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為大足千手觀音造了一只可拆卸的手

在重慶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館員陳卉麗的職業生涯里，很多經歷都和“手”有關。

第一次隔著手套觸碰文物時，她感受來自千年前的溫度，除了修復師，沒人能這樣與千年石刻親密接觸。后來，她和團隊花了8年修復千手觀音，為一只“無據可依”的殘手做了可拆卸的“義肢”。她這雙曾長著凍瘡的手、被化學試劑刺激過敏的手，在把30年的積累傳遞給下一代文物保護人員。

近日，陳卉麗獲得由國家文物局聯合全國總工會授予的“全國文物大工匠”稱號。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她反復強調，文物是有生命的，文物修復工作是搶救生命，讓文物“延年益壽”。

她至今記得第一次觸碰文物的感覺

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石刻博物館），每位文物修復師都能隨時給游客講解一番，在潛心進行文物修復和研究工作之前，他們都需要承擔一段時間的講解員工作。這源于老館長郭相穎定下的規則，為了讓員工熟悉文物家底。

1995年，陳卉麗30歲，為了解決夫妻分居兩地問題，她被調入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開始了11個月的講解歷程。此前，她學的是針織專業，在絲織廠、塑料廠工作。博物館的文物和她之間，隔著圍欄，也隔著幾百上千年的距離。

她每天與那些石像對視，起初只是背講解詞，后來漸漸看出了它們的表情。“石質在風化，有斷裂、有殘缺，表面的彩繪在脫落，有些已經生病難受，表情痛苦……”她開始想：如果能修它們，該多好。

11個月后，單位組織講解員考試，這個半路出家的跨界青年，筆試第一，面試第二，加上還懂化學和材料，隨即被調入保護工程中心。

“當講解員是摸不到文物的，文物禁止觸摸，但修復師可以。”陳卉麗說。

她至今記得第一次觸碰文物的感覺，“一跟它接觸，一下子就會有反應：我們的古人真是了不起”。隔著手套，感受石質的溫度、紋理，粗糙或光滑，那是古代工匠一錘一鑿留下的痕跡。

30年修復生涯，陳卉麗總結了一套方法——“望聞問切”。望，用眼睛看；聞，用鼻子嗅；問，向人打聽歷史；切，用手去觸摸。“你站在下面，一看就知道它哪里不舒服。”

但“看”只能看到表面，內部的病害，比如空鼓有多深、裂隙有多大，就要靠儀器——紅外熱成像、X射線探傷、超聲波檢測……她把這叫“中西醫結合”，“傳統與科技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石像修復中，有些部位用的是傳統材料，比如，金箔黏合劑用的是大漆，“在重慶潮濕的氣候環境中，大漆是最好的，這是經過實驗驗證的”。而決定用什么材料、怎么用，材料濃度夠不夠，注入裂隙的力度是輕是重……儀器有時候并不能確切告訴修復人員，要靠在無數次試錯中慢慢學會的“手感”來判斷。

牽掛千手觀音的那只“殘手”

從初唐第一錘鑿石之聲，在重慶大足一個名叫尖山子的地方響起，大足石刻在崎嶇的山間已經屹立了千年。其中，千手觀音造像是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繪、貼金于一體的摩崖石刻造像。但在歷經800多年風雨后，造像金箔開裂、脫落、彩繪變色，更涉及石質胎體內部損傷等34種病害。2008年汶川地震后，國家文物局對受地震影響的文物展開調查，將其確定為全國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陳卉麗是該石質修復組組長。

除了病害多，千手觀音造像體量巨大——220平方米的展開面積、1007只手，和山體相連，是大型不可移動文物，修復人員只能在腳手架上，或躺或跪或趴，去適應文物；國內外都沒有成功經驗可以借鑒，每一步都靠陳卉麗團隊自己摸索。

如今，參觀者站在千手觀音前，很難看出有一只手是可拆卸的。當時，這只手到底修不修？該如何修？困擾了陳卉麗好幾個月。

那是主尊像6組手中的一只，早在1945年就已殘缺，此前被用一塊手帕狀的泥灰不當修復。當團隊去除后期添加物、準備按原貌復原時，卻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按照造像對稱原則，這只手需要偏離25度角，才能與對稱的那只手對齊。是當初的工匠雕刻時就偏了，還是另有依據？

陳卉麗帶隊跑遍了河北、山東等地的石窟，查閱了大量資料，都找不到任何可供參考的依據。這只殘手處于視覺最中心的位置，十分影響千手觀音的整體藝術效果。最終，她提出了一個頗為大膽的方案——可拆卸式修復。

陳卉麗團隊依據千手觀音造像對稱原則，按照另一側對應手的形態，在斷手原有的修復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的“義肢”。這樣一來，既恢復了視覺上的完美，又為未來的修復留有空間，如果將來找到了確鑿的歷史依據，可以輕松取下重做。方案通過了專家評審。

這只至今尚未找到修復依據的“義肢”，“不對外說，其實是沒有任何人知道的。但我們保存了文字、照片、影像記錄，并主動公開出來，就是為了科學、嚴謹，也為將來的修復留下空間。”陳卉麗說。

遞出文物修復的接力棒

61歲的陳卉麗已逐漸從一線修復轉向幕后的人才培養。近期，她剛去上海給一個石質修復工作坊授課。臺下27名學生，有故宮博物院的修復師，有浙江古建院的博士，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安岳石窟研究院的研究員，也有職業技術院校的學生。

她講石質文物的病害辨識、病害機理、保護材料篩選、修復工藝，也講修復理念和原則怎么在實踐中落地。“理論知識要講，但更重要的是技能培訓。”她說，現在很多年輕修復師學歷高、理論知識扎實，但知識怎么跟實踐結合，要有訓練的過程。比如，全世界通用的“真實性”“最小干預”這些原則，在具體修復中怎么貫徹，必須到工地上去體會、去感受。

陳卉麗說，當前我國的文物保護需求巨大，一線的修復人員還較為缺乏。“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結果，需要基層的修復人員落地實踐，讓研究成果落地就是我們基層文保單位的主責主業。”

一線修復環境復雜艱苦，挑戰也大。她坦言，如果沒有決心和毅力，是做不好這項工作的。因此，她現在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去講課、培訓，正是希望更多年輕人了解一線的真實情況，也愿意沉下心來加入這支隊伍。

“國家文物局每年都有很多培訓班，各個文保單位、管理機構、修復公司都派人參加培訓。”陳卉麗比喻，文物的搶救性修復，就像是“救回了文物的命”，而后續和日常的保護工作更需要久久為功。

她還是用醫生看病作類比：“要定期對文物進行‘體檢’巡診，有一丁點兒小病就馬上處理，不要讓輕癥變成危重癥。”文物提倡預防性保護，日常保養就屬于預防性保護中的措施，“改善文物生存環境，讓它們不容易生病”。遇到極端天氣，文保單位會加強對文物情況的監測，避免自然因素的影響。

她帶過的年輕人里，有一個叫阮方紅的碩士，幾年前聽了她的故事慕名而來，現在已經可以獨立完成從修復方案的編制到文物本體的修復。畢業于西北大學文物保護技術專業的00后朱海，也進入她所在的部門工作。“保護工作就像愚公移山，一輩子都干不完，所以接力棒要一棒一棒傳下去。”陳卉麗說。

20世紀90年代，陳卉麗剛入行時，修復環境遠不如現在。她回憶，那時許多文物點沒有通公路，他們坐著雙排座客貨車出發，前面坐人，后面拉工具和材料；車到不了的地方，就下車走幾十分鐘泥巴路。吃飯是難題，冬天只能帶面包、喝涼水；上廁所只能就地解決；中午困了，就地打盹。

“那時候經費不足，腳手架就是搭上鋼管，一個修復人員把繩子拴在腰間，爬上修復處的高度，再把繩子甩下來，把修復工具箱吊上去，下一個修復人員再爬著鋼管上去。腳手架上承載人和工具重量的，也只是幾塊木質踏板，其實不安全。”

隨著國家不斷加大對文物保護工程的投入力度，現在的腳手架，早已進化為安全穩定的升降式腳手架，“我們可以拿著工具和修復材料走專用爬梯”；文物點基本通了公路和水電，有了管理房和廁所，裝上了安防監控系統；修復工具專業化了，實驗室里有了通風櫥，個人防護也科學到位。

如今，陳卉麗仍能利索且毫不猶豫地爬上腳手架，正如30年前。