隨后到救國會向熊飛匯報，交出劉翔閣和高文斌的書面報告，康平愛國婦女的簽名以及接觸各界人物的“名片”，熊飛很滿意。對法康戰役情況，不勝惋惜，但他認為是力量對比的懸殊，雖然戰爭失利，卻顯示了中華民族抗日的決心，對我進行安慰，要我看到光明。翌日，領我到“遼吉黑后援會”，向朱子樵將軍匯報。

朱子樵(又名朱慶瀾)將軍，清末在奉天作官，當過營務處總辦，辛亥革命前去四川當將軍，民國年間當過廣東省省長，張作霖時代，當過黑龍江省督軍，中東路特區長官。一九二六年辭官不作。“九·一八”后馬占山抗日期間，上海各界推戴朱子樵將軍成立“遼吉黑后援會”。憑著他的資歷和威望，接受國內外名流、華僑的捐款，上海文化界是這個后援會的支柱。后援會地址在北平油漆桌胡同一號。辦事人員有總務高仁線、財務姚xx、慰勞孫志鴻，主持工作的是何遂、何清明。這里的主要工作是為抗日前線募捐、征集藥品和軍火，在后方安撫傷員、安置戰士家屬、慰問前線等項工作。

因熊飛對我遼北之行較為贊賞，遂領我向朱子樵將軍當面匯報遼北抗日情況，呈上各種文件，朱將軍表示滿意，當即留我在后援會慰勞組與姚瑞芳一起工作。

深入憲兵隊探望高文斌

高文斌被俘后，日軍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要高文斌投降，收復殘部一并歸順。高文斌以民族大義為重，只要求速死，決不投降。敵人無法又不敢擅自處理這樣人物，只好押到沈陽東塔日本憲兵隊監獄。

一九三三年三月，后援會朱慶瀾會長委派我化名高文元，以高文斌胞妹的身份，帶五百元錢，到沈陽日本憲兵隊探監。由北平同來沈陽的，有姚瑞芳和法庫基督教會長老商化俗的孫子商紹祿。到沈陽，回法庫，姚不久返回北平。我以高文斌胞妹身份到監獄去過幾次。監獄允許我和高文斌見面，而且沒用專人監視，待遇從優，只是不允許外出。高文斌說他明白日本人的意圖，殺了他沒多大作用，利用他誘惑抗日人員。高文斌只好敷衍塞責，等待時機。我耳聞目睹覺得很放心。我對他說后援會的態度既不想讓他以強硬態度對待，招來殺身之禍，更囑咐高文斌千萬不要公開投降，不要發表投降性的言論或聲明，否則對東北抗日救亡運動極為不利。要想法周旋，后援會一定設法拯救。在經濟上作聯系和賄買活動。同時告訴高文斌，在他被俘之后賈明倫指揮的義勇軍，也俘獲不少日偽軍官，我方已向日本方面聲言，要想保住日偽俘虜的生命，必須好自對待高文斌，否則不但以牙還牙，而且要以十抵一。這樣脅迫日軍不敢輕舉妄動。在一次探監時，日本憲兵隊長新關對我說:“你哥哥在這里很苦悶，你也住在這里吧!”我趕忙說:“我自己還有事，我嫂嫂已在這，不比我更好一些嗎?”因高文斌被押送沈陽后，經憲兵隊允許，他的妻子王玉珍。隨從方鐵軍也搬進憲兵隊，單設屋子與高文斌共同生活。高文斌對此曾對我說過:“這也是日本人的一種軟招子。”

高文斌雖被俘入獄，但仍與其部下魏國昌(字興華)暗中策劃抗日工作，我與高文斌分手后，就按計劃去昌圖縣，通過女友李毓秀到女子師范化名蘇雅卿當旁聽生，繼續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吉林省盤石縣義勇軍宋國榮部之行

一九三三年春，在后援會會長朱慶瀾等人研究派我去沈陽探監時，我當場征詢還有別的任務沒有，在場的夏福興(當時都叫他夏軍長)說，聽說盤石縣一帶有“鎮北侯”、“毛團”、“宋營”進行抗日，有機會應和他們進行聯系。當時經過后援會、救國會朱慶瀾、夏福興、熊飛等領導人員研究決定，我到東北后如能和“鎮北侯”聯系上，可將該部改為抗日義勇軍第八路軍，并帶了正、副司令的空白委任狀。我在沈陽監獄和高文斌分手后，按高的意見，到昌圖縣女子師范當“旁聽生”期間，通過表兄高文介紹，認識兩位愛國人士，一是東北大學畢業生楊卓如，一是在講武堂當過連長的徐建章。同年五月，我和楊、徐同去吉林盤石。

行前對該部的具體情況并不詳細。我們出發后在朝陽鎮下車。在當地一個姓孫的幫助下，雇一輛馬車。車夫姓沙，是回族人，送我們進山。首先和特務營長劉興汗見面，當晚我們住在泉眼溝閻逸民家。閻家是這支部隊的聯絡站。經了解，司令叫宋國榮，副司令叫毛興武，并未找到“鎮北侯”只是聽說此人姓孟。幾天后，楊卓如和徐建章告別他去。我住在閻家，深得閻妻曹吻波及其二嫂的親熱招待，如逢親人。

我把委任狀親自交給宋國榮，毛興武之后，經介紹，也認識了團長曹閣飛、營長閻友盛。曹閣飛是當地的教育家，毀家棄業，投筆抗日，令人欽佩。閻友盛是閻逸民的二哥，也一見如 故。閻逸民當時擔任政治部主任。參謀姓王。后來我就隨著宋部行動，外出全是日宿夜行。對于路線我不熟，約略記得經過雙陽、伊通、盤石、輝南等地。途中也接觸不少武裝頭頭，曾經會見過東豐縣大隊長王德。

返回閻逸民家之后，因為我已完成送發委任狀和了解宋部活動情況的任務，便向宋國榮司令告別。由閻逸民、曹吻波夫婦護送。為了應付可能遇到的麻煩，叫我裝成重病號，由曹吻波等攙扶送到朝陽鎮，乘火車又到昌圖縣李毓秀家暫住。后來朱慶瀾派姚瑞芳到沈陽用書信通知我去上海，并約定在敬安寺街陳家與朱見面。到上海后，在陳家的花園一個涼亭里，向朱將軍匯報去沈陽探監和到宋國榮部的全部情況。

后來得知宋國榮的第八路義勇軍，在靠山屯與日軍作戰，戰爭激烈，雙方各有傷亡，打死日軍一個尉級軍官，劉興汗犧性。救國會在北平申請讓劉興汗入烈士祠，但是宋哲元奉蔣介石命令，停止對義勇軍犧牲的將士按烈士對待，大家甚感遺憾。

癸酉光復社始末

一九三二年冬，后援會改組后，何清明再次派我和李少白回法庫與“老來好”劉世樣聯系。我們抵沈后，得知日寇已侵占法庫，控制很嚴，無法聯系，這次通過李少白介紹，認識了原籍沈陽后來在黑龍江偽警備司令部任打字員的馮玉芝。(又名馮穎思)一九三三年春，我奉命從昌圖到上海向朱慶瀾將軍匯報東北之行情況，日蔣已簽訂塘沽協定，蔣介石明令取締后援會，救國會等抗日組織。為保存實力繼續抗日，匯報后，朱將軍讓我到北平，在閻寶航(又名閻玉衡)領導下開展工作。經閻寶航與其秘書潘賡棋研究，組織癸酉光復社④，到東北宣傳抗日，組織抗日武裝力量。決定由我任癸酉光復社負責人，到東北進行活動。從此我認識了張雅軒(又名張金輝)、戴昊、江濤(又名江國柱)、張汝權等。

一九三三年夏，我用書信和當年春季去黑龍江偽警備司令部工作的馮穎思聯系，化名江蔬園并偽稱是馮的表妹住在馮家。當時馮的胞兄馮志明是偽警備司令部的參謀。我的工作和生活由馮穎思負責安排，在黑龍江省華北女子中學當過一段“旁聽生”為掩護。

同年末，高文斌獲釋后用信件密告我去沈陽。我和馮穎思先后返回沈陽。癸酉光復社停止活動。

到沈后，聽說高文斌，他雖被釋放，但不許離開沈陽，敵方暗中設人監視。我和馮穎思見他很好，就在他領導下，在沈陽繼續活動。

困難重重擺脫難

一九三四年春，隱蔽的抗日救國志士，在沈陽大同報社充當記者的江濤和郭庸二人，因為來往郵寄活動費，被日本人發現，很快就將江、郭二人逮捕。據說郭庸在審訊中死難，江濤受不住嚴刑拷打，供認說:“徐春圃在沈陽，將她抓到，全面情況可以一目了然。”另外，我的女友李毓秀因在昌圖散發抗日傳單，被逮捕送來沈陽，同馮穎思的母親麻氏、胞弟馮恕明一同擁在故宜憲兵隊。李毓秀慘遭刑訊，使在沈陽的抗日人員感到痛心和窒息。

有一天，高文斌打發方鐵軍通知我，到沈陽市第三醫院和他接頭，因他妻子王玉珍正在住院。我和馮穎思去后，正趕上護士查房。其中有一個女護士叫亢寶榮，是我的同學，她已認出是我，怕她走漏消息，我急忙離開醫院。剛一出門，看到追捕車走過，但沒有發現我，我和馮穎思趕緊跑到她的姨娘老胡家，因為她家正在修筑營業用房，建筑材料堆積雜亂，后邊住處不明顯，可以暫時棲身。過了七日，日落之前馮穎思通知我，這里不妥，趕快轉移，高專員派人來接。離開胡家到大北關高文斌的表弟李家，仍感到不安全，只得白天到女澡塘洗澡，晚間到附近山溝去隱藏，躲避搜捕。后來經馮穎思到南滿醫大與護士劉淑清以及劉的未婚夫芮大夫商量，只準我倆住一宿，第二天必須離開。這時我想到以前通過張雅軒關系，知道劉仲明大夫在小河沿醫院工作，經劉幫助，我和馮穎思偽稱姑嫂，馮假裝患病，我護理她住院。剛辦完入院手續，我去藥房取藥，遇見值班護士趙雯笙，她是法庫商紹祿之妻也認識我。在這樣“草木皆兵”的緊急關頭，我決不敢粗心大意。于是急忙辦出院手續，離開這里到醫大去找機會。因沒有恰當人不留住院，只好到車站和浴池去避風，夜間萬不得已就坐馬車到揚孚里高文斌家去想對策。途中發現有一輛馬車，遙遙尾隨，予感不妙，到高家下車，我們直奔后面平房，這是高的部下居住的地方，后面的馬車到高家樓房下車，正好錯開。我找到高文斌，說明了情況，他叫人把桌凳搭在后墻里，架起梯子，準備讓我從后墻逃走。他說:“只要你不在我家被捕，我就有法把你轉移。”

當知道坐后面馬車趕來的不是敵人，而是高文斌的表弟戴宏圖，他是法庫西街人，在四跳鐵路局當會計，這次是來投奔高文斌，我們才松了一口氣，自笑是“庸人自擾”。經妥善研究，高決定讓我剃發女扮男裝，遂由高文斌的隨從方鐵軍出去購買破舊衣帽鞋子，毯子等。改男裝后，我把臉揉得暗黑，耳朵眼塞上煙膏，鼻孔塞上紙團，變化聽覺和發音。我若不化裝是很難逃脫的。車過秦皇島時，有人對相片，我鉆到一等車廂，受到姓齊的列車長盤問。我向他申明民族大義，說明了我的身份，并說倘因此而有意外，你要負責。他說:“讓我負責你也得回到三等車廂。因為你這個形象在一等車廂更容易被識破，混入三等廂人多類雜，好隱蔽。”我同意他的看法。他將我送回三等車廂人多擁擠的地方，幸得平安回到北平。

注:①“清碰”是當胡匪前認識，“混碰”是當胡匪后認識。

②我知道有兩個金山好:一個是崔子良在開原、昌圖一帶活

動;另一個是王團長由康平方向來法。

③經回憶，鄭桂林部支隊成立大會可能是在立根臺。

④癸酉是指農歷一九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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